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引者注:符合人的中意、习惯与记忆的)完善统一体。”在人类发展史上,共同体这种结合的类型早于有的放矢建立的、个人结合的“社会”类型。[54]原始的共同体经历了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的发展历程。“血缘共同体作为行为的统一体发展为和分离为地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直接表现为居住在一起,而地缘共同体又发展为精神共同体,作为在相同方向上和意义上的纯粹的相互作用和支配。”[55]“亲属”“邻里”和“友谊”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这些原始生活方式的各种很容易理解的相互并存的名称。鲍曼的表述则具有主观感受的色彩,他说,“‘共同体’之所以给人不错的感觉,那是因为这个词所表达出来的含义——它所传递出的所有含义都预示着快乐”;因为它“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56]总之,共同体是这样一个处所,“人们在共同体里与同伴一起,从出生之时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人们走进社会就如同走进他乡异国。青年人被告知别上坏的社会的当;但是,说坏的共同体却是违背语言的含义的”[57]。
大概是为了回应读者关于如何从经验上区分共同体和社会这两种类型的疑惑,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第6版和第7版前言中说,“共同体和社会是标准类型,真正的社会生活介于这两种类型之间”。事实上,共同体的某些特征,“村庄保留得多一些,城市保留得少一些。只有到了城市发展为大城市时,城市才几乎完全丧失了这些特征,单一化的个人或者家庭相互对立,他们所拥有的共同地方,只不过是作为偶然的和选择的居住场所”[58]。
在21世纪刚刚开始的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巨大的城市似乎永无止境、毫不知足地蚕食着乡村,并吞咽着新的年轻的人流。作为过去生活的定位点迅速消失。赖以谋生的职业曾是一个牢靠的定位点,如今工作场所变动不居;职业半衰期转眼即至,“一招鲜”式的技能也成了明日黄花;以辉煌的历史而令人崇敬的公司和工厂,也往往会在一夜之间悄然消失。住房当然是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定位点,如今不乏房子在抵押贷款付清之前已经易主的现象,把心存侥幸的居民推向另一回合的寻找住房的较量之中;居住地附近“打酱油”的友好小商店也不见了,代之以陌生的快递员送货上门。在文化上,曾经千古传唱的英雄幕落花凋,英雄崇拜早已被偶像崇拜所替代,为了达到“吸粉”目的,偶像们必须别具魅力,以使粉丝为之着迷,而且足够光彩夺目,以保证出镜率;但他们又必须转瞬即逝,给那些早已急不可耐的未来之星留下舞台……总之,“大多数被稳定和牢固地挖掘出来的定位点都不见了,这些定位点暗示着一个比个体生命的时间跨度要更为持久、更为安全、更为可靠的社会背景”[59]。“现在我们大多数人居住的城市成了持久的、流动的、异质人群庞大而密集的地方。”(亨宁·贝奇语)人们在一起生活,却不是生活在一起。鲍曼认为,人们之所以怀念共同体,是因为“法律意义上的个体可能从共同体的幻觉中理解的东西,是一纸确定性、可靠性和安全感的保证——在生活追求中,他们非常怀念这三种品质,而当他们在孤军奋战并只能依赖私人可支配的稀缺资源时,他们自己又不能提供这三种品质”[60]。在这里,我们想要补充的是,不仅仅是法律意义上的个体,根本上说应是生命成长的个体。现实生活中的人们真正缺乏的是一种生命体验式的归属感。确定性、可靠性和安全感只是人们的生存需要或曰基础条件,而生命成长和归属感才是人性的发展需要或曰应然追求。
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yamin)从保罗·克利(Paul Klee)的画作《历史的天使》吸取灵感,使历史的天使前进的动力,是他对所看到的东西的厌恶和反感,而不是他既看不清楚也不能充分欣赏的未来的魅力。换言之,人类历史的进步只是为了摆脱令人痛苦与厌恶的过去,而并非来自一个具有充分吸引力的精确目标。大城市以其生活丰富、机会集中,而充满冒险、令人兴奋,但是其庞大的异质人群,以及不断变动的背景,又令人缺乏安全感与归属感。“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鲍曼认为,包括西方共同体主义提出的各种各样基于大城市生活的共同体计划,许诺要一蹴而就地实现这两种希望。正因为相互矛盾,是不可能实现的。
然而,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却发现了实现上述希望的载体。那是共同体的幽灵,那是来自民间的草根式生长的社区学习共同体。血缘共同体远去了,人们可以通过地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重建社区共同体;亲属关系不再是唯一的共同生活纽带了,人们可以通过邻里、友谊重建不似亲情胜似亲情的社区共同生活;祭祀与信仰古风难续,人们可以通过共同学习重新张扬人的生命性价值。共同体的幽灵没有消失,相反,它看起来正在我们的世界中所有的邻里情谊形成的每一个街角复活。
过去,人们一直追求经济上的自由与平等,一直将生活富裕与生活幸福画上等号。“我们尚未创造出任何人类的新概念,能为非经济领域中的反应及利益,提供表达人类真实天性的独特性;为新的非经济领域中的自由,提供自由的真谛。我们无法将经济报酬及经济满足替换成非经济的报酬及满足,作为行使自由的最高目标。”[61]只有当经济上的平等和经济上的富足,不再被视为社会最重要的事情,真正的自由与幸福才可能实现。在这里,我们所说的自由是共同学习的自由,我们所说的幸福是实现生命性价值的幸福。
什么是体现生命性价值的共同学习?它不仅仅是指获取知识与技能。体现生命性价值的共同学习,一方面是指保持心灵的自由和心性的自觉并实现潜能的过程;另一方面是指实现生命安全感与归属感的过程。我们往往以为知识、技能、财富和契约能够给自己带来安全感,事实上是舍本逐末。“在他们的儿童时代,从家庭以及学校的生活中,他们已经习惯于在获得的知识中发现安全感和稳定感,而这一知识的获得是牢固地建立在传统基础上并由他们的父母和他们的知识及精神方面的教师的权威所支持的。未来曾经似乎并不可怕,因为它已基本上由他们的长辈的经验所预示,并且预先为他们探索了进步的道路。突然,他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互不相容、充满敌意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他们无法认识自己。”[62]正是在这个现实世界的困境中,获得真实安全感的不是习得的知识与技能,而是共同学习的过程;不是契约,而是守望相助的关系;不是财富,而是生命相依的归属感。我们不难在打铁关桑榆书院、姐妹编织社、巧手女人家等社区学习共同体中找到这种生命相依的归属感。通过社区学习共同体重建社区,重建熟人社会及其交流系统,重建守望相助的关系,重新赋予石头(社区民居)生命的意义,正是在这个因加剧流动而将人的情感变得支离破碎的世界里重新拼起守望相助家园图案的现实路径。
