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曾明确指出:“我们看到……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日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4]
1.人为物役。
在工具价值理性的引导下,人类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制造了机器,进而成为机器的奴隶而无法自拔。机器会产生“机心”,即会导致人的异化。从异化劳动概念出发,马克思论述了人同自身、同他人、同自然的异化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劳动在其原始的、非异化的形式中,即是“生命活动本身、生产活动本身”,并进而明确指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就是人类的特性。但是,在异化劳动中,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被歪曲成了异化的活动,因此,生命活动本身仅仅变成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5]马克思不仅注意到了人同自己劳动产品的异化、同劳动的异化,而且还注意到人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同自身、同他人的异化。马克思指出:“因此,异化劳动导致如下结果: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他的精神的、类的能力——变成与人异类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把人自己的身体从人那里异化出去,就像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把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异化出去一样。人从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的本质异化出去,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从人那里异化。”[6]21世纪,经济一体化、技术数字化、人力资源国际化,极端的个人主义、存在主义等对中国文化心理结构产生了极大的冲击,精致的利己主义大行其道。刘再复说,今天的人,一半是机械,一半是动物。他认为21世纪“最根本的问题则是‘文明与文化’的冲突,即器世界、物世界与情世界、心世界的冲突。因为物质形态的器世界是头脑的产物,而生命形态的情世界是心灵的产物,因此,二十一世纪的根本冲突也将是脑与心的冲突”[7]。
我们有太多的人没有搞清楚也不去想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其实,人生的根本,不是金钱财富,不是权力地位,不是功名利禄,更不是仅仅为了谋取一份好的职业。人的根本意义,是让自己的天性得到最大的发展,人生第一等事,就是“致良知”,成为有美好心灵、有道德修养、有益于人类大众的人,成为帮助他人比得到他人或社会的帮助更多的人,成为生命性价值得到充分实现的人。
2.教育成为博取功名的工具。
关于教育的概念众多,学界为弄清它们之间的异同而争论不休。国民教育、终身教育、继续教育、成人教育、社区教育、社会教育、高等教育、老年教育、远程教育、素质教育、职工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等等,不一而足。在我们看来,重要的不是搞清这些名词概念之间的差别异同,而是要搞清楚什么是“教育”,最要紧的是搞清“教育”与“培训”的区别。
教育之“育”应该从尊重生命开始,使人有“面对一丛野菊花而怦然心动”的情怀,在于发现人的“善根”、发展人的善性。对人的尊重,最基本的是尊重生命的存在,知晓生命的不可重复性。人,不可无端地剥夺他者的生命,即使是非常低级的生命,当一个人对低级的生物或者动物随意践踏时,你能指望他尊重高级的生命吗?反之,当一个人充满了对小草、小鱼等弱小生命的关怀,那么对于人的生命,他能不尊重吗?
