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学习共同体,强调人际心理相容与沟通,重视学习过程中成员之间的互动互助、情感分享、资源共享。因此,在社区学习共同体中,彼此信任、相互支持和无私奉献,是成员关系的常态。社区学习共同体必须要有一定的公共空间,为其成员提供交流互动、情感生成的平台与机会。今天的城市现代气息浓厚,其核心是“商业”,是“物质”,人被挤压在钢筋水泥的森林之中。“虽说巴黎的布置已比伦敦罗马匀调的多了,可是比上北平还差点儿。北平在人为之中显出自然,几乎是什么地方既不挤得慌,又不太僻静: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与树;最空旷的地方也离买卖街与住宅区不远。这种分配法可以算——在我的经验中——天下第一了。北平的好处不在处处设备得完全,而在它处处有空儿,可以使人自由地喘气;不在有好些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四围都有空闲的地方,使它们成为美景。每一个城楼,每一个牌楼,都可以从老远就看见。况且在街上还可以看见北山与西山呢!”[10]
城市人日常生活的共同空间的多少,直接影响着城市人的生活质量。把人民的福祉作为唯一追求的政府,必然要重视公共空间的建设。政府必须从整体规划和局部设计落实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设,着力打造城市“公共客厅”[11],让居民区变成他们互相学习交流、拉近彼此心理距离的“家”。
国外一些成功的公共空间建设案例值得借鉴。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享有“公共艺术之都”的美誉。巴塞罗那政府特别重视公共空间的建设,将公共空间的建设认定为永续的工程与永续的政策。巴塞罗那公共空间的建设,是从中小型公共空间下手,并不是在整个城市空间范围内大兴土木、大搞开发,而是针对每一个小型空间,进行单点设计与改善,以点带面,带动整个城市公共空间的复兴。数以百计的小公园、小广场和街道被重新设计与改造,吸引附近的居民进行户外活动,极大地丰富了市民的公共生活,直接改善了城市面貌,市民的生活品质也得到了显著提高。
打造“公共客厅”,不一定要花费大笔资金,可以像巴塞罗那那样采用“针灸式”的小改造,用简单的材料,引进艺术设计,引导居民参与,针对一个个小空间,像小穴位一样,定点改造。再配套学习设施设备的建设。在加大机关、企业、事业、社会机构等的相关设施设备、场地向公众开放的基础上,加以设计和更新,盘活闲置资源,使这些资源就像“帐篷”一样,成为社区居民共同学习的场地,相应的学习设施设备成为大家的公共学习工具。充分利用广场、公园、居住区户外场地、体育场地等所有公共空间和配套设施设备,将个体存在的社区居民,引导成为有相互联系的“客厅”主人。
2.变单向输出资源“供给”思维为营建自然生长环境助力成长的“服务”思维。
我国的社区建设仍然是政府单方主导、政府单驾马车拉动、政府独力推动的单向输出模式。这一模式,已经让社区治理陷入无力自拔的困境。究其原因,就是治理方式的变革没有适应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
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管理方式的核心是单位制度和户籍制度。大部分社会成员的生产生活、日常交往与政治活动均被纳入单位中,各个单位又隶属于国家政府部门或者事业单位,按照行政级别被赋予相应级别的资源分配权,在单位内部设立党组织、行政组织、共青团组织、妇联、工会等完善的机构。这种设置模式为高效率的国家动员提供了组织构架,只要国家发出一个指令,整个社会便可以随之迅速动员起来。单位体制内社会组成人员的教育、养老、医疗、住房等社会需要由政府承担。单位之外的居民,依据户籍将他们划分在不同的街道办事处、居委会中,通过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的工作实现对单位体制外的人员管理。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被破除,我国城乡社会生活发生的变化是巨大的,“单位”的功能改变了,很多人不再是单位人,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以单位制度为主的社会管理体制已经失灵,原有体制下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组织的职能设置也必须发生根本的转变,建设与治理城乡社区的路径需要适应社会的变革。然而,受国家权力运作模式的历史惯性支配,长期以来存在的社区管理的行政化模式,使社区主体形成依赖心理或客体化,居民的合作意识与自治精神缺乏,公民的自身动员能力薄弱,社会治理水平低下。
