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演进中的挑战和遗失

在纵向时间坐标上,人类社会在文明进程中克服了区域的、交通的、语言的局限,让“地球村”梦想成真,却不幸发现,自身离开人的天性愈来愈远。

经济学家赫尔曼·达利倡导生态经济学,提倡以增加社会福祉、和谐健康发展为目标。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一切事物之间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人与地球上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他所指的这种“关系”的演变与人类文明史的演变即社会化进程互为因果。

我们在教科书上学习的历史是记载人类社会化进程的文明史,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所谓“文明”,所谓“社会化”,都是某些积极、进步的东西。文明的进程是一条不断向前进的道路,虽然我们也承认在某些文明的交替时出现的困顿,但常常都认为,前进的步伐不可阻挡。代表人类生产力进步的时期,大致可划分为:狩猎采集时期→农耕时期→工业时期→后工业时期。代表人类交往扩展的时期,自人类开始出现定居点之后大致可分为:族群时期→部落时期→酋长(土司)管辖时期→国家治理(全球化)时期。与前述两个时期相应,人类以不同方式居住在一起,其外在形态又可分为家族、村庄、城市。这些文明从产生、发展、扩张到最终成为整个地球的主宰。这一过程就是所谓标志人类社会进步的文明史。

在这一过程中,人类致力于消灭对自然供给物的依赖,骄傲地成为大自然的主人,却不无沮丧地发现,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大自然本身的修复能力。我们正在威胁甚至铲除地球上其他的生命系统,我们正在透支子孙无法偿付的地球宝藏的支票。

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克服了区域的、交通的、语言的局限,让“地球村”梦想成真,却不幸发现,自身离开人的天性愈来愈远。保罗·谢帕尔德认为,“文明”即是“驯化”。在文明社会中,我们有教养孩子的义务,使他们能适应社会和他人的认可和需要。也就是说,我们迫使他们采用的行为方式是脱离了孩子的自然本性——“野”的方式。这种教养导致了各种心理的和社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原始狩猎采集社会里是不存在的,因为那时孩子们以自然的方式成长。^[15]人有天性、禀性、习性。天性出自人的灵魂,禀性出自人的植物性生命,“食色,性也”的性即人的禀性。习性出自人的动物性生命,所谓人是社会的动物,正是社会培养了人的习性。社会习性将人的目的与行为分离,体现人的选择意志。“倘若幸福被努力争取,被追逐,那么,未来的事件,由于思维,会变得同一件物品一样,它的实现是由事件的原因所制约的,而物品的成因作为自己的可能行为似乎是提供给予使用的。”^[16]人的选择意志将动物性生命的行为视作手段,以实现植物性生命(食、色及虚荣性的外饰)的满足,如此必将扭曲人的灵魂(天性)。反之,在人的本质意志里,行为与目的是合一的,如进行非功利性目的的学习,如投身非锦标性质的跑步、跳远、跳高,实现动物性生命的潜能的过程就是目的。而人的本质意志又恰恰是将植物性生命视作手段加以调适的,如俭养德(对食、色及虚荣性的外饰的节制用以培养自身德尚),其实就是养灵魂。如此必将有利滋养人的灵魂(天性)。消费社会的社会化程度越高,物质越丰富,人的选择意志越张扬,本质意志也就越萎缩。人的选择意志毒化了人际关系,使人变得孤独,即使学会合作,也是为了自身利益在可能条件下的最大化,而非情感上的分享和无关报偿的互助。

人类社会化的进程也表现在人类以不同方式居住在一起的外在形态上,即家族、村庄、城市的共同生活形态演变上。它的整个发展方向是一步一步由共同体时代迈进社会的。不过共同体时代的第一个时期是由共同生活的新基础的影响造成的,这种新的基础是随着耕作土地才有的。倘若由若干村庄发展为城市,另一个时期就开始了。村庄和城市的共同之处在于共同生活的空间原则取代家庭(部落、人民)时间的原则。然而,二者都保留着很多家庭的特征,村庄保留得多一些,城市保留得少一些。只有到了城市发展为大城市时,城市才几乎完全丧失了这些特征,单一化的个人或者家庭相互对立,他们所拥有的共同的地方,只不过作为偶然的和选择的居住场所。^[17]保罗·谢帕尔德所描述的“驯化”,是属于城市发展为大城市时期(即工业及后工业时期)的,而不是狩猎采集时期、农耕时期的家族、村庄生活所具有的特征。(www.xing528.com)

