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未准备好的约束困境优化建议

比较关注性约束弱化的大概是亲身参与这场大变动的人群、试图作出权威解释的性学家以及忧心忡忡的道德卫士。管理方的反应是迟缓的，且经常拒绝表态。与20世纪80年代前的作为相比，现时对于越轨的性不仅态度不鲜明，而且措施不坚决。从下往上看，政治在性的领域里后退；自上往下看，管制与否依旧以政治为准星。

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性约束弱化“荒谬”，也可以争辩某些领域的性约束弱化尚不够彻底，但无论如何，过度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且不说出现了西方性革命的种种恶果，单就社会道德这一块而言，性革命与社会道德的共同沦丧确是互为因果的。没有人会天真地以为，性革命将迎来男女平等的春天，更别指望通过性革命来实现个性的解放，而南辕北辙的性的全面商业化倒是显而易见的。

这一切并非仅仅是性禁锢后的开闸宣泄。如果把中国的性约束弱化置于一个宏大的叙事中，我们便会发现其中的阅读理解。根据潘绥铭的解读，^[24]中国性革命的产生首先是具备了三方面的社会背景。一是单位制度的瓦解加之传统信仰的消失，导致了社会控制的放松。20世纪80年代开始，单位不再是人们唯一的谋生之地，人们可以自个儿或成群结队地自谋生路，单位人成了社会人。社会人的管理成为一个问题，社会人的“性”更成为问题。如果说“讲法制”是时尚，但对性讲法制恰恰是法制的盲点和难点。^[25]至于传统信仰的消失，观察许多领域诚信缺失便可理解。如今假冒伪劣产品盛行于城乡，更遑论对性的约束和控制。二是人口的纵向流动加之居住方式的变化，导致“陌生人社会”的形成。中国30年来的人口流动是空前的，其特征是人口不断地向城市聚集，并在城市之间流动。我们从一个地区的犯罪嫌疑人中流动人口的增长幅度便可看出人口流动规模之巨。根据“当前中国流动人口犯罪研究”课题组对课题选定的国内7个省8个城市的研究，1991年至2000年的10年间，上海市流动人口犯罪嫌疑人总量水平增长95.36%；江苏省为236.68%；广州市为60.54%；沈阳市为68.67%；厦门市为204.56%；成都市为93.54%；湖北省唯一呈下降趋势，下降幅度为14.17%，但后5年却止降反升，增长16.05%。^[26]人口从农村至城市的流动，本身就是大范围的居住方式的变化；住房商品化，不再按一户一房进行分配，居住地与户籍地的分离成为常见的现象。凡此种种，快速形成了“陌生人社会”。三是私人空间的独立与扩大加之“文化反哺”，导致了个性的再次张扬。户口不再随便检查，男女居住旅馆不再需要出示结婚证，个人的结婚、离婚、再结婚纯属私事。至于“文化反哺”，指的是年轻人用实际行动给中老年人的再教育，先进女性开始了对男权社会的质疑和再教育，民间力量发起了对于社会管理者的再教育。^[27]个性的再次张扬，意味着性约束的再度萎缩。

借托愈益显化的社会背景，三大社会推手登台催生着性约束弱化。第一个推手是1980年修改的《婚姻法》。第一次明确规定了离婚的唯一标准是“双方感情破裂”，附带的条件是“经调解无效”，其他理由如“小三”插足等均不再在此法的考虑范围。“秦香莲”们无望得到法律上的支持。“……中国一跃而成为世界上奉行自由离婚的领先国家（美国各州到1971年才过半奉行，英国则是在1973年才实行）。”^[28]第二个推手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年轻人口剧增，而年轻人始终是性约束弱化的生力军。剧增的原因是“唯生殖目的论”笼罩下“文革”时期的生育高峰。第三个推手是1981年开始全面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这一政策最直接的产物和主要附产品体现在：避孕和人流合理合法并受到官方大力推进，减少了女性对于怀孕的恐惧（在40岁以下的城市女性中，已有49.1%的人至少做过一次人流，在农村则是29.1%）；子女的减少使得女性不再是生育工具，并成为部分都市女性在性方面出现许多激进现象的原因之一；有些传统上被认为“变态”或“反常”的行为，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如在30岁以上的人里面，正处于单身状态的人已经占到男性的1.3%和女性的4.2%，已婚而无子女的人在城市中占1%；敢于承认自己有过自慰、各种“反常”姿势、同性恋等行为的人数有显著增加或者有较大的增加）；孩子的减少，导致离婚对于子女的顾虑在剧减，在调查总体中，曾离过婚的人已达2.8%；“性—生殖”这个昔日主轴的变化，促进了初级生活圈的整体功能的转变，从过去那种男耕女织和传宗接代的模式日益转变为“闲暇生活的实体”，“核心家庭”（只有夫妻与未婚子女）在增加（在城市25—29岁的在婚者中，已有62.2%是核心家庭，到45岁之前已经是85.8%）。^[29]