在暴风雨后的一个早晨,一个男人来到海边散步,他注意到,在沙滩的浅水洼里,有许多被暴风雨卷上来的小鱼。它们被困在浅水洼里,用不了多久,浅水洼里的水就会被沙吸干,被太阳蒸干,这些小鱼就会因干涸而死亡。他慢慢向前走,突然看见一个小男孩,走得很慢并不停地弯下腰,将小鱼从水洼里捡起,吃力地把它们扔进大海。终于,这个男人忍不住走了过去,对小孩说:“水洼里有成千上万的鱼,你救不过来的。”“我知道。”“哦,那你为什么还扔,谁在乎呢?”“这条鱼在乎!”小孩子一边说,一边捡起一条小鱼扔进大海。
《中庸》说:“修道之谓教。”生命的自然的禀赋本来是干净的、纯洁的、善良的、无私的。但是,人往往不可能达到这一境界,因为后天社会的教育和影响,使人的心思龌龊了、心灵肮脏了、行为扭曲了。要把它纠正过来,就要修行,修正自己的行为,把它改过来,所以“修道之谓教”。这个“教”不是宗教的教,是教育的教。“教”,在古人的解释中,也是“学”和“教化”的意思,人同一切众生、一切禽兽不一样,是因为人有思想。把人经过社会的浸染而形成的恶习修正和改过来,这才是教育的目的。教育存在于人生的全过程,教育离开了人的丰富多样的现实生活就不成其为教育。教育该是人的生活方式,在生活的过程中可以不断修正错误,改正缺点,才能发展教育的潜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的过程也是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了应付考试的教育,离本真的教育相去甚远。
真善美总是一致地蕴含在人的天性之中。教育的目的,就是使人的人性得以自觉彰显。一位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纳粹集中营中遭受过非人折磨的幸存者,战后辗转到美国,做了一所学校的校长。每当新教师来到学校,他都会交给新教师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亲爱的老师,我是一名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我亲眼看到了人类不应当见到的情境:毒气室由学有专长的工程师建造;儿童被学识渊博的医生毒死;幼儿被训练有素的护士杀害;妇女和婴儿被受到高中或大学教育的士兵枪杀。看到这一切,我疑惑了:教育究竟是为了什么?我的请求是:请你帮助学生成长为具有人性的人。你们的努力决不应当被用于创造学识渊博的怪物,多才多艺的变态狂,受过高等教育的屠夫。只有在使我们的孩子具有人性的情况下,读、写、算的能力才有意义。”[8]
考察现今教育制度安排,无论教育的名称如何繁多奇异,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教育与生活脱节,与人的生命成长过程分离。教育被视为改变人的命运的工具,教育的过程成为竞争和选拔的过程,教育成为优势地位和稀缺资源分配的代理机制,其实,教育已经沦为博取名利地位的工具,离教育的真谛很遥远,倒是与技能“培训”无异。
许多培训,其过程与目的是分离的。培训能开发人力资源,培训能让人变得聪明、精明,培训能有高的效率,培训能让人在各种类型的大赛中获奖,培训能增加GDP,等等。总之,培训能帮助人更多地实现工具性价值,与实现人的生命性价值没有必然联系。一个没有受过“系统教育”,但具有开放思维、专注品质的人,往往会悟到事物的真谛和人生的意义。
许多人疑惑不解,成人教育和社区教育为何不受重视?其实原因并不难找到,只是许多人不愿意说出来。一是现行的成人教育与社区教育,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人教育和社区教育;二是即便一些地区和一些人所践行的是“真正的成人教育”“真正的社区教育”,但是,越是真正的成人教育和社区教育,就越不能实现人的工具性价值,就越能使更多人实现其生命性价值,在一个“工具理性”大行其道的大环境下,不被重视是常态。(www.xing528.com)
3.钢筋水泥森林:精神荒芜化终将导致世界城市的终结。
人具有人性。正常人的本性,可以用“人性善”或“人性清明”来肯定表达。然而,当今之世,人性中的灵性良知、善性良心,迷蒙在物欲横流的烟雨云雾之中而不自明。
当今世界各国都在追逐现代化,然而,由高楼大厦形成的钢筋水泥森林并不等于现代化。如果活动在城市中的人,不是拥有灵魂活力和人格尊严的人,而是被机器和商品所征服的人,人离开“本真的人”越来越远,这样的现代化又有什么意义呢?
