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增加与劳动者境况的关系

第十六章

·Chapter Sixteen·

亚当·斯密博士把社会收入或社会资本的每一增加都描述成劳动维持基金的增加，这可能是错误的——财富的增加丝毫无助于改善贫穷劳动者的境况——英国财富增加了，而劳动维持基金并未成比例增加——中国穷人的状况并不会因来自制造业的财富增加而得到改善。

据亚当·斯密博士宣称，《国富论》研究的对象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然而，与此同时，他还偶尔进行另外一项甚或更为有趣的研究，关于这个，我指的是研究影响国民幸福或者社会下层阶级，即每一国人数最多的阶级的幸福和安乐的各种因素。我十分清楚这两个问题的紧密联系，也就是说，有助于增加一国财富的因素，一般来说往往也会增加社会下层民众的幸福。但是，亚当·斯密博士把这两项研究的关系看得过于紧密了，至少，他并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些情况，即社会财富可能会增加（根据他对“财富”的定义），但丝毫无助于增进社会劳动阶层的安乐的情况。我并不是想对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幸福由什么构成作哲学上的讨论，而只想考察其中两个公认的要素，即健康以及对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支配权。

贫穷劳动者的安乐，取决于指定用于劳动维持基金的增加，且与增加的速度完全成正比，这一点是几乎或根本不可能存疑的。这种增加引起的劳动需求，通过在市场上制造竞争，必然会提高劳动的价值，而且，在所需的额外工人被培育出来之前，这个基金在增加，而分享该基金的人数却未改变，因而每个劳动者将过得比以前更好。但是，亚当·斯密博士把社会收入或社会资本的每一增加都描述为此类基金的增加，或许是错误的。事实上，这类剩余资本或收入，总是会被拥有它的个人看做是附加的资金，它可以用来维持更多的劳动。但是，社会资本或收入的这一增量，除非全部或至少很大一部分能够被转变为相应数量的食物，否则就不能称其为真正和有效的基金，可用以供养额外的劳动者。而且，如果这一增加仅仅源于劳动产品的增加，而非源于土地产品的增加，它就不能转变为食物。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资本所能雇用的工人数量和土地所能供养的工人数量之间，就会有所不同。

现举一例来说明我的意思。亚当·斯密博士把一国的财富定义为是由该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组成的。显然，这个定义不仅包括土地产品，还包括制造品。现在，假设在若干年的时间内，某一国家把每年节省下来的收入只添加到该国的制造业资本上，而不添加到用于土地的资本上，那么显而易见，根据上述定义，该国将变得更富有，但没有供养更多劳动者的能力，因而实际的劳动维持基金没有增加。尽管如此，每个制造业者将有能力，或至少自认为有能力扩大他原有的运营资本或增设新的业务，因而会对劳动产生新的需求。这种需求当然会抬高劳动价格，但如果该国每年的食物存量没有增加，劳动价格的上涨很快就会变成是纯粹名义上的，因为不可避免地，食物价格肯定会水涨船高。固然，对制造业劳动者的需求可能会诱使许多人脱离农业，因而会使土地的年产品减少，但是，我们假设这种影响将被农业器具的改进所抵消，食物数量因而将保持不变。当然，制造业的机器设备也会得到改进，这种情况再加上制造业中雇用的工人增加，将导致该国劳动的年产品就总体而言大大增加。因而根据定义，该国的财富将逐年增加，而且其增速多半不会很缓慢。

问题在于，以这种方式增加的财富是否有助于改善贫穷劳动者的生活状况。若食物存量保持不变，则劳动价格的普遍上涨只可能是名义上的上涨，因为必然会在非常短的时间里伴随着食物价格成比例的上涨。这是一个毋庸证明的命题。因此，我们所假设的劳动价格的上涨，在给予贫穷劳动者对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更大支配权方面，就几乎或根本不会有什么作用了。在这方面，他们的状况差不多跟以前一样。另一方面，他们的状况会更糟。将有更多的贫穷劳动者受雇于制造业，因而受雇于农业部门的劳动者将减少。我想大家都会承认，职业的这种转换将对身体健康十分不利。而身体健康是人类幸福的一个根本因素，此外，由于人类爱好的反复无常、战争爆发及其他原因，制造业劳动较农业劳动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或许有人会说，我假设的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因为食物价格的上涨会立刻促使一部分额外资本流入农业部门。但这种事的发生是非常缓慢的，因为应该注意到，劳动价格已先于食物价格而上涨，因而这会阻碍土地产品价值的上升可能在别的情况下对农业产生的有利影响。