人类社会化的演进始于族群,族群由5到80人组成,其中大多数或全部是有血缘关系或婚姻关系的近亲。族群的土地为整个族群共同使用;由族群发展为部落,规模达到数百人,部落由不止一个亲属群体的氏族组成,氏族之间相互通婚,土地属于氏族而不属于部落;进而酋长或土司扩大了其管辖范围,管辖地的人口比部落的人口多得多,从几千人到几万人不等,甚至包括地球上一些单独的少数民族整体,规模可以超过100万人口。

大城市纯粹由自由的个人组成。这些自由的个人在交往中不断相互接触,相互交换和共同发挥作用,然而在他们之间却没有产生共同体和共同体的意志。在世界城市里,货币和资本是无穷的和无所不能的,世界城市能够为整个地球生产商品和科学。它就是世界市场和世界交往,世界工业和服务业集中在它那里,地球上一切的人都怀着金钱欲和享受欲汇聚到它那里,也怀着求知欲和好奇心汇聚到它那里。科学和艺术虽贵为社会公器,却也常常靠逐利行为来推动。

赫伯特·甘思的《城市村民》一项关于来自乡村的意大利人如何适应波士顿生活的研究表明,在新环境中,大多数人维持着许多原有的社会结构。这种做法使得移民们获得一种认同感,并且保护了他们与其他意大利裔美国人的联系。其他一些下层劳动阶级的街区里,也存在着强烈的社区感情。在当代中国的城市村民中,我们也不难发现类似的现象。无论进城农民是否真的将某种与家族有关的文化带进了城市,宗族由此隐性地维系,构成了城市文化虽边缘却坚硬、不易被消化的部分;似乎可以相信,这只不过是一段未走完的历史。

20世纪末期伦理堤防的溃决,有人归之为由五四运动发起和接下来的革命摧毁“宗法秩序”努力的结果。我们确也注意,某些保留着“宗法制”残余的农村,减缓了伦理崩塌的速度,家族成员间的亲情、信任与责任感尚在,家族伦理、家庭伦理尚能艰难维持,并构成了农村社区稳定的基础。因此也有人呼吁恢复建立在族群血缘基础上的乡绅制度。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即使在1949年后,尽管“宗族势力”备受打击,却仍在乡村基层长期隐蔽地存在,改革开放后部分乡村基层政权甚至出现了“黑社会化”的现象。基层选举中的贿选者,无不诱之以利挟之以力,亦无不利用同宗同族同姓关系。其实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人的解放”,即基于宗法、家族之于个人的桎梏,批判者因之有切肤之痛。我们长期以来关于“封建大家庭”的印象,是诸如《家》《春》《秋》之类的文学作品影响下的历史想象与认知,现今它已成为传统社会“宗法制”的形象教材。

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社区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修复,不是传统社会意义上的恢复而是重建。一方面,是因为近年来由地方政府主导的“修宗祠”“续族谱”“祭祖”等活动,往往徒具形式,或被用于“开发旅游资源”“打造文化品牌”的功利目的。即使为恢复地方传统,可考的部分抑或止于明、清两代,而在我国,商业流通、城镇建设及现代世俗社会人际关系的滥觞恰始于明、清。真实的宗族世界远不似人们想象中那么美好。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多注重社区的政治功能,而忽视其文化社会功能,梁启超说:“乡村之善者,往往与官府不相闻问,肃然自行其政教,其强有力者且能自全于乱世,盗贼污吏,莫敢谁何。”^[18]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提出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双轨政治理论”:“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皇权,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绅权和族权,二者平行运作,互相作用,形成了‘皇帝无为而天下治’的乡村治理模式,塑造出一个形象而又独特的描述传统中国政治运作逻辑的‘双轨政治’模型。”而笔者以为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当今中国,社区建设不是一个逆向而行的过程。恢复基于血缘家族关系的共同体,既非福音且无可能。我们所指的社区重建,更接近于滕尼斯笔下的基于人的本质意志的精神的共同体,鲍曼曾经描述的“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这是一个诗意栖居的地方,一个可以共同学习且必得通过共同学习去创造的地方。其或有助于基层治理,但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社区的社会文化功能重建。这是终极性的目的,体现人的生命性价值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