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既不能无所作为,让民间社区学习共同体自生自灭,更不能不按规律乱作为。叶圣陶在1919年在谈到小学教育时说过:“一朵花,一棵草,它那发荣滋长的可能性,在一粒种子的时候早已具备了。但是有些种子竟不能发芽,便发了芽,竟有苗而不秀、华而不实的。这是什么缘故呢?先天的遗传有什么不完全的地方,遭逢的环境有什么不适宜的可能性,横加摧残,是又一种原因。称职的种植家栽培植物,虽不能增加植物发芽的可能性,却能渐渐改良那遗传性和环境。不称职的种植家非但不能改良遗传性和环境,反而阻遏可能性,那么植物就糟了。”
行政思维和运动式的工作方式,积弊太深,甚至成为顽症。我们既要清楚养护社区学习共同体该做什么,同时,我们更需要明确在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培育工作中不能做什么。因为乱作为比不作为更不好。养护社区学习共同体必须坚持原则,反对乱作为。不可触碰的底线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
1.目标管理与人为干预。
下达指令性发展指标,实施目标考核,以此强力推进,这是我们必须避免的。现代社会的文明似乎是与市场这个神奇的“法术”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开放的进程,是思想解放的进程,更是政府与市场关系调整的过程。实践表明,在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角色发生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市场的阻挠者,市场的参与者到市场的协调者。政府应该承担起市场的培育职能,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但政府不能替代市场。政府减政放权的力度不断加大,就是“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13]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将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一论断意义深远,它是经过多年经济体制改革后得出来的,它告诫我们,包办一切的政府是不成立的,行政思维并不适合一切事务的处理,许多事情单靠行政手段,只会把事情办糟。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培育,最需要避免的是行政思维,采取运动式强力推进,按长官意志下达培育指标,用金钱和荣誉刺激,拔苗助长。郑也夫说:“好的教育旨在造就一种淡化目标、听任个体自在发育的教育生态,如此生态自会孕育伟大的创新者。相反,矢志培养创新者的教育,多半是揠苗助长,是坏的教育。”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需要的是与基础教育完全不同的思维,它是非正规的和非正式的教育,“大一统”的办学思维和政府强力推进的做法,都是有害的。
社区学习共同体会自然生长,不可用行政思维进行目标管理,按照管理者的意图,设定发展目标,然后按目标进行强力推进。这种拔苗助长的方式是不足取的。老子说:“(赤子)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14]刚出生的小孩,整天扯着嗓子啼哭,也不会哭得上气不接下气,那是因为他们的呼吸和谐。懂得和谐才叫正常,懂得正常才叫高明。生不可益,亦不可损,当顺其自然,如果不遵循自然之理,人为拔高,有如揠苗助长,欲益反损。社区里常见的现象是,要么不管,放任自流;要么强力控制,一管就死。来自成都某社区的真实案例,说明行政思维主导下的干预,会使社区学习共同体夭折。
成都市某社区书记说:“我们社区一度多达10余个学习共同体。各种兴趣团体发展蓬勃,甚至还出现不断拆分组合壮大的局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大部分社区学习共同体消失了或者脱离社区干部的视野。最初我们以为是社区学习共同体从新生到消亡的自然发展周期所致。但经过不断的深入调查,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反常现象。一是短期内消亡太快太多;二是他们还对社区和政府的行为产生反感和抵触情绪。经分析,我们认为社区的功利性目的太强和对社区学习共同体干预过多是主要原因。”
“社区以前组建的一支舞蹈队和书画班,辖区居民的参与热情很高,很认可社区为其提供场地,很珍惜每次聚会及练习的机会,两队的成员也成为社区的文艺骨干,并得到了有关部门的肯定。但随着越来越多的部门多次要求他们作为群众参与政府组织的各类活动,大大打击了两个团体的积极性,他们对社区组建社区学习共同体的目的产生了怀疑和否定。结果是,书画班的成员因不堪忍受越来越多的政府活动,尤其是要求其作为观众去为政府活动凑人数,最终大家主动退出了书画班;舞蹈队虽然没有解散,但成员从此不再参加社区及街道组织的各类活动,并对社区开展的其他活动有抵触,使得社区很多工作开展起来十分被动,并形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这种影响直到目前都未能消除。”
其实,许多社区的共同体都很乐意参加由政府部门搭台的交流展示活动,但他们不愿意作为“工具”参加作秀作假的所谓公益活动。
2.收编包办控制。
社区学习共同体遍布城乡社区,千姿百态,生机勃勃,然而在许多人眼里,既不成规模又不好规范管理。要把游击队变成正规军,就得收编集中管理,既然“收编”,是隶属于政府部门或社区,就得按照正规组织的管理办法进行全程管理,场地、师资、经费包括学习内容全由管理部门包办。短期内,看不出对社区学习共同体发展的不良影响,但时间一长将会发现,社区学习共同体的依赖性,促使其自主发展能力弱化,原有的生机与活力不见了。从前面的分析中已经看到,社区学习共同体不同于一般正式组织,它是从“地上”长出来的生命体,政府不能包办代替,就像家长不能代替孩子成长一样。
3.比赛排名。
在今天这样一个追求成功、人人渴望成功、人人拼了命要抓住成功以及人人都把成功当作人生终极目标的时代,比赛和评比已习以为常,不比赛不评比,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其实,比赛与评比,并不适合任何事物和任何场合。在功利场上,或者说由外目标牵引的社会活动,比赛和评比是基本手段。因为只有比赛和评比,才能让极少数人脱颖而出,更多的人成为分母,成为失败者。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人们的物质生活已经有了突破性的改善,可是,很多人觉得累且并不快乐,原因就是生活在一个“比”的社会中,用社会通用的标准评价自己和评价别人。这种外评价,对人的伤害,并不为大众所认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于是,竞赛和评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也成为人们的习惯性的思维方式。