或许还有人会说，该国额外的资本将使其有能力进口足够的食物，来供养它所能雇用的人。诚然，诸如荷兰这样拥有强大海军、运输设施发达的小国，可以进口和发运大量的食物；但是在这方面条件没有这么好的大国，食物价格必须十分高，才能使这样的进口和发运有利可图。

或许，与我的假设一模一样的情形可能从未发生过，但我几乎不怀疑，与此近乎类似的情形可能无须费很大力气便可寻找出来。事实上，我强烈倾向于认为，革命以来的英国本身就为正在讨论的论点提供了一个十分显著的例证。

我国的商业，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上世纪期间无疑一直发展迅速。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在欧洲市场上的交换价值，毫无疑问也有相当大的提高。但细加考察便会发现，这个提高主要是在劳动产品而非土地产品的价值方面，因此，虽然我国的财富一直以飞快的速度增加，但有效的劳动维持基金却一直增长得十分缓慢，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日益增加的财富几乎或根本无助于改善贫穷劳动者的生活状况。我相信，较之英国革命时期，他们现在所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并不更多，却有比例高得多的劳动者受雇于制造业，且拥挤在不通风、不卫生的房子里。

普赖斯认为英国人口自革命以后有所减少，假如我们相信他的说法，那么事情便很明显，在其他方面的财富增加期间，有效的劳动维持资金一直在减少。因为我以为，下列情况可以作为一条一般法则列出：如果有效的劳动维持资金在增加，也就是说，不仅土地可以供养而且资本能够雇用更多数量的劳动者，那么这多出来的量将会很快补上，即便发生了普赖斯博士所列举的各次战争。因此，如果任何一国的人口处于停滞状态或者在减少，我们便可确凿推断，不论其在制造业财富方面取得了多大的增长，有效的劳动维持资金也不可能有所增加。(www.xing528.com)

然而，难以想象英国的人口自革命以后一直在下降，尽管所有的证据一致证明，英国的人口即使有所增加，其增速也是十分缓慢的。在该问题引发的论战中，普赖斯博士与其对手相比，对该问题的把握看起来无疑要全面得多，所掌握的信息也更精准。仅仅根据这场论战判断，我认为应该说，普赖斯博士的观点比霍莱特的更接近于事实。事实大概处于这两种说法之间，但这个推测使得人口的增加自革命以后与财富的增加相比一直非常缓慢。

很少有人会相信，上个世纪的土地产品一直在减少，甚至完全停滞不前。公地和荒地的圈占肯定有助于使我国的食物增加，但有人信心十足地断言，公有田地的圈占常常有相反的作用，以前生产大量谷物的大片土地，由于被转变为牧场，能够雇用的人手和养活的人口均比以前更少。事实上，有一条公认的真理：若土壤的自然肥力相同，放牧用地所能生产的人类生活资料要少于谷物用地。若能清楚查明，由于对上等鲜肉的需求增加，以及由此造成的价格上涨，每年更多的良田被用于放牧，则这种情况将会引起的人类生活资料的减少，可能已抵消掉了荒地圈占和农业的一般改良所带来的好处。

当前鲜肉价格高涨，并非稀缺所致，以前价格低廉也非充裕使然，而是不同时期为市场准备牲畜时的不同费用造成，这几乎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我国一百年前的牲畜很可能比现在更多，但是，现在上市的优质肉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得多，这种说法无疑是可以接受的。过去，当鲜肉价格非常低廉时，牲畜主要在荒地上饲养，而且除了供应某些大市场之外，很可能未等到怎么上膘就被屠宰了。当前在某些偏远郡县如此廉价出售的小牛肉，与在伦敦购买的小牛肉相比，除了名称之外，别无类同之处。以前，鲜肉的价格不足以支付在荒地上放养牲畜的费用，更不要说在可耕地上饲养牲畜的费用了，但现在的价格不仅足以支付牲畜在非常好的土地上长膘的费用，而且甚至能支付在高产良田上饲养牲畜的费用。不同时期屠宰的相同数量的牲畜，乃至相同重量的牲畜，所消费（恕我使用该词）的人类生活资料的量是大不相同的。膘肥体壮的牲畜在某些方面，用法国经济学家的话说，可被看做是非生产性劳动者，也就是未对其消费的原料增加任何价值的人。就我国土地的一般肥力而论，当前的牲畜饲养法较之过去的饲养法，无疑更倾向于使我国生活资料的量减少。