看不见的城市病,是人际疏离感增强,归属感缺失,归根感消失,共同体生活被原子化生存状态所取代。也许对人来说,它是隐性的,也是慢性的,却是可怕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是不能与土地分离的,人是需要有根的。现代大都市让人变成水上浮萍、空中浮尘,难有心灵的故乡。
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城市病,由人的工具性和城市的本质决定。城市,是由无机物无限堆积的过程,石化,意味着有机生长的终结。“此种石料的堆积便是绝对的城市。它的影像,正如同它在人类眼前的光的世界中显出其极尽美丽之能事那样,内中包含了确定性的已成事物(thing-become)的所有崇高的死亡象征。哥特式建筑中渗透着精神的石料,通过一千年风格演化的过程,已经变成了这样一种没有心灵、恶魔性质的石的荒野。”[9]繁荣的乡村是本身独立的存在,石化的城市是非独立的存在。乡村是城市的血液,城市却贪得无厌,正如斯宾格勒说的:“很久以前,是乡村孕育了乡村市镇,用她自己最好的血液哺育了它。现在,巨大的城市将乡村吸吮得干干净净,毫不知足、永无止境地要求并且吞咽新的人流,直到它在几乎无人居住的乡村的荒地中变得筋疲力尽直到死去时为止。”
从农村来到城市里的农民,不愿意回到乡村,依恋大城市的毛病掩盖了思乡病。他们的内心中已经失去乡村。城市由此变得大而拥挤,许多外来务工人员成为新市民,与原来的城市人一起,坐进追求物质生活丰富的高速行驶的列车。《群众与权力》的作者埃利亚斯·卡内蒂说:“人们喜欢一起逃跑,因为这是最好的逃跑方式。他们感受到同样的兴奋,一些人的活力和另一些人的活力会互相促进,人们推动着彼此朝同一个方向跑,所以当人们一起跑时,他们就会觉得危险被分散了。”这也许就是当今天社会,人类一起沿着人工智能铺好的绚丽的“物质”道路向前飞奔时,竟然会毫无恐惧而满心欢喜的原因。
人的工具性价值的单向无限膨胀,会使世界性城市越来越大,随着有机的、繁荣的、独立的、与自然合一的乡村的消失,必然最终使人类走向终结。我们很多人的确已经认识到,物质主义造成了自然资源的匮乏,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然而,先知型哲学家斯宾格勒的分析,让我们看到了问题的根本所在,想起先生的这段话时,我们总感到心惊肉跳。他说:“然而这种发展中的不幸、强迫甚至明晰的看得到的疯狂情形全无法抵消这类恶魔性质的创造物的巨大吸引力。宿命的轮子必然要转到它的终点;城市的诞生自始就注定了它的灭亡。开始与终结,一所农民的茅舍与一幢公寓之间的关系及心灵与才智、血与石之间的联系是相同的。”[10]人,是自然中一分子,人来自于自然,又回归到自然。人是注定不能离开土地的,城市却一定会使人离土地越来越远。离开了土地的人们失去了血统血脉之根。我们的祖先牢牢地抓住土地,以其血统让自己依附在土地上,“他作为祖先的后代与未来后代的祖先,深深地扎根在土地上。其房屋,其财产,在此并非意味着人与物在短暂的若干年内的暂时联系,而是意味着永恒的土地与永恒的血统的一种持久的内在的联系”[11]。当人们住进城市,远离了土地,真正意义上乡村的消失,城市也必然走向终结:“这便是城市历史的终结,由原始的以物换物的中心发展为文化城市,最终发展成为世界城市,它首先是为了其壮丽的进化的需要,牺牲了它的创造者的血液与心灵,紧接着为了文明的精神而牺牲了这种生长的最后隆盛时期——如此命中注定地走向最终的自我毁灭。”
为什么星际空间中有众多可能产生生命的星球,其中很多比地球的年龄还大,我们却仍然没有发现人类之外的任何文明?早在20世纪50年代,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院院长、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给出了这样的猜测:或许其他的文明并不是没有出现过,而是已经在成熟之后终结,而将那些文明引向成熟并导致其终结的正是科技的发展。
人工智能已经把很多年前的科幻变成了现实。很多年前,美国就有这样的构想,制造工厂里只有一人一狗和一堆干活多快好省的机器,人的任务是喂狗,狗的任务是挡着人不让他去干扰机器,而机器的任务是完成剩下的所有工作。那些不用干活的制造业的工人是不是过上了幸福生活呢?
价值观的倾斜,自然主义式微,物质主义甚嚣尘上,人们通过制造机器来征服自然,当人异化自身成为工具之后,人与机器同义,并与之合作与博弈。在与机器的博弈中,人类赢得的是细枝末节的胜利,输掉的却可能是整个世界。哲学家海德格尔说:地球变成了一颗“迷失的星球”,而人则被“从大地上连根拔起”,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阿尔贝特·史怀泽医生说:“我们的灾难在于:它的物质发展过分地超过了它的精神发展……它们之间的平衡被破坏了。”“在不可缺少强有力的精神文化的地方,我们则荒废了它。”系统论创始人、生物学家贝塔朗菲说:“简而言之,我们已经征服了世界,但是却在征途中的某个地方失去了灵魂。”[12]
价值观的巨大倾斜,人为物役,人远离了其本真状态,对生命本真本然的回归与守持更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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