社区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事业,在我国已有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它对提高城乡居民素质和改善社会治理状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就整体而言,社区教育的区域差别明显,内涵发展乏力,社区居民参与率和满意度还较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城乡社区居民旺盛的学习需求与社区教育的能力水平形成巨大的反差。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计划经济思维和单向供给模式。教育,在许多人看来就是学校正规教育,而学校教育不仅与升学或就业培训画等号,而且由政府包办一切(民办教育占很小比例)。在这一思维惯性牵引下,社区教育也被许多人理解为由政府举办的培训班或者宣传、教育活动。
池塘与湿地是水生物和植物的生态系统,有了土壤、空气、水分,池塘和湿地里所有动植物都会自由生长。社区学习共同体,也是从地上“长”出来的,它是农业生产而不是工业制造,我们要做的是打造社区学习共同体成长的“池塘”与“湿地”。社区教育不接地气,就没有人气,就没有吸引力,就没有生命力。地气是什么?是老百姓的兴趣与需求。他们的需求千差万别,具有个性化、多样化和品质化的特点,因此,社区学习服务体系也必须是一个生态系统,具有整体性、基础性、开放性和生成性。这样的系统,才能助推市民学习生态的形成。因此,有必要把“社区学院”或“社区教育学院”真正打造成“社区市民学习服务中心”,赋予其需求调查、资源整合、协调指导、骨干培训、交流平台搭建等功能,担当起建造“池塘”和“湿地”的具体工作职责。地方政府不能仅仅热衷于挂牌子、建队伍、搞活动、扩大知名度,而是要在营造社区教育的生态上下功夫。只有这样,社区教育才能惠及城乡每一个居民,更多的社区学习共同体才会从地上长出来而呈现出蓬勃的生机。
在许多业内人士看来,社区教育在某些地区发展不好,其原因一是教育资源缺乏,师资不足;二是经费投入太少。这样的归因正确吗?多少学习资源算是充足的?多少经费才是够用的呢?成人学习活动应该得到政府的资助与扶持,但是,如果我们不改变计划经济思维和单向供给行为模式,再多的资源和再多的钱,也是办不好社区教育的,而现实也不可能由政府单方面提供无限的资源和经费。
得出社区教育与成人教育办不好是因为钱不够的结论,有失偏颇但也能理解。因为我们还没有认识到社区教育、成人教育的本质特性,常把它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学校教育混为一谈。学校教育是正规教育,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必须由政府有计划地负责组织实施,由政府提供教育资源。学校教育的对象是未成年人的教育,只占全部人口的一小部分,政府有义务也有能力提供教育资源。而真正意义上的成人教育和社区教育,是非正规教育,成人的学习,主要是非正规学习,与学校教育和学生的学习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教育对象是全部人口的六分之五,政府根本做不到也完全没有必要负责提供全部教育经费与资源。
社区学习共同体,是自然生长的生命体,要使其健康成长,我们能做的是,为它的成长建立良好的生态,打造适合其生长的“池塘”或“湿地”,即为社区学习共同体成长提供最基础最基本的条件,而不是也不能通过“管理”“输血”以便“控制”。山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生态建设与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建造“湿地”和“池塘”,营造社区学习共同体成长生态,要遵循人的学习规律和生态营建规律。
3.建设社区学习共同体的成长生态需要社会组织的参与。(https://www.xing528.com)
社会组织是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组织,也被称为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公益组织或第三部门等。我国社会组织是公共权力回归社会的重要桥梁,是公民实现经济政治利益和满足文化需要的重要渠道,是公民自由自主活动的重要载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方式和组织机制发生了并且继续发生着重大变化,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依靠单位组织管理社会生活的模式日益失去存在条件的情况下,需要政府职能转变上有新突破,理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凡是社会组织能够办理和提供的社会事务和社会服务,尽可能以适当方式由各种社会组织承担,打破政府对公共事务大包大揽的格局,降低社会治理成本。
