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域空间里,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历史遗存、文化形态、社会风俗、资源环境、社会需求、经济条件等方面具有大体一致的指向,并逐渐形成较为固定的文化中心和核心价值,我们据此可以将其划分为一个区域文化圈。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将文化圈划分为不同类型。如根据宗教和文化习俗的不同将世界划分为佛教文化圈、汉字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和游牧文化圈等五大文化圈(史继忠,2002);根据一系列物质文化领域的特征将非洲分成“西非文化圈”和两种“亚细亚文化圈”,即“印度文化”“闪米特文化”(孟慧英,2005);依据思想渊源来分,可以将亚洲分为三个不同的文化圈,即印度文化圈、阿拉伯文化圈和中国汉文化圈(宫静,1992);按社会发展的特征,可以把世界文化分为图腾崇拜文化圈、母权文化圈、父权文化圈等。即便是同一个文化圈内,也可以根据其文化差异分成不同的小文化圈。如根据文化“共同体”基本特征,将我国区域文化划分为“黄河流域的秦晋文化圈、燕赵文化圈、齐鲁文化圈,长江流域滇黔地区的各种少数民族文化圈、巴蜀文化圈、荆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圈,珠江流域的岭南文化圈、潮汕文化圈等。”[23]同一个文化圈内,也可以根据文化因子的差异分成不同的小文化圈,如长江流域滇黔地区的各种少数民族文化圈可以划分为独木龙舟文化圈、桐寨鼓楼文化圈、土司庄园文化圈等。
文化圈总体特征主要表现为:(1)区域性。文化圈的确立,往往是在一定空间范围内,根据文化特征来划分。人们在一定的区域里群居,逐渐形成具有大体一致的文化指向,慢慢演化为一个文化圈。文化作为历史积淀的一种产物,本身就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产生的,也就是其既有时代性,又有区域性。正所谓《礼记·王制》中所言“高山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2)趋同性。同一文化圈中,其文化形态、文化习俗与文化特征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共性,只有主要文化现象存在趋同性,具有共同的“文化遗传基因”才能构成一个文化圈。同一个文化圈中的各个民族虽然会有不同的发展道路,但是在文化上要有明显的趋同性。比如,中国与东南亚各国虽然在政治文化上有不同的发展道路,但是在语言文化上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我们的云南和广西与缅甸、越南、老挝接壤,壮族、傣族、布依族等16个跨境民族文化明显趋同,构成“东亚文化圈”。(3)互动性。尽管一个文化圈的文化特征有别于其他文化圈,但是文化圈里的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文化圈内的文化与其他文化圈的文化经常互动交流。如世界上的五大文化圈,即汉字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佛教文化圈、游牧文化圈虽然在大的派系上可以分为东、西两大板块,但五大文化圈之间一直存在互动关系,相互接触、碰撞、交叉、重叠。汉字文化圈就不是独自孤立形成的,它的发展过程中,受到佛教文化圈、游牧文化圈以及各种西域文化的影响,不仅是中华文化的精华,还在漫长的历史中充分接纳了印度文化、中西亚文化的精华,所以它才能绵延5000年,充满生机,至今都是对世界文化有重大影响的一个文化圈。文化圈内部的文化也相互影响、相互交流,受文化圈中心文化的影响,文化圈内部的多元文化会朝着中心的价值取向靠近,那么处于中心地位的文化就可以吸纳、同化其他文化。由此可以看出差异化是文化圈发展的一个前提,文化圈的发展演化在本质上就是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的过程,这个复杂的过程之所以能够发生需要异质性文化的存在,文化圈通过不断吸收具有差异性的异质文化,重塑自身的核心文化价值观,强化自身的独特性、开放性和包容性。(www.xing528.com)
通过文化圈理论既可以了解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文化起源和发展,又可以了解这一地区和民族的文化特征,更可以掌握一个文化圈与另一个文化圈的相互交融。另外,不同的文化圈有不同的特征。民俗文化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存在于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具有独特的文化功能(陈华文,2001)[24];游牧文化圈的主角是游牧民族,他们以“尚武”的姿态出现,“逐水草而居”,经常迁徒、贸易和发起战争,文化圈极不稳定(史继忠,2001)[25]。数个小文化圈在历史的长河中,融合发展,有可能形成一个新的大文化圈,就如尼罗河文化圈、两河流域文化圈、爱琴海文化圈在公元前三千年至五百年之间,经过融合发展,把西亚、北非、南欧的小文化圈融合为地中海文化圈。文化圈的功能较为广泛:基于文化圈的文化信任和文化认同所形成的社会资本,对于经济增长无疑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曹雪锋,2007);文化圈理论及其在现实中的应用,对于保护和抢救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作用(乌丙安,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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