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柯看来，现代社会的特点不是隐藏性，而是在强调性是“秘密”的同时，热衷于一直谈论性。“现代社会”也是一个性压抑的时代，此前曾有过数百年性的“自由表达和开放”。性压抑“配合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资产阶级的秩序联为一体”。“自由地谈论性和在现实中接受性的事业对于上千年的历史来说是闻所未闻的。”[1]性革命不但高调地谈论性，而且付诸行动。性是与生俱来的，性革命并非与生俱来。随着对人性解放的追求，长期以来累积于性的压抑和禁忌终于在西方出现了堤坝的决口。决堤的洪水被称为“性革命”。
根据美国人凯特·米利特的描述，性革命分为两个阶段，1830年至1930年为第一阶段，1930年至1960年为第二阶段。另外的看法是，英国人法拉梅兹·达伯霍瓦拉认为，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在欧洲出现的“性观念及性行为方面的重大世俗化转变”，应当被视为第一次性革命。但作者承认，这一问题从未得到研究，并且也未得到过承认。不过应该注意到，在这段时期的之前即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发展就是宗教分裂的蔓延，1689年的《宽容法》在法律上承认了宗教多元的正当性，这意味着性戒律的神学基础被摧毁，性宽容从宗教宽容中萌芽滋生。性自由的观念开始出现与流行，改变了人们对于性的认识，直到今天“仍然继续激起新的发展”。在当时，性自由“实际上是整个欧洲启蒙运动的一部分”，不过，“性自由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混乱而无意识的过程。”在此前的欧洲君主专制时代，社会弥漫着颓废风气。德国爱德华·傅克斯（Edward Fachs，1870—1940）在《欧洲风化史：风流世纪》一书中写道：“这种倾向表现出两个典型的现象。一是肆无忌惮的淫乱，常常违反自然，在肉体享受上不断追求技术的花样翻新；其二是表现于消沉颓唐的伤感情绪……诱惑女人的艺术是男人最爱谈的话题；如何机灵而优雅地被诱惑并且大受其惠——150年来始终是女性的才智最为关注的问题。”[2]
不管怎么说，性革命首先要求终止性的压抑和禁忌，终止的范围包括：同性恋、“违法私生”、少年性行为、婚前婚外性行为；围绕性行为的普遍的、传统的消极和被贬斥的气氛，以及双重的标准和卖淫制度。性革命剑指“男权制的习俗，清除男性优越的思想观念和传统以及旨在维护两性地位、角色和气质的社会适应机制”。[3]性革命最有意义的制度影响也许可以说是对婚外性行为的最大程度上的接受，早在性革命的第一阶段，美国1916年到1930年间妇女婚前性行为明显增多，与此对应的是男性与妓女发生性关系行为的频率比他们的前辈减少了一半；性革命最明显的表现形式是性主题和性形象的公开表达，“时装、广告、裸体照、裸体戏、脱衣舞：到处都是勃起与阉割的舞台剧”，[4]“儿童不宜”的X级影片受宠于各大影院，一夜情、交换性伴侣被视为自由和平等的体现。无疑，妇女是性革命运动中最大的被影响者，妇女在家庭中的财产地位得以提高，婚姻更加自愿。值得注意的是，1960年口服避孕药正式上市。这种与生殖分离的避孕技术带来了更多的性自由，同时也让性爱与家庭之间的链条变得更为脆弱，性的约束更为艰难。避孕技术对个人可导致两个结果：暂时不育和终身不育。[5]使用普遍、安全高效的避孕药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市场，其社会意义根据一位学者的说法，可以与火的发现、工具的制造、都市化的进程、医药的进步以及核能的利用相提并论。[6]“做爱而不是作战”（Make love not war）。但有些意见否认美国存在“性革命”，认为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青少年的性行为有所改变但相对稳定，尽管有婚前性经验的人比例大了、年龄提前了，但还谈不上“性革命”。[7]及至20世纪60年代，西方男女大学生通过裸体游行等活动，以示对传统性观念的藐视，其中包括：1965年8月26日，“性自由联盟”组织在美国加州大学校园进行了裸体示威游行，目的是反对大学管理人员对男女学生交往的限制；1968年2月14日情人节，“法国学生全国联盟”为争取在男女学生宿舍之间可以自由走动，策划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活动，活动迅速蔓延到整个法国。简单看，性革命至少实现了两个世俗的目标：更多性伴侣的交换和更多性隐私的暴露。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更多性伴侣交换和更多性隐私暴露的背后是性价值观和性态度的剧变，否则无法解释性革命在许多国家的成功登陆。最能感受到性价值观和性态度改变的是男女性别角色的变化，在男性继续维持中心地位的同时，女性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勇气、机会和法律支持都大为增加。
