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因记忆而存在。时间作为一种存在,是形而上的还是形而下的?如果说时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那它就是形而上的。如果说时间是可以由记忆来证明的,那么无形的记忆,比如观念、文化、伦理就是形而上的,有形的记忆,比如祠堂、服饰、饮食就是形而下的。滕尼斯认为,人类共同体时代的第一个时期“是由共同生活的新基础的影响造成的,这种新的基础是随着耕作土地才有的,邻里的基础与血缘亲戚的旧的和坚固的基础并存,村庄的基础与望族并存”。“倘若由若干村庄发展为城市,另一个时期就开始了。”这个新时期的特征是“共同生活的空间的原则取代家庭(部落、人民)时间的原则”。[1]
自从农耕文明开始以后,土地约束了人的野性,形成稳定的群居生活。人们与耕作的农田产生了一种强有力的深刻的联系。社区意味着一族定居的人群与一方水土同属一体,他们必须按照一代代人逐步形成的规则行事。这种规则就是一个地方的习俗。各种各样的习俗,构成了人们五彩斑斓的历史生活的真实场景,所谓“百里不同俗”。共同体的意志的真正实质是它的习俗。
土地犹如母亲,用她身体孕育的果实滋养那里的人们,而习俗犹如有生命的父亲的意志,成为那里的人们共同生活的要素。于是那方被占有、被守卫的区域是一种共同的遗产,这份遗产包含祖先的土地与祖先的意志。在那里共同生活的人们结成了守望相助的关系,他们不仅是该社区空间内的统一体,也是世世代代的统一体。在那里,时间的原则与空间的原则完美融合,有形的记忆和无形的记忆绵延不绝。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陶渊明诗《归园田居·其一》)鸟兽虫鱼都发自本能地眷恋自己的生存环境,用现代生态学的术语讲,都拥有自己的生态位。人也不能例外,对于自己的生命栖息地,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也拥有一种近乎本能的亲近与怀恋。但是随着工业文明的降临,城市数量迅速增加,城市规模也越来越大。城市化使水泥、沥青等石化物替代了土壤、草地、森林等自然地面,切断了人与土地的关系。这不仅仅是物理层面的切断,还包括时间原则的破坏,情感、意志的切断,记忆的删除。我们该去哪里寻找诗意栖居的地方?(www.xing528.com)
宗族的血脉相连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相互肯定的关系。古代中国的宗族是以族谱、祠堂、义田、族长为标志的。宋元以下“新式宗族是由许多核心家庭、主干家庭或共祖家庭组成的,共财单位很少超出同祖父的成员,但通声气、济有无的范围却可以远过于五服”[2]。在供奉列祖列宗的祠堂里,死者被视为看不见的圣灵加以崇拜,仿佛还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和神奇的庇护力量,因此后人共同的畏惧和崇敬,就更加可靠地维系着共同体内互助式的生活与劳作。是记忆使生者和死者聚合在一起,“如果说家乡从根本上作为亲切回忆的场所抓住了人心,令人魂牵梦萦,离情别绪,难解难分,吸引着远离乡土的游子怀着渴望和思乡之情,重返故里,那么,它作为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和现在的葬身之地……还具有一种特殊的和高尚的意义,过世的人们的灵魂还漫步和逗留在这里,在屋顶上和在墙壁下,他们保护和关怀后代,但是也强烈要求要缅怀他们”[3]。作为这种记忆的载体,族谱、家谱曾经长盛不衰,然而这种能促使后人守望相助的记忆,正在被逐步删除。
我们该去哪里寻找共同体的凝聚力?
当代人的本质意志的时间原则被破坏之后,选择意志便大行其道了。按照滕尼斯的观点,“本质意志是建立在过去基础之上的,而且必须从中解释,形成中的事情如何从它而来;选择意志只能通过与它自己相关的未来本身来解释”。在如今的商品经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深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和各种细节,它无情地替代了宗族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相互肯定的关系。在交换中似乎人人为大家,而实际上人人都想着自己。“因此,一个人给另一个人感到愉快的一切东西,他至少会期望甚至要求得到一个等价物的回报;因此,他会仔细掂量着他的服务、恭维、礼品等等,考虑它们是否会达到所希望的效果。”[4]城市化进程使大批外来人口涌入城市,城市新移民是文化上无根的人,在他们眼里,只有经济分层、政治分层及其向上攀缘的动力,至于文化的、道德的影响却不见了。正在艰难建立的个人信用记录,似乎远不及乡村口碑的作用。“在中国农村的民间社会中,当‘人缘’作为‘缘’还属于两个人和两家之间的互动时,其特点并没有特别彰显——它只是一对当事人或他们的家庭对另一方之为人处世的感知与认识。但等当事人将这种感知与认识变成评价说出去时,它就会与周边人对这种互动的观察和感受结合在一起,变成舆论在社区中流传,成为对某个当事人及其家庭待人处事的评价,通常称之为‘口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口碑’看作民间话语中的‘人缘’。口碑的重要功能是它可以进入村庄的集体记忆。”[5]杨善华等认为,“在村庄中,政治和经济的分层与道德分层并不相同,甚至会截然相反”。“但笔者也发现这一道德分层反过来会影响政治分层和经济分层。在平山县农村,我们看到一个道德上没有污点的‘好人家’,其儿女在谈婚论嫁时具有绝对优势:不管是嫁还是娶,他们都可以找到当地最好的人家。对另一方来说,找一个‘好人家’,也可以给自己和家庭挣足‘面子’。”[6]可见道德分层看重的是口碑,而且往往不是一代人的口碑。但在城市化进程造成的人口流动中,这样的口碑记忆被删除了。在城市,道德并未退役,只不过悄悄换岗,用来针对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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