绝不要把我的话理解成以前的饲养法能够或应该继续采用。鲜肉价格的不断上涨是农业全面进步的一个自然而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我认为，当前对优质鲜肉的需求之大，因而用于生产优质鲜肉的良田数量之多，加上如今用于娱乐方面的马匹数量之众，是阻碍我国的食物数量跟上土地肥力提高步伐的主要原因。我几乎不怀疑，在这些方面改变一下习惯，将会对我国生活资料的量，因而对我国人口，产生明显的影响。

大量良田沃土用于放牧、农业器具的改进、大农场的增加，特别是整个国家农舍数量的减少，所有这些一致证明，现在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大概不如革命时期那么多。因此，人口不论增加了多少，肯定几乎全都被制造业所吸收，而且众所周知，仅仅由于时尚的变化无常，例如人们从绸缎改为棉布，或从带扣和金属扣改为鞋带和暗扣，就致使这其中的一些制造业凋敝，再加上行会规章和济贫法对劳动市场的限制，频繁地驱使数以千计的人靠救济为生。事实上，济贫税率的大幅提高，本身就有力地证明了，穷人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并未增加。若考虑到穷人的生活状况在这方面不是更好而是恶化了，再加上对其身体和道德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即现在有多得多的穷人受雇于大型制造厂，那就必须得承认，近年来的财富增加丝毫无助于增加贫穷劳动者的幸福。

一国资本或收入的每一次增加，不能被看做是有效的劳动维持基金的增加，因而不可能对穷人的生活状况产生上述良好的影响，若把本论点应用在中国，这些就一目了然了。

亚当·斯密博士评论说，中国大概很久以前就已富裕到其法律和制度的性质所能允许的地步了，但如果改用其他的法律和制度，如果对外贸易得到重视，中国也许还要富裕得多。问题在于，财富的这种增加会使有效的劳动维持基金也增加，从而有助于使中国的下层民众处于较充裕的状况吗？

显然，如果中国的商业和对外贸易得到极大的重视，那么，由于劳动力充裕和劳动价格低廉，中国就可以制造庞大的产品供出口。同样明显的是，由于所需的实物数量巨大，且领土面积大得惊人，这样看来，中国无论进口多少食物，也不可能使该国每年的食物总量有明显的增加。因此，其巨大数量的制造品，将主要用来换取从世界各地搜罗而来的奢侈品。 目前看来，中国在食物生产上未节省任何劳动。该国的人口相对于其资本所能雇用的劳动力而言太多了，因而劳动力十分充裕，也就无须费力加以节省了。这种情况的结果很可能是，土地出产的食物已达至其所能提供的上限，因为人们将普遍观察到，节省劳动的方法尽管能够使农民以较低的价格向市场提供一定量的谷物，却往往会使总的产量减少而不是增加。因此，在农业中，这些方法在某些方面也许更应该被看做是对私人有利，而不是对公众有利。

在中国，巨大的资本若用于建立面向对外贸易的制造业，就不可能不从农业中抽离大量的劳动力，从而改变上述状况，并在某种程度上使国家的总产量减少。制造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自然会抬高劳动的价格，但因为生活资料的量不会提高，食物价格就会同步上涨，乃至超过劳动价格的涨幅（如果食物的数量实际在下降的话）。中国的财富显然会增加，其土地和劳动年产品的交换价值将会逐渐增加，而实际劳动维持基金却徘徊不前，甚至在减少。因此，逐渐增加的国家财富与其说会提高倒不如说会降低穷人的生活水平。就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量而言，穷人的状况与以前没什么两样，甚至会更糟。他们当中将有一大部分人不再从事有利于健康的农业劳动，改为从事不利于健康的制造业工作。

或许，这个论点应用于中国时显得更清晰，因为中国的财富长期以来一直停滞不前，这一点已为大家所普遍承认了。就其他任何国家而言，若以两个时期比较，哪个时期的财富增长得更快，也许始终是一个有待争议的事情，因为据亚当·斯密博士称，穷人的生活状况取决于任一特定时期财富的增长速度。然而，很显然，如果有两个国家，其土地和劳动年产品的交换价值以完全相同的速度增长，但其中一国主要从事农业，另一国主要从事商业，那么劳动维持基金以及因此而获得的财富增加在每一国所起的作用，将是极其不同的。在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国家，穷人得到的好处相对而言少得可怜，结果，其人口将增长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