女权主义主导下的妇女性解放运动，也出现了有趣的对传统的自我否定和更为激进的男女平等：拒绝改变或修饰她们的身体（腿上留有汗毛、脸上不化妆）；当众焚烧乳罩、假睫毛、臀垫和一些《花花公子》杂志；号召“在每间卧室里进行革命”；给一只绵羊戴上“美国小姐”桂冠（难道“她”不甜美吗？不是靠出卖肉体赚钱吗？）；妻子应在丈夫下班前一小时给他打电话，并说：“我想告诉你我需要你”。[8]这里仅仅表现了女性在这场革命中对过去两性关系一股脑的愤懑。“就女性方面而言，性革命的陷阱就是将女性封闭在这个唯一的结构中。在这个结构中，要么女性注定在强大的结构中受到消极的歧视，要么在一个削弱的结构中获得微不足道的胜利。”[9]也许有人没有想到，美国曾经有过对性的约束十分严厉的时期，在19世纪，卖淫、人工流产、出售避孕工具和撰写婚姻指导手册的人都可能被送上法庭。(www.xing528.com)
最令人震惊的是，1977年，一群天主教神学家不顾梵蒂冈在1976年重申“婚姻外各种性关系”的责难与禁令，发表了可以载入西方教会史册的声明：一是婚外性行为果真有“创意”而且“圆满”，则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二是不应该将离婚者或丧偶者视为“无性的人”；三是同性恋者的稳定友谊比禁欲来得好；四是结扎已被视为一种合法的节育方法；五是只有会产生严重心理障碍的不良自慰才有问题；六是只有当事人有畅通的发泄渠道而还要去搞兽奸者，才应被视为病态；七是大多数的色情刊物对大多数的成年人来说，仍是“中性的”或“无关道德”的，它们未必那么危险；八是任何形式的性行为只要是“自在的、让对方满意的、忠实的、有社会责任感的、愉悦的”，就应该是符合道德的行为。这些神学家的理论依据是：如果一个社会能大胆地而且审慎地采纳一个彻底的性自由制度，那么可以确信，与桃色事件有关的个人和社会危险将会大量减少，性心理疾病将会消失。既然人们的欲望可以比较自由地得到满足，这反过来又会对整个社会、对人和人的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广泛而有益的影响。[10]性自由主义与性享乐主义相混合的由神学家提出的这八项主张，既是性革命的“圆满”结果，也给性革命添了一把火，其中的一些主张在世俗界里已经不是“主张”，但第八项主张仍然深具挑战性，并埋下了性反革命的种子。几年之后的1980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依然坚定地表示，如果已婚男人对自己的妻子有强烈的性冲动，那么他在道德上就犯了通奸罪。[11]
如同其他任何形式的革命，越走越远的性革命也展现了它过激或超前的一面。性的极端享乐、性的过度放纵和两性关系上的无政府主义，结果造成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公共场合性表达的泛滥，性与婚姻的分离，离婚率上升，少女早孕，私生子，堕胎，艾滋病。吊诡的是，这些问题对妇女影响最大。
以自由、平等为标杆的性革命产生的两个后果是得到充分显现的。首先，上述性革命造成的大量社会问题，严重伤害到社会细胞——家庭的健康和完整，进而构成对社会健康和进步的威胁。这种伤害反身祸及性革命的参与者自身，这恐怕是他们当初兴高采烈地参与革命时未曾想到的。其次，社会利用性革命的一切成果，将性全面地商品化，性成为可以通过权力和财富加以交换的普通商品，产生了一系列与性有关的商业活动甚至行业，比如某些越轨性行为被“解放”为合法的商业性性行为。这两个后果具有一定的关联，但前者并非绝对由后者所导致。西方性革命在后期呈现的家庭回归潮，并没有同时出现对商业性性行为的全面禁止。西方性革命已经证明，性革命是实现女性所渴望的两性平等的重要一环，但远未取得她们梦寐以求的平等；性革命是人性解放的催生剂，但并不产出人性的解放；性权利并不等于人权，但却是实现人权的重要一步。因此，二十多年之后家庭回归、保守主义回潮，也就容易理解了。[12]意味深长的是，在性革命喧嚣的同时，贞操带的销售并未受到影响。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