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增字及其优化方法

许慎《说文解字序》：“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它的使用过程就是一个“孳乳浸多”的过程，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的发展，语词不断增多，文字也随之日益增加。从《说文》开始，历代的文字使用者都通过编纂字书的方式对汉字进行系统的整理，试图收罗当时的社会用字。“从《说文》问世（121年）至《中华字海》出版不到1900年，汉字增加了7万多。”[3]汉字用字量的大量增加，“一方面由于不同时代有新的语词增加，需要创造新字与之适应；另一方面由于产生了大量的异体字、俗体字和用增益偏旁的方法以表现新的意义的孳生字”[4]。

将魏晋南北朝简牍用字与成书于东汉末年的《说文》所收录字[5]进行比较，得出了下列107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简牍材料中使用到的新增字：

伻：（嘉禾五年256·500256）

逼：（20656）。《说文》新附字。

別： （20534）《说文·冎部》：

“，分解也。从冎从刀。”

从这些新增字的来源来看，有些源于《说文》中的异体字，通过对已有汉字替换构件、增减构件，改变结构或形体来形成一个新的字形。如“袴”，《说文》收“絝”，据《说文·糸部》的解释，“絝”为胫衣，即裤子，从糸夸声。魏晋南北朝简牍用字中出现了“袴”，将《说文》中从“糸”的字改为从“衣”，“糸”与“衣”在整字中都充当标义构件，一个标示材质，一个标示属性。这里改变了标义构件，但仍保留原字的字义与读音，新增字“袴”与“绔”是一对异体字。再如“梨”，《说文·木部》：“棃，果名。从木聲。，古文利”，魏晋南北朝新增字“梨”改变了原字的标音构件，保留原字的字义与读音。这个新增字在后世被广泛应用。(www.xing528.com)

有些新增字源于分化字，即一个汉字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多个义项，派生出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字来分担多个义项。如“求”，在《说文》中是以“裘”的古文身份出现，其意义是衣服的一种。至《玉篇》时，“裘”已经产生了“索、招”等义项并兼有“皮衣”的义项，“求”则分化出来单独表示“见、索”的含义，而不再具有“皮衣”的义项。魏晋南北朝简牍用字中也出现了表示“求索”意义的“求”。这时的“求”与《说文》中作为古文的“求”虽然同形，但意义上已经毫无联系，可将它看作是一个新出字。再如“佐”，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个新增字，这个字出现了两次，据上下文其意义当为“辅佐、帮助”。《说文》中收录了“左”，释义为“助也”。“佐”与“左”的本义应大致相同，后人添加构件“人”，是因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左”已经开始承担表示方位的意义，如嘉禾二年的一条木简有这样的记录：“吴子男客年廿二盲左目”（竹简9752·30897），此处的“左”为与“右”相对的一个方位词，走马楼吴简中还有类似的用法。“佐”就是由“左”的多个义项分化出的一个新增字。

还有些新增字源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需求，如魏晋南北朝简牍文字中出现的“梵”，是《说文》中的一个新附字，《说文》注释为“出自西域释书，未详意义”。这就是为了满足佛经翻译需求而出现的一个汉字，在走马楼吴简中是作为人名出现的，说明这个汉字在当时已经是较为常见的一个字了。

这些新增字在《说文》中虽然没有在字头的位置出现，但有时出现在释文中用以解释字头或者标示字头的读音。如“希”在《说文》字头的位置找不到，但是在“稀”的说解中，《说文·禾部》：“䟽也。从禾希聲”，用“希”来标示“稀”的读音。又如《说文》中在字头位置没有收录“别”，只收录了“”，但是在对“”的注释中，用到了“别”，《说文·八部》：“，分也。从重八。八，别也。亦声。《孝经说》曰：故上下有别”。

从这些新增字的构形方式来看，义音组合模式仍是最主要的构形模式，这与隶楷文字阶段的构形模式特点相同，共有85个义音组合模式，约占总数的79%。标义构件组合模式的汉字有5个，约占总数的5%；有记号构件参与构字的共18个，约占总数的17%。

这些新增字的绝大多数至《宋本玉篇》时已经被收录，有些在字头位置，有些不在字头位置，但作为异体字在释文中被收录，如“仙，《声类》云：今僊字”。只有“偖、鳇、漌、裉、犁、仨、惘”等7个字没有收入《玉篇》中。其中“犁”在《宋本玉篇》中被用来解释其他汉字的字义，如“耧，犁也”“罤，徒犁切”。作为反切用字的汉字，一般而言都是为人们所熟知的社会常用字，可以说明“犁”在《宋本玉篇》时代已经是一个社会常用字了。由此看来，绝大多数的魏晋南北朝新增字在宋代都得到了传承，还被社会继续使用着，被整个文字系统所接受，传承至后代。在汉字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进程中，隶楷文字为其增添了新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