养护和培育社区学习共同体,社会组织具有重要作用。借助民间社会组织的力量,建立国家层面、省级层面和市与区(县、市)级层面等四级联系网络。在各级成人教育协会设立社区学习共同体发展专业委员会。设立全国社区学习共同体研究中心,作为社区学习共同体研究的社会组织,承担起有共同研究兴趣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者的培训任务,开展理论与行动研究。在全国各省市开展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培育与养护实验,探索社区学习共同体成长生态建立路径,逐步深化社区共同学习理论。加强国际合作研究,做好理论的传播与应用。广泛宣传社区学习共同体在建设学习化社会、丰富城乡居民的精神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意义。探索培育与养护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实践策略,推广社区学习共同体培育与养护的研究成果,建立和完善成果推介体系。编制学术出版物,开展论坛与研讨会议,建立网络平台,让社区学习共同体遍布城市与乡村。
“社区学习共同体”是草根的,是民间的。养护与培育它的重要力量是民间的社会力量,政府是民间学习体系建设的最佳策划者和推动者。
框架与链接
瑞典的学习圈和为其服务的学习社团[12]
在瑞典,许多学习圈是由学习社团所组织的,而这些社团又是由许多得到政府补贴的非政府组织(NGO)创办的。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瑞典人有一贯的传统去组成这些大众化的组织。有时候瑞典被称为“组织式的民主制”。它有时也被称作“学习圈式的民主制”,我们已故的前总理斯文·奥洛夫·约阿基姆·帕尔梅(Sven Olof Joachim Palme)就曾如此称呼。在瑞典有数以千计的地方性组织。有时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同一类型的地区性组织会联合起来组成联盟或全国性的组织(联合会或协会),它们通常在各地下设分支机构。
在数百个不同的全国性组织中大约有250个是一个学习联合会的会员组织。许多组织在区域性的学习社团中有着密切的合作。
瑞典如今共有10个不同的学习社团。第一个学习社团设立于1912年,名为“工人教育协会”,这一协会仍是现存最大的社团。其他的一些社团有的根植于自由派或保守派政党,有的在基督教会社区,有的是自然和环境组织……现在又有两个新的社团:穆斯林研究协会和文化研究协会。
每个学习社团都由一些成员组织构成,另有一个学习社团为瑞典的大学所有。这就意味着,根据不同的行为或组织可以大致反映出学习社团的属性。每个学习社团都有一个全国性的办公机构和遍布瑞典各处的分支机构。
全国性的办公机构负责各地分支机构的总体领导、制定各类政策和导向、进行行政管理和经济调控。它们以学习指导、会议、研讨和培训课程等服务于学习圈中的成员和组织者。如果在某一领域缺少相关书籍,学习社团在有需要的情况下也会印制相应的材料以备使用。
培训课程对于学习圈的组织者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组织者为了能够更好地鼓舞和激励每一个参与者都更积极地提问、表达个人的观点、分享自身的经验等。每个学习社团都有它们的培训课程,但是通常都是短期的,大多为周末授课。
学习圈实际由地区的分支机构组织,它们招聘学习圈的组织者,并提供相应的指导和特别的课程训练。每个地区组织都能得到一定的国家补贴,还有一部分的津贴中的大多数来自市政补贴以及少量的参与者的缴费。
拥有学习社团的组织和地区性的各类分支机构往往都有着密切的合作。通常它们在地区性组织和社区中相互合作,它们精心设计一些学习圈给那些组织会员。例如,学习如何保护生态、研究欧盟各成员国的政党等。
一般地,各地区的分支机构都组织音乐、艺术、语言、计算机培训、历史、哲学等各类学习圈。在民众中保留传统艺术、手工技艺及促进文化的传承等方面学习圈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学习圈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鼓励使民众更多地了解自然,由此来保护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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