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形理据重构的魏晋南北朝简牍汉字占11.6%

有些汉字在隶定楷变之后，形体发生了改变，已经不能用古文字阶段的造字理据对其字形进行分析，或者是古文字阶段没有、隶楷文字阶段的新造字，这些汉字中的新构件在新字形中仍然具有标示音、义的作用，字形的理据仍然可以进行新的、符合系统的解释，这类汉字可归入构形理据重构的汉字。

魏晋南北朝简牍用字中对构形理据重构的汉字有173个，占总字数的11.6%。

有些汉字在字形演变过程中，构件发生了改变，丧失了古文字阶段的造字理据，但使用的新构件仍然具有标示音义的作用。如“耡”，《说文·耒部》：“耡，商人七十而耡。耤税也。从耒助声”。在造字之初，“耡”是一个义音构件合成字，字义为一种赋税制度，后引申为耕锄、锄头之义。魏晋南北朝实物材料用字中出现了字样“鋤”，现在所见当时的字书没有收录，实际用法与“耡”相同。在字形“鋤”中，构件“助”仍然具有标音作用，构件“金”是以“锄头”的材质来标示整字的意义范畴。“锄”仍然是一个义音构件组合而成的汉字，只是标义构件发生了替换。

再如“辤”，《说文·辛部》：“辤，不受也。从辛从受。受辛宜辞之”，在古文字阶段是一个“从辛从受”的会意字，取“受辛宜辞之”之义。魏晋南北朝实物材料用字作“辞”，两个直接构件为“舌”与“辛”，取“舌遇辛宜不受”之义，仍然是一个标义构件组合而成的汉字，但标义构件发生了改变。构形理据得到了重构。

一些《说文》没有收录，但可以用合理的分解对其进行解释的汉字，由于没有可以相比较的对象，我们也将其归入构形理据重构的汉字。如“彩”，《说文》没有收录，但《原本玉篇》及《篆隶万象名义》都有收录，说明至迟在魏晋南北朝阶段“彩”已经被使用了，其字义为“五彩备”，应是一种彩色的丝织品。在同时期的简牍材料中也出现了这个字，如“绫彩匹数”（孔纸14.2·20663）。在这里“彩”是与“绫”类似的丝织品且具有颜色，“采”在《玉篇》中已经具有“颜色”的义项，所以“糸”与“采”为标义构件；据《玉篇》标注的读音，“彩，七改切”；“采，且在切”，二字的声部、韵部完全相同，“采”还具有标示整字读音的作用。所以“彩”是一个标义构件合成的汉字，同时构件“采”具有标音作用。

再如“堆”，《说文》没有收录；《篆隶万象名义》注“堆，都逥反。高也，也”；《玉篇》注“堆，都回切。聚土也”。据这些注释，构件“土”为标义构件，取“聚土而高”之义；构件“隹”据《玉篇》注释“隹，之惟切”，与“堆”具有相同的韵部，具有标示读音的作用。因此，“堆”是一个义音构件合成字。(www.xing528.com)

通过以上对魏晋南北朝简牍文字构形理据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在魏晋南北朝阶段仍然具有构形理据的汉字共1048个，占总数的70.2%；丧失了构形理据的汉字共441个，占总数的29.8%。依此结论，可以判定魏晋南北朝简牍文字仍然是具有理据的文字。

（二）构形理据是具有时代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字形的演变、字义的变化，构成汉字的构件发生了改变，构件在整字中的作用势必会发生变化。有些构件仍然具有标示音义的作用，有些构件丧失了原有的作用，还有些构件形态虽然发生了改变，但新构件仍然具有标示音义的作用。判断一个汉字是否具有构形理据时应站在某一时间点，找到这个字形在整个汉字发展系统中的位置。构形理据的保留或部分保留是汉字发展演变的必然。

（三）隶楷文字阶段，大部分整字在直接构件层面就可以找到其构形理据，越往下层拆分，理据保留得越少。

（四）古文字阶段所有的象形构件已经失去象形性，成为了一种被赋予特定音、义的符号，当这些符号构成汉字的时候，如果将具有这些构件的汉字排列在一起，仍然可以看出其标音、标义作用，可以看作构件把所具有的音义带入整字。如“馬”在古文字阶段是象形字，但进入隶楷阶段以后已经看不出其象形的意味。如果将含有构件“马”的字排列在一起，如“驰、驮、驾、驭、驱、骑”等，可以看出“马”在这些字中充当标义构件，这些字的字义都与“马”的动作或人施加于“马”的动作有关。在“妈、玛、码、吗、骂”等字中，可以看出“马”具有标示读音的作用，这些字的声部、韵部都与“马”相同。构件的义化，是汉字向符号化迈进的重要步骤，是汉字构形系统走向成熟的标志，是隶楷阶段体现汉字构形理据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