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物欲，发现真正的幸福

中国人近年来的物质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善,个人的自由度较之以前也有了大幅度的进步,但人们的幸福感却没有多大的提高。

1.不能和原初的本真自我相逢,不知道自己是谁。

被称为“西方历史的先知”的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出版于1922年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对“文明”和“文化”这两个概念进行定义,他所定义的文明,是物化了的文化,是终结了文化的物质形态,即以生产工具为标志的人为的最表面的工艺系统,也就是物的系统、器的系统、术的系统。而文化是未被物化的基于生命的精神系统,也就是心的系统、情的系统、道的系统。斯宾格勒说,大多数文化都经历了一个生命的周期,西方文化也不例外。西方已经走过了文化的创造阶段,正通过反省物质享受而迈向无可挽回的没落。人类的行程,是文明不断发展、物质世界不断壮大的过程,却不是心与情的世界不断丰富的过程。因为物质世界的工具系统是头脑的产物,是选择意志的产物;情世界的生命系统是心灵的产物,是本质意志的产物,所以,文明社会的根本冲突是心世界与脑世界的冲突,也就是人的生命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的冲突。文明是人类社会的长度与宽度,文化则是人类社会的深度。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人们忘记自身的深度。德国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曾经断言,当今人类已不能与本身相逢,即已不能和原初的本真自我相逢。《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早在二百多年前就意识到这一点:与本真的我,即使相遇也未能相识。贾宝玉与甄宝玉相见大失所望,正是相逢不相识的写照。甄宝玉是当今人类的象征和隐喻,他早已远离非功名非功利的本真的赤子的“我”,已深深地陷入物质社会的习俗之中。我们在这一社会背景下生活久了,常常忘记“我”是谁,人生本真的我的意义是什么。

贫富与欲望,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人类痛苦或者欢乐的根源。人类的欲望是填不满的黑洞,穷人有穷人的欲望,富人有富人的欲望。《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渔夫的老婆起初的欲望只是想要一个新木盆;但得到了新木盆后,她马上就要木房子;有了木房子,她要当贵妇人;当了贵妇人,她又要当女皇;当上了女皇,她又要当海上的女霸王,让那条能满足她欲望的金鱼做她的奴仆。这就越过了界限,如同吹肥皂泡,吹得过大,必然爆破。凡事总有限度,一旦过度,必受惩罚。

据说印度人为捕捉猴子,制作一种木笼,笼中放着食物。猴子伸进手去,抓住食物,手就拿不出来。要想拿出手来,必须放下食物,但猴子绝对不肯放下食物。猴子没有“放下”的智慧。人有“放下”的智慧吗?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有的人有的时候有,有的人有的时候没有。贪婪是人的本性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人性的阴暗面。贪欲是万恶之源。

以身体为物质载体的自然生命,相对于宇宙大生命是脆弱而渺小的。然而,生命是柔弱而神圣的。活着就是幸福,活着无比神圣,活着就要顺应自己的个性,不虚伪、不压抑、不执着。当我们能如婴儿一样纯真,能袒露自己内心世界而不掩饰自己的真实面目;如赤子一样质朴,勇敢追寻个人的人生价值而不过度追求名利与财富,生命才能回归质朴与本真。返璞归真,生命才是最可爱的。没有目的的人生就是漂泊的人生,使命感的失去就是意义感的失去,幸福就无从获得。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早已不认识自己,完全被自己所制造的概念、物质和权力结构所遮蔽,离生命的本真、本原、本然已经很远了?

2.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不知道我自己要什么。

单纯天真是幸福之源。一旦单纯天真失去了,为了得到更多而陷于你死我活的竞争怪圈之中,原来的幸福也不可挽回地失去。神对亚当和夏娃无情地惩罚,告诫他们及后人,再多的劳苦也不足以挽回天堂里单纯天真所带来的宁静祥和、无牵无挂的幸福生活。坦塔罗斯的痛苦,同样传达这样的寓意,你可以无忧无虑地幸福生活下去,只要你保持那份单纯和天真。但若你不满足而去改变并竟然意图去控制它们,你将永远无法享有在单纯、天真状态下才可以享受的幸福。