显而易见的是，性约束弱化突然间就陷入了无法自解的困境。一是制度上的安排，性约束突然间失去了正当的法理基础和广泛的社会动力。随着《婚姻法》的修改出台，离婚的约束荡然无存，只要愿意，任何家庭都可以制造并递交“双方感情破裂”的证据和理由。独生子女政策的推出执行，使得人们的性行为包括越轨性行为大量增加。我们看到，“早先，女性可能生七八个孩子，一生就在生儿育女中过去了；但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后，女性只需用3年时间就完成了生育任务，在剩下的时间里，夫妻关系要靠感情、性爱来维系……。”这是独生子女政策下的家庭夫妻状况。独生子女的状况同样面临问题，“在第二代独生子女眼中，父母是没有性别的，真正让他们知道男女之别的，是年龄相近的兄弟姐妹。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性对他们来说将变得完全陌生。对性的陌生可能使不少第二代独生子女有一夜情，因为这种性爱不需要了解对方……”^[30]社会趋向于容忍和接受一夜情、婚前性行为等越轨性行为，这从大众媒体对这些行为的介绍和评价中即可看出一斑。二是性约束丧失了以往依托政治而一呼百应的制高点，公平、公正和道德却成了左右摇摆的钟摆，这是可以理解的。将政治注入性，是对性进行干预和约束的最好理由和武器，一旦政治撤离了性，性约束先是张皇失措，然后束手无策。从严密的约束到越轨性行为的泛滥，形势急转直下。虽然不能说卖淫、“包二奶”等现象的触目惊心并与性约束弱化有直接的关联，但其中透露出两极（贫与富、城与乡）分化的加剧、财富分配的不公、价值取向的扭曲等问题，显示了社会公平、公正和社会成员内心道德的缺失，而这一切又注定了性约束愈加缺乏合理的支撑和坚实的基础。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一位女性为何在媒体上公开表达了“宁愿坐在宝马车上哭，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爱情观。三是挑落“男权制”、实现男女平等等西方性革命的主题并不是中国性革命的主要内容，革命至今，性别歧视依旧严重，女性地位的改善和提高还远远不如女性就业所带来的影响那般深远。这场似乎在追求性享受而不是实现性平等权的革命历程中，性约束突然发现，它无法在制度层面解释约束的合理性，无法在社会层面消除产生越轨性行为的根源。在过去，这些情况也许无关紧要，并被认为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但对于处在信息爆炸的性约束弱化年代，这却是性约束不能回避的安身立命之所。四是在一部分人视而不见，一部分人慨然赴宴（艳）的现实下，以及在性约束弱化的某些“成果”成了幻灭后的鸦片，同时也成了不以为耻的致富手段的情况下，任何性约束都可能成为笑谈。当权力和财富成为社会价值判断的标准和社会成员的追求时，其中蕴含的极端利己主义毒素，将会导致这样的结果：越轨性行为与我无关，只有当影响我的权利和财富时，才与我有关。在追求、运作权利和财富的双向过程中，规避约束是涉事双方共同的取向。在这里，性约束只是成为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的事件。

【注释】

[1]［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第5页、第8页、第23页。

[2]［德］爱德华·傅克斯：《欧洲风化史：风流世纪》，海豚出版社2012年版，第168页、第173页。

[3]［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92—93页。

[4]［法］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第137页。

[5]“女性的避孕导致了深刻的后果：最直接的后果是出生率的降低，对女性而言，通过避孕她们可以自由控制自己的身体。怀孕不再是婚姻中不可避免的事情，妇女可以自由选择怀孕的时间或选择不要孩子；对未婚者来说，婚前性行为成为普遍的现象。这是女性性解放的技术前提。”（张虹：《从禁忌到解放——20世纪西方性观念的演变》（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丛书），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

[6]［美］贺兰特·凯查杜里安：《性学观止》（下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637页、第645页。

[7]李银河：《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李银河文集第一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87页。

