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言》主张的性权，宣告了现代社会大多数倡导和实行的性约束是无理的、反人权的。《性权利宣言》对于性的约束也许是灾难性的，但仍然不必过于担忧。且不论《宣言》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也不论一些国家和地区丝毫不为性权利所动，单就符合三原则的性行为而言，婚前、婚外性行为的增加，乱伦以及性病特别是艾滋病的明显蔓延，使得个人和社会（家庭）在性爱方面所承担的风险超过了此前任何一个时期。《性权利宣言》的通过基本与艾滋病的流行处于一个时代。这也许不是巧合，此中强烈暗示的是，性约束既不会俯首就擒，也不会自然消亡。如果说性约束在历史上更多地借助政府之手和社会之手的话，现在则领教了自然之手的威力。
经过20世纪60年代高潮般的性革命，人们在思考性革命是不是走得太远了，付出的代价是不是过于沉重。如果性革命一直持续下去，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将会演化到何种面目？于是，原来的“如果感觉好，那就去做”，到了“90年代末，美国人重申家庭价值，成千上万的男性参加了‘许诺’运动，许诺做个好丈夫，好父亲，回归家庭价值”。[15]性的革命转变为性的反革命。
性革命的最重要结果，毋宁说是在传统性观念方面所造成的强烈冲击。性革命后的约束依旧存在，但这是个人和群体对性的自我约束，或者说是性的自我回归。主要通过性的自我约束来完成性的回归，这是性约束的强化还是性约束的弱化？西方性约束的变化大多体现于对同性恋的认识和规范，基本的取向是认同；对于婚前婚外等性行为的认识和规范，则未作大的调整。(www.xing528.com)
性行为本身是（单个或多个）个体的、私密的，性的自我约束可能最为有效。若此，则个人使用性玩具可能是最为完美的性的自我约束。性行为中所产生的各种关系是群体的、社会的，管制或排斥类的性约束仍是必需的。性不管是否具备《性权利宣言》主张的权利，社会都会在制度、市场等方面作出相应的安排。
在社会和自然这两个阵地上，性约束露出了它的锋芒。不管是“在每间卧室里进行革命”，还是女性站着小便，并不构成对“男权制”的彻底颠覆，而只是争取与男人最起码的平起平坐，争夺的是性行为方面最起码的对等话语权。“男权制”主导下的性约束，依旧在权力和财富的分配等重要领域施展功力。难以更改的约束事实是，流产、怀孕和哺乳是性行为后女性所必须承担的后果，除非女性拒绝生子，但拒绝生子的这部分女性又必须面对怀孕的恐惧及避孕的操持。从某种意义上说，性病特别是艾滋病的出现，才调和了男女两性间的生理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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