妇女拥有更多的生命性价值

中国的儒家文化中最显著的糟粕是没有把女人当“人”。

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当周武王说他有十位能人时,孔子说:“人才难得,不是这样的吗?从尧、舜到这时是最为兴旺的了,十人之中,还有妇女,所以只能算九人。”孔子为轻蔑妇女开了先河,二千年来,中国妇女在男权社会中只能是局外人或多余的人,或根本就不算人。汉初的董仲舒把孔子的思想理论化,把《易经》中的阴阳互补哲学改变为阴阳尊卑哲学,形成了男尊女卑的伦理学,在他的理论体系下,妇女成为男人的附属物是天经地义的。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的《白虎通义·三纲六纪》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作为妇女必须遵守的规范,到此,女人是准确意义上的男人的奴隶。

胡适高度评价19世纪初的《镜花缘》作者李汝珍:

三千年的历史上,没有一个人曾大胆地提出妇女问题的各个方面来做公平的讨论。直到十九世纪的初年,才出了这个多才多艺的李汝珍,费了十几年的精力来提出这个极大的问题。……他的女儿国一大段,将来一定要成为世界女权史上一篇永远不朽的大文。他对女子贞操,女子教育,女子选举等等问题的见解,将来一定会在中国女权史上,占一个很光荣的位置。^[14](www.xing528.com)

康有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的《大同书》首先是妇女解放的宣言书。他认为宋代儒学对中国妇女的悲惨命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中国数千年压迫妇女的道德专制进行了揭露。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能够看穿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思想权威的根本缺陷,为中国人民的身心解放打开了第一个缺口。“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等高举妇女解放的旗帜,把男女平等的启蒙观念发展为启蒙群众运动,这才彻底地打破了男尊女卑的偏见。这种划时代的启蒙,其功劳绝不在大禹治水之下。”^[15]为妇女正名立心的是伟大的曹雪芹,《红楼梦》通过文学的形式为还原女性生命性价值发出了感天动地之声。书中有两个世界:一个是少女构成的净水世界,一个是由男人构成的浊泥世界。《红楼梦》把女性视为天地精英灵秀,精神舞台的中心,连最优秀的男子,其智慧也在她们之下。在历史学家和老百姓眼中不值一提的小丫鬟,曹雪芹却发现其“心比天高”的无穷诗意灵性。男人的眼睛总会被占有的欲望和野心所遮蔽,贾宝玉是男性,他在林黛玉的指引下不断地放下欲望,不断地提升和开阔眼界。林黛玉实际上成了引导贾宝玉的女神。刘再复深刻认识到《红楼梦》的伟大意义,他说:“在空间上,女子是男子相对应的社会的另一极。只有两极,才能构成人类社会。然而,在约伯的天平上,这两极是永远倾斜的。在曹雪芹看来,唯有女子这一极才干净,才是重心。这一极的少女部分,不仅具有造物主赋予的集天地精华的超乎男子的容貌,代表着文学的审美向度,而且她们一直处于争名逐利的社会的彼岸,代表着人间的道德向度。道德是不知算计、拒绝世故的婴儿状态和少女状态,即人类的本真本然状态。人类社会一面创造愈来愈多的知识,另一面则被知识所遮蔽而离本真本然愈来愈远。唯有在少女身上,才保存着人类早期的质朴的灵魂。”^[16]2017年,来自瑞典、中国上海市和杭州市的一项调查结果,耐人寻味。瑞典学习圈里学习的人数每年有150万,其中作为圈长的和参与学习的成员,女性占65%;在3万个上海老年学习团队中,作为负责人的和作为学员的,女性占65%;杭州的6500个社区学习共同体核心成员和成员,女性也占66%左右。基于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学习,不是提高人的工具性价值的学习,而是提高人的生命性价值的学习,女性与男性相比,更多地关注生活本身,更多地关注人的内涵丰富与精神生活质量的提高,更少一点关注名、权、利等身外之物。

当然,同样是女性,也有很大的差异。女性常常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生命性价值,并非每一个女性都能这样幸运地走进瑞典的“学习圈”和中国的社区学习共同体,并以此为路径,实现人的生命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