随着工业文明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能力不断增强,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把我们带入了前所未有的繁华之中。然而,丰硕的成果背后潜藏着巨大的危机,科学的进步在深入挖掘和开启了工具力量的同时,使得人们在操纵世界的过程中越来越工具化,只顾眼前,没有时间去展望如何过一种有价值的生活,人们离自身越来越远。人不同于其他动物,最重要的是其内心世界的发展。不幸的是,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的专业分工将人变成了社会机器的一颗螺丝钉,只是发展了人的部分功用价值,而作为整体的人被肢解,人的生命性价值难以实现。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不会无奈地按照别人的意愿去生活。这样的人,因为有主见,就不会让别人的观点淹没自己的心声。这样的人,也是能与自己对话的人,是内心强大的人。“知足常乐”的道理每个人都懂,但又常常做不到,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听从内心的呼唤而被虚名浮利所困。人们常常在很有意义的事情上花很少的时间和精力,而在无意义或少意义的事情上投入几乎全部精力,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学会“投资”幸福,不知道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

我们往往忙于应付沿路的各种问题,却忘了为什么要走这条路。

物对人的异化,使人“没有自己”。非理性的消费,让我们生活在一个工业垃圾泛滥的年代。物质过度消费不仅是环保问题,更是我们的心灵问题。广告奴役与催化着我们的购买欲,购入并不需要的东西。我们的生活目标开始变得无比庞大,高档住宅、小汽车、名牌服装、高级手机、进口香水、数码相机、名表等等。在物质的层面上我们要的越来越多,而一旦回归到本质的层面,却常常一片茫然。(www.xing528.com)

我们对于自己的生命意义一无所知,我们对美好事物的感知力日益减弱。这一切全因为人的异化。我们用生命和时间换取着并无意义的物品,而这些物品变成了人们的负担,因为要用更多的时间来收拾、使用、打理这些物品。当我们抱怨被生活的琐事埋没的时候,也许正是被自己一心追求的物品埋没了。人们一直以来都认为发展经济是为给人类创造更多幸福,事实却出现了与人们愿望完全相反的情况。

美国的格雷厄姆·希尔先生是LifeEdited.com和Tree Hugger.com的创始人,在年轻时卖掉自己创立的互联网公司,挣了很多钱,买了一个房子和许多东西,甚至雇人做他的私人采购,后来却发现这些东西不但没为自己带来快乐,反而成了负担。在接下来的15年,各种经历让他领悟到了简单的生活的富足。格雷厄姆·希尔说:“我曾有一辈子花不完的钱,但现在我住在一间约为40平方米的公寓里。我睡在可折叠到墙上的床上。我有6件正装白衬衫。我有10只浅碗,用来装沙拉和主菜。当人们来共进晚餐时,我会拉出我的可伸缩餐桌。我连一张CD或DVD都没有。20世纪90年代我卖了一家互联网初创企业,拿到了不少钱,我拥有一幢大房子,里面塞满了各种东西,从电子产品到汽车,再到电器和小玩意儿。不知何故,这些东西最终掌控了我的生活,或其大部分;我消费的这些东西最终消耗了我。我的情况有些特殊,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30岁前在互联网行业挣到一大笔钱,但我与物质财产的关系可并非特例。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世界里,这里充斥着大型购物中心和24小时在线购物的机会。来自每一种社会经济背景的成员都可以把自己淹没在商品之中,而人们的确也会这么去做。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些物品中的任何一个,能让任何人更快乐。事实上的情况或许恰好相反。我的成功及所买来的东西很快从新奇变成了寻常。很快,我对这一切就都麻木了。新款诺基亚手机无法令我兴奋或满足。我很快就开始感到疑惑,为何我在理论上有所升级的生活无法让我感觉更好一些,而且为何我会比以前感到更加焦虑。”这些永无休止的消费,是否导致了明显的幸福增长呢?格雷厄姆·希尔说:“从直觉上,我们知道生活中最好的东西根本就不是某样东西,而人际关系、经历和有意义的工作才是幸福生活的主题。”

2015年2月12日,一份由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每小时工资为20~30元时幸福指数达到峰值,超过30元后幸福指数便开始回落。有趣的是,小时收入30元以上的“土豪”人群与小时收入在7~12元之间的“打工仔”人群幸福指数相当。居民教育水平的提高并未创造出更高的幸福感,博士的幸福感甚至不如文盲。

