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人活着并活出个样子来,称之为人的工具性价值。所有动物都有两大基本问题,图存与繁衍。人既然是动物之一,便离不开这两大问题。但人之所以为人,又不仅仅是这两个问题,“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人类生命本性,在于无止境地向上奋进,在于争取生命力的扩大,在于争取更多的自由。人的工具性价值是由人生的第一种态度——“逐求”(梁漱溟语)决定的。这种态度即人在现实生活中逐求不已,在物质引诱刺激下,颠倒迷离于苦乐之中,与其他动物并没有大的区别。西方文化把自然作为自己的对立面在进行探索和研究,寻求征服自然之道,并承认自然规律的不可抗拒。西方文化虽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却并不相信天命,更相信人的努力和力量,“上帝创造一切,人改造一切”。他们两眼向前看,一切向外用力,逐求物质享受,以征服自然为信条,个人主义价值观和享乐主义人生观是西方文化的内核。西方人认为,个人的生命性价值是独一无二的,不依靠任何人而存在,个人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犯。最早的享乐主义者应当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提卜,他所处的时代约是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他说,生活的目的就是最佳地去享受身体上的快乐,幸福就是快乐享受的总和。……在他看来,既然存在着要求,那就有权去满足这种要求,从而实现人生的目的——享乐。”[2]17、18世纪西方哲学家们又一次明确提出了享乐主义。这一时期,以霍布斯、拉梅特里、德·萨德、边沁、穆勒为代表。霍布斯认为,幸福不过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欲望。享乐主义哲学思潮的危害性不可低估。享乐主义者力图使自己成为感官的主人,实际上却成了感官的奴隶。享乐主义者把人看成快乐和痛苦的计算者,这是一种没有方向、没有理想的人生。感官上的享受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幸福,而是无穷无尽的苦。享乐主义使人们尽情地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和肉体上的快乐,容易使人们陷入意志消沉、缺乏进取精神的状态之中。人们用一切手段进行享受,用一切办法刺激自己的感官,必然造成人们消耗大量的社会财富,使本来就已经很紧张的自然和社会资源更加紧张。那种以为通过助长享乐,就能刺激消费,搞活市场,拉动经济发展的想法是十分荒谬的,其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玩物丧志,最终必然葬送已有的文明成果。
中华文化,是肯定人的物质生活的文化,是关注世间幸福、人际和谐的文化。这一文化以追求幸福为基点,其幸福当然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层面。即使追求独立甚至“超验”的精神幸福,也不排斥、否定、憎恶现实的物质生活。但是,中国道家的内核“天人合一”,是一种宇宙论,是具有反馈功能的天人相通而“感应”的有机整体的宇宙图式,这一宇宙论的意义在于,它指出了人只有认识、遵循和顺应天地宇宙,才能获得活动的自由,才能使个体和社会保持其存在、变化与发展的良性循环。(www.xing528.com)
西方带动了当代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但是,当代中国的消费主义比起西方社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文化和教育日益产业化、商业化和市场化,逐渐丧失文化和教育的本性。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和教育构成威胁的,正是虚无主义、技术主义、工具主义和物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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