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曾经设想:“学校应进一步赋予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乐趣、学会学习的能力以及对知识的好奇心。甚至让我们设想一个每人轮流当教员和学员的社会。”[63]如今在中国的社区学习共同体中已经梦想成真!成人教育为最终确定一种不受传统教育模式支配的新型教育结构与方法提供了唯一独特的实验室的期待,尽管因被机器及其软件更新捆绑的职业培训式的继续教育大行其道而不幸落空,而这一实验室的作用却在民间草根式自发生长的社区学习共同体中意外实现了!想必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成年人不愿意扮演继续“上学”的角色,为什么通常仅仅是迫于薪资收入和职业资格的需要才会做这一意义上的“学生”。本原意义的学习不是从外部施加于生命的附加物,它也不是人们为了获得社会功利的一种工具。它是一种生命状态的积极变化。工具性价值观把一个人变成可以交易的物品,首先需要把他从他的生活环境中抽离出来,也就是说,把他从具有安全感、归属感的人际关系中抽离出来。而正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使他成为各种亲情、友情、邻里情、同学情等关系中汇聚而成的独一无二的自己。离开了他具有安全感、归属感的人际关系,他就变成了一个通用的价值符码,可以进行加减,并可以作为一种资源来标价。生命性价值主导下的学习,不处于“占有”的地位,而处于“存在”的地位。我们在哪里建立起了智力、审美、情感、共享上的联系,我们就会在哪里发生学习。正是借助于生命成长定义的共同学习,社区学习共同体才呈现出蓬勃的生命力。终身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终身学习,终身学习的必然趋势是共同学习。社区学习共同体并非一种人为的设计,而它已经为共同学习做了一个近乎完美的注解。
社区学习共同体解构出生命性价值的学习和工具性价值的学习,同时也解构出基层治理功能的社区和共同学习模式的社区。它为重构文化多元的社区,重构守望相助的社区,提供了现实载体。这是一种留住乡愁的家园重构,是在家与国之间一个可触摸的具有黏性的基础性空间的重构。在人口加速流动的城市化进程中,它更是医治人际关系冷漠征的良药。它能在某种意义上还原熟人社会及其交流系统,使人心理脱敏;重建伦常与口碑,约束根植于人的植物性生命与动物性生命中的贪欲。这是政府不能用同等能量来完成的。
今天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属于时间维度的记忆——共同体,找到了一个属于空间维度的地方——社区,找到了一个自发的“群”的学习——社区学习共同体。这是一个保留着温度的“幽灵”,人类共同学习的“幽灵”。它不是学校教育环境中的“群”的学习,也不是企业或其他组织机构环境中的“群”的学习,而是温暖的生命成长的“群”的学习。这是人类一种精神遗产的重光。愈少宣告对这种“精神”抱着一种可以塑造的希望,这种“精神”就会愈得到社区普通居民的喜欢和信赖。“因为精神作为特殊的本质只有在幽灵的信仰中确实存在;为了生存,它必须喜欢有一个有生命和发育能力的原则的躯体。”[64]这个躯体就是“长出来”的社区学习共同体。
【注释】
[1]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7页。
[2]黄宽重、刘增贵主编:《家族与社会》,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83页。
[3]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6页。
[4]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9页。
[5]杨善华、孙飞宇:《“社会底蕴”:田野经验与思考》,《社会》2015年第1期。
[6]杨善华、孙飞宇:《“社会底蕴”:田野经验与思考》,《社会》2015年第1期。
[7]保罗·朗格让:《终身教育导论》,滕星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6—7页。
[8]保罗·朗格让:《终身教育导论》,滕星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8页。
[9]齐格蒙特·鲍曼:《短暂的生存》,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10]翟学伟:《信用危机的社会根源》,《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11]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7页。
[12]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4页。
[13]陈立新:《空间生产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4年第6期。
[14]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0页。
[15]约翰·B.科布:《本土文化与“文明社会”》,马莹华译,《求是学刊》2015年第3期。
[16]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1页。
[17]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1、267页。
[18]梁启超:《梁启超论中国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08页。
[19]雪伦·B.梅里安、罗斯玛丽·S.凯弗瑞拉:《成人学习的综合研究与实践指导》,黄健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53页。
[20]雪伦·B.梅里安、罗斯玛丽·S.凯弗瑞拉:《成人学习的综合研究与实践指导》,黄健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49、251、254页。
[21]雪伦·B.梅里安、罗斯玛丽·S.凯弗瑞拉:《成人学习的综合研究与实践指导》,黄健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1、42、44页。
[22]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践》,张成林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第4页。
