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文字现象，在文字产生之初就有大量的异体字被使用，这是由汉字的造字方法所决定的。依据传统的定义，涉及汉字构造方式的有四类，即所谓“四书”——指示造字、象形造字、会意造字及形声造字。随着汉字的发展，形声结构类型成为最主要的造字法，也就是用形旁来确定某字字义属于哪一类范畴，再用声旁来表示这个字的声部或韵部。“小篆以后的汉字系统，实际上形成了以形声字为结构主体的基本格局，汉字构形系统实质上已经成为形声系统。”[1]而构成汉字的构件有三四百个之多，在这些构件中有许多音近、义近构件的存在，这些音近、义近构件在造字时的替换、混用就必然导致大量的异体字产生。唐兰先生在《古文字学导论》中就曾经说过：“凡义相近的字，在偏旁里可以通转。”[2]高明先生在《中国古文字学通论》中归纳出“义近形旁通用例”32组，如“人与女、止与足、系与衣、衣与巾、鸟与隹、瓦与缶、皿”[3]。这是异体字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异体字的整理工作也是古已有之。最早的异体字整理工作，现在见于书面记载的，是许慎的《说文解字》。
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诸生竞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俗儒啚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执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旨[4]。(www.xing528.com)
针对时人喜以经过讹变的隶书形体说解字义及社会用字混乱的情况，许慎作《说文》对小篆字形进行了规范整理，并在小篆字头之下收入篆字或体、古文、籀文等类型字样作为“重文”。“《说文》重文的十种呈现方式，实际上聚合了由于汉字历时演变和共时演变而形成的两种类型的异体字，前者如籀文、古文、奇字，后者如小篆、或体、俗体、今文、通人说、文献说。”[5]这是现存所见最早的异体字收集整理工作。
后世的许多字书也作了类似的工作，如《玉篇》《隶篇》，当代的文字工作者也在继续对异体字进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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