[8]参见［美］贺兰特·凯查杜里安：《性学观止》（下册），第647页；两性中谁去打扮？英国心理学家蔼理斯认为，“关键在于两性的社会地位，即谁处于下风。”（转引自王红旗：《中国女性在演说》，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231页）

[9]［法］让·波德里亚：《论诱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10]参见刘达临编著：《世界性文化图考》（一），第320页。

[11]［美］埃里克·伯科威茨：《性审判史——一部人类文明史》，第109页。

[12]“上网购买一个现代贞操带吧，随着伟哥和‘欲望都市’的流行，似乎那些千年的老玩意儿也复活了。好几家制造商的产品都引人关注，他们宣称这些现代贞操带并非只为迎合某些特殊的性兴趣，事实上维持长期关系的伴侣买得更多。”“金赛性学研究院的发言人詹尼弗·巴斯说，她没有注意到贞操带又流行起来了，不过真是那样也不令人意外。‘人们都害怕感染艾滋病和其他性传播疾病，而且都担心被欺骗’。她说。”（［美］格雷·F.凯利：《性心理学》，第35页）

[13]《赫希菲尔德（德）性学资料库》附录Ⅰ，《世界性学会性权利宣言》，参见http：／／www.sexarchivei.nfo／CH／Chronology.files／CHR05.htm。(www.xing528.com)

[14]参见李银河：《性权利三原则》，新浪博客《李银河的博客》，2006年8月16日。

[15]李银河：《性的问题：福柯与性》，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38—39页。

[16]郑思礼：《中国性文化：一个千年不解之结》，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17]刘达临：《20世纪中国性文化》，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34页。

[18]《中国性病报告》（3），《三联生活周刊》2002年3月7日。

[19]潘绥铭、黄盈盈：《性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

[20]［英］艾华：《中国的女性与性相——1949年以来的性别话语》（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21]黄小伟：《新革命：性革命》，中国新闻网，2002年8月29日。

[22]1981年6月5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通报了全球首宗艾滋病毒感染案例。1985年6月，中国大陆地区从一名阿根廷游客身上发现首例艾滋病例。根据国际在线2011年11月30日《中国艾滋病人和感染者约78万人，就医受歧视》的报道，截至2011年底，估计中国存活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78万，还有大约56%的感染者尚未被发现。温家宝2012年12月2日在《努力形成全社会共同防控艾滋病的合力》的讲话中指出，目前我国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约占全球1／50，全国总人口艾滋病感染率为0.58‰，仍然属于低流行水平国家，并没有出现一些国际组织和媒体预测的那种情况。在维基百科的有关内容中，认为中国大陆艾滋病疫情呈现快速上升趋势，近年来感染人数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已经进入了艾滋病感染的快速增长期。到1999年底，中国大陆所有省份都有艾滋病案例报告，说明艾滋病已经扩散到全国范围。同时艾滋病感染人群也已经从高危人群开始扩散到社会各个阶层。其中在性工作者和男同性恋者间的传播速度也有增长的趋势。

[23]黄小伟：《新革命：性革命》，中国新闻网，2002年8月29日。

[24]参见潘绥铭：《中国性革命纵论》，台湾万有出版社2006年版。

[25]潘绥铭在其所著的《中国性革命纵论》一书中，叙述了亲身所见的故事：居委会领导来捉奸，门不开，屋内递出一张纸。门外的领导以为是结婚证，却见是撕下来的《法制教育课本》上的一页，上面写道：“拿搜查证来！”

[26]王智民等：《当前中国流动人口犯罪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另据2010年2月《瞭望》新闻周刊报道，新的统计显示，北京市70%的犯罪是外来人口，违法犯罪被侵害人中有70%是外地人口。上海有72%以上的犯罪为非本地户籍人口所为，杭州已经突破了90%，而深圳近10年来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和被犯罪侵害的对象中，非深圳户籍的分别占到98%、95%以上，作案人员和受害对象“两头在外”的特点非常突出。

[27]潘绥铭在《中国性革命纵论》一书中，总结了1980—1995年的15年变化，发现以三年为一个周期，凡是政府原来严厉禁止和打击的，如女性的烫发与化妆、“蛤蟆镜”（太阳镜）、喇叭裤与牛仔裤、迪斯科、摇滚乐、三点式、裸体艺术、异性按摩、三陪等，后来都公开化和普及化了。

[28]潘绥铭：《中国性革命纵论》。

[29]《透视当今性态种种，中国性革命“蓝皮书”出台》，中国新闻网，2002年10月29日。

[30]《性学家语出惊人：第二代独生子女将面临难题》，网易新闻中心，2004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