[23]雪伦·B.梅里安、罗斯玛丽·S.凯弗瑞拉:《成人学习的综合研究与实践指导》,黄健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40页。
[24]雪伦·B.梅里安、罗斯玛丽·S.凯弗瑞拉:《成人学习的综合研究与实践指导》,黄健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41页。
[25]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2、174页。
[26]雪伦·B.梅里安、罗斯玛丽·S.凯弗瑞拉:《成人学习的综合研究与实践指导》,黄健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40页。
[27]教育部等九部门:《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教职成〔2016〕4号),2016年7月8日发。(www.xing528.com)
[28]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8页。
[29]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页。
[30]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6页。
[31]周濂:《赵汀阳谈观念与历史》,《东方早报》2015年1月25日第2版。
[32]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4页。
[33]韩升:《西方共同体主义的和谐意蕴》,《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34]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59页。
[35]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44—45页。
[36]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0页。
[37]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9、140页。
[38]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3页。
[39]由雅克·德洛尔任主席的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4页。
[40]韩妹:《80.9%的人感觉邻里关系越来越冷漠》,《中国青年报》2011年11月22日第7版。
[41]保罗·朗格让:《终身教育导论》,滕星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38页。
[42]保罗·朗格让:《终身教育导论》,滕星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41页。
[43]赵迎:《论学习共同体及其教育意蕴》,《当代教育科学》2012年第5期。
[44]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郭进隆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18页。
[45]埃蒂纳·温格、理查德·麦克德马、威廉姆·M.施奈德:《实践社团:学习型组织和知识管理指南》,边婧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第4页。
[46]埃蒂纳·温格、理查德·麦克德马、威廉姆·M.施奈德:《实践社团:学习型组织和知识管理指南》,边婧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47]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0页。
[48]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郭进隆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5页。
[49]雪伦·B.梅里安、罗斯玛丽·S.凯弗瑞拉:《成人学习的综合研究与实践指导》,黄健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92页。
[50]雪伦·B.梅里安、罗斯玛丽·S.凯弗瑞拉:《成人学习的综合研究与实践指导》,黄健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05页。
[51]雪伦·B.梅里安、罗斯玛丽·S.凯弗瑞拉:《成人学习的综合研究与实践指导》,黄健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05页。
[52]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6页。
[53]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6页。
[54]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页。
[55]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3页。
[56]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页。
[57]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3页。
[58]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1页。
[59]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2页。
[60]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3页。
[61]彼得·德鲁克:《经济人的末日》,洪世民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39页。
[62]保罗·朗格让:《终身教育导论》,滕星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91页。
[63]由雅克·德洛尔任主席的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
[64]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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