功利主义即效益主义提倡追求最大快乐并认其为生活目的。追求的都是可感可得的结果,不外乎四种:第一是快感或快乐;第二是财货或金钱;第三是名誉;第四是权利或权力。
社区学习共同体中成员的行为是基于初心、为了初心的完善、由初心导引的,行为本身是目的,并不是通过这个行动达到别的功利性的目的。学习者追求的是内在价值而不是外在价值。康德说“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并告诉我们,道德律令是一种“直接命令我们去做某事,不要把它当作达到另一个目的的条件”的绝对命令。道德律令命令我们采取行动做某事,并非因为它能够给我们带来好处(外在价值),而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好的(有内在价值)。这个时候,不仅仅是达到其他更高目的的手段,行动本身就是最高目的。一个年轻的科学家跳水救起了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老农民,结果,前者牺牲了,后者得救了。围绕这件事值不值得,讨论了很多年。第一,单就科学家与老农民这两条生命简单比较,前者对社会作用大,后者对社会作用小,于是,人们可能会得出这件事不值得肯定的结论;第二,站在人类整体的立场来考虑,科学家牺牲的收益要大于他保存生命却留下见死不救的恶例,于是,人们又可能会得出这件事还是必须给予肯定的结论;第三,排除功利考虑,而将救人视为人之所以为人者,这时候,之所以这样做(救人),是因为必须这样做(救人),于是,人们将毫无疑问地得出这件事值得肯定的结论。第一、第二个答案虽然相反,但都是将救人视为手段,将社会利益或人类整体利益视为目的。这时候,救人与否仅仅是一种达到更高目的的手段,本身并非目的;只有外在价值,本身并无任何价值。第三、第二个答案虽然相同,但推导的原则却不相同,即第二个答案所体现的原则是功利原则,第三个答案所体现的原则是道德律令。救人之为道德律令,就无须再被追问它是要达到其他什么目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最高目的;它不是只有外在价值,而是本身就有内在价值。换句话说,之所以要救人,是因为他必须这样做。救人,正是人之所以为人者。
竞赛,用在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培育与养护上,会将社区学习共同体引入歧途。因为,社区学习共同体是心性相契的共同体,是基于本质意志的共同学习,学习者以实现自身的生命性价值为目的,和实现外目标的学习目的恰好是相反的。社区学习共同体成员都在自我成长与自我成全,它是目前唯一不制造失败者的“共同体”。
社区学习共同体参与交流与展示活动,对其发展是有利的。这样的交流展示,不以获奖为目的。
4.物质激励。
过度的物质激励会适得其反,而在乎、关注、关心、喜爱等这样的精神激励却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社区学习共同体的激励因素可以来源于个人内在兴趣的激发和社会尊重的激励。当我们为人们的兴趣给予报酬时,人们的兴趣不增加反而会下降。杭州拱墅区化纤社区的金琳说:“我在社区从事文体管理工作4年,我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时候一个社区学习共同体牵涉到经济利益了,什么时候这个团队的快乐就结束了。一旦这个团队没有了快乐,就失去了活力,团队也就离衰弱不远了。就拿舞蹈队来说,本来社区组织一支舞蹈队只是为了社区搞活动的时候活跃气氛,但是随着上级安排的比赛增加,出现了经济利益,出现了竞争,矛盾就出来了。社区舞蹈队存在3年,多次分分合合,队长辞退也有好几次。”(www.xing528.com)
总之,对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养护和培育,我们可遵循庄子所主张的顺从天道、摒弃“人为”的思想。在全国社区学习共同体发展处于初级阶段时,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都可以有所作为,但切忌乱作为。
【注释】
[1]赫克明编:《面向21世纪我的教育观》,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33页。
[2]汪国新:《2015:职教大事有我——10位职教人的10件职教事》,《中国教育报》2015年12月31日。
[3]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165页。
[4]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167页。
[5]孙周兴:《江晓原:我们不能再跪拜影响因子了!》,《文汇报》2017年2月28日第12版“文汇讲堂”。
[6]《合肥市教育局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实施意见》(合教〔2017〕84号)。
[7]托瑞·波尔森、高淑婷:《瑞典的学习圈化——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和社会变革方式》,《终身教育》2011年第1期。
[8]汪国新:《走共同学习之路——北欧大众成人教育考察一得》,《成才与就业》2012年第12期。
[9]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页。
[10]钱理群编:《乡风市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17页。
[11]“公共客厅”,就是将一个家庭内的客厅搬到紧锁的房门外面,放大成一定范围内的社区居民的大客厅,为社区居民创造交往与交流的场所。并且配套相应的学习设施和设备,取代家庭内小客厅的家具,成为公共客厅里的“公共家具”,也是公共的学习工具。公共客厅,不仅充分发挥客厅的交际功能,而且引导社区居民逐渐融合成为一个大家庭,甚至能够集聚休闲娱乐、文化交流、主题学习等多种功能于一体。
[12]托瑞·波尔森、高淑婷:《瑞典的学习圈化——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和社会变革方式》,《终身教育》2010年第6期。
[14]《道德经》第五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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