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总计8000余个样本中,受访者主观幸福感的询问具体问题为“总的来说,您现在觉得幸福吗?”可供选择的答案有五个:非常不幸福、不幸福、一般、幸福、非常幸福。学历程度更高的人更不幸福,幸福指数最高的是小学毕业生,达到133.3,博士学历人群的幸福指数最低,仅为121.0,甚至低于文盲的130.2。从性别来看,数据一改民间语境中女博士的弱势地位,发现男博士比女博士更加不幸福。收入高≠更幸福,“土豪”与“打工仔”幸福感相当。在工作和收入方面,报告发现,每小时工资为20~30元时幸福指数达到峰值,超过30元后幸福指数便开始回落。同时,从每天的工作时间来看,工作时间越长越不幸福,每天工作8小时之内的人群幸福指数在134左右,而超过11小时的人群幸福指数则降至126.8。因此,通过加班熬夜换来的血汗钱并不能增加幸福感。在地域方面,幸福指数最高的是山东省,为147.5,而北京、上海这两大因房价高耸、生活压力大而常被国民抱怨的一线城市,幸福指数均为135.0,并列第七位。

美国的消费活动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持续上升,住房的面积在过去60年里如气球般膨胀。1950年,在美国一所新住宅的平均尺寸约为90平方米;到了2010年,每所新住宅平均约是230平方米。而这些数据所展现的还不是全部情况。1950年,在美国的每所住宅中平均居住3.37人;在2011年这一数字缩小到2.6人。这意味着,现在的个人平均住房面积是60年前的三倍多。然而,幸福指数却一直持平。

老子说:“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8]宠辱是外界对你的评价,应该置之度外,被人夸是意外,被人骂也是意外,但一般人不是这样,总是受宠若惊,受辱若惊,患得患失,想得宠,怕受辱,把身外之物看得太重,许多人甚至重视身外的宠辱远远超过自身的生命。对于功名利禄,对于普通人不可不需要,但是,如果你把它摆在比生命还要宝贵的位置上,那就大错特错了。

3.我自己不知道往哪里去。

处于各个阶层和年龄段的人,都有可能不明了活着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与外在的社会地位、财富、权力和年龄无关,而与人的内在的明心见性、灵性成长直接相关。

这是一个人人渴望成功以及人人都把成功当作人生终极目标的时代,而在现实环境当中,这个成功又有其特定的内涵,那就是两样东西——权和钱,这种极致的追求,让时代的每一个毛细血管都沾满了铜臭味和权臭味。在这样的时代,心灵的宁静是奢侈品,知世故而不世故才是成熟的人。苏轼有词《浣溪沙·元丰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从泗州刘倩叔游南山》:“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清欢可以说是“清淡的欢愉”,这种清淡的欢愉不是来自别处,正是来自对平静、疏淡、简朴的生活的一种热爱。当一个人可以品味山野菜的清香胜过了山珍海味,或者一个人在路边的石头里看出了比钻石更动人的滋味,或者一个人听林间鸟鸣的声音感受到比提笼遛鸟更真实的感动,或者甚至于认为静静品一壶乌龙茶比在喧闹的晚宴中更能清洗心灵,这些就是“清欢”。清欢之所以好,是因为它对物质生活的无过分要求,不看重物质的条件,而只讲究心灵的品位。在拥有愈来愈多的物质世界里,清淡的欢愉日渐失去了。现代人不能过清欢的生活,反而以浊为欢,当一个人以浊为欢的时候,就很难体会到生命清明的滋味,只会感觉到人间愈来愈无味了。

当人文精神严重缺乏、超越功利的审美追求严重缺乏,而实用务实的传统品格恰好传承下来时,整个民族也就会只有逐利一途。价值观的同质化与世俗化,必然使特立独行的自由人格成为最稀罕之物。在资本、贪欲、权势刺激下的病态发展,表现出对金钱的疯狂占有。更加可怕的是,心为物役的天然反感与潜在警惕性,已经被世俗社会发展的加速度,粗暴地、悄然地消解了,人类生活丧失了许多情趣而充满了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