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简牍文字研究现状及优化探讨

自1900年在古楼兰遗址掘获魏晋简牍至今，近代简牍的发掘与研究已有百余年历史。先后有六个国家的学者参与了简牍材料的发掘与考释，目前较易见到的全面、系统的数据汇集性研究专著有《流沙坠简》《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贰][叁][肆]》《散见简牍合辑》等。

《流沙坠简》由罗振玉与王国维合撰，是中国近代最早研究简牍的著作，被许多研究者称为中国简牍学史上的奠基之作。这本书搜罗了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时，在新疆和田、尼雅、楼兰古城遗址及甘肃敦煌汉代长城鄣燧遗址所获汉文文书，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于尼雅河下游所获晋初文书，及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成员橘瑞超于罗布淖尔北所获前凉长史李柏书稿，共588枚（件）。书中按简牍的内容和性质进行分类，析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是小学术数方技书，涉及《仓颉》《急就》《力牧》《历谱》《算术》《阴阳》《占术》《相马经》《兽医方》等多种典籍；第二大类是屯戍丛残，其下又按内容分为簿书、烽燧、戍役、廪给、器物、杂事等六项；第三大类是简牍遗文，汇集各式书信。书中附有原始简牍、残纸的图片。作者在书中不仅考校文字，诠释词语、疏通文意，还对与之有关的历史制度进行考证，其中对遗址性质、汉长城走向及鄣燧布局、屯戍组织、西域史地、中外交通的研究，对行文关系及文书制度、简牍缀合及编联的解析，创获尤多，至今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参考意义，也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方法、开创了道路。这本书于1914年在日本问世，1934年再版，加入了作者的一些修订。现在较易见到的版本是中华书局1993年据再版出的影印本。

《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由侯灿、杨代欣主编，该书“力求客观展示一百年来楼兰汉文简纸文书的出土情况和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13]“是本世纪搜集楼兰简纸文书最齐全最精审的汉文文书数据”[14]。这本书在释读文字和考证史实上，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对不同意见注明了出处。在材料的编排上，采用斯坦因的分级编号法，按照出土地点和出土时间等先后编入，将各时期的出土材料有机地整合在一起，还编排了“楼兰汉文简纸文书编号检索表”“沙畹、王国维考释楼兰汉文文书与斯坦因编号对照表”“马斯伯乐、张凤考释楼兰汉文文书与斯坦因编号对照表”，方便使用者与各类编号对照检索。这部书中收集的简牍与残纸包括以下内容：①1901年斯文·赫定在楼兰所获简牍、残纸；②1906年斯坦因第一次探险所得；③1909年橘瑞超探险所得；④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探险所得；⑤1980年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得。这五部分材料，都配有彩色图片，方便读者比照阅读。本书还将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未予公布的一些楼兰文书碎片作为附录收在最后，但是没有图版。这批简牍残纸与《流沙坠简》的收录有部分重合，收录了《流沙坠简》中楼兰地区出土的文书，又添加了斯文·赫定与新疆社会科学院的考古发现。该书1999年由天地出版社出版。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贰][叁][肆]》所收录的简牍材料都是1996年7月在长沙市中心的走马楼建设工地发掘所得。在已整理的出土材料中，有简、牍、签牌、封检等。竹、木简多编连成册。其中《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为图版，下册为释文，收录的是出土的2141枚（含残片）大木简。这些大木简形制比较特别，长49.8～56厘米，宽2.6～5.5厘米，木简顶端均有用墨书写的“同”字或描画的与“同”具有同等意义的符号。这种形制的大木简应当是一种左右分券形式的券书。这批木简所记载的年份分别为嘉禾四年（235年）和嘉禾五年（236年），时间各延续到次年的年初。内容为田家所佃土地的数量、时限，按规定的数额、时间向官府缴纳和除免的租米、租布、税钱以及官吏收缴、校核的情况。《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贰][叁][肆]》收录的都是竹简。其中《竹简[壹]》共收录竹简10545枚，竹简纪年最早为东汉中平二年（185年），其次为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最晚为孙吴嘉禾六年（237年），内容为三国孙吴时期（嘉禾年间）长沙地区官府文书及户籍，另有大量赋税文书。《竹简[贰]》分为上中下三册，上、中册为图版，下册为释文，书后附有人名、地名、纪年等索引。该书收录长沙走马楼第22号古井出土竹简9091枚，内容包括户口簿籍、赋税、各类账簿及各类官私文书，涉及三国孙吴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通、民族等各方面。《竹简[叁]》收录竹简8414枚，内容主要是赋税、黄簿民籍、钱粮出入、仓库管理等。《竹简[肆]》收录竹简5613枚。走马楼吴简出土时间最晚，因此也采用了最新的研究手段。由于南方气候潮湿，地下水位高，加上泥土挤压和井底堆积的污染，有些简牍出土时积满了污垢，已相当腐朽。考古工作者采用了最先进的脱水技术对这批简牍材料进行了抢救，后来的研究者又使用了先进的红外技术对简牍上的文字进行识别，大大提高了文字的可识别性。这些技术都是前人无法享用的。

《散见简牍合辑》由李均明、何双全编写，收集了秦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地零散出土的简牍。这些简牍由于每次出土的数量较少，难以单独编纂成书，释文及研究成果散见于各种书刊之中，查找极为不便。但是这些资料对人们研究秦汉魏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仍不失为珍贵的一手资料。这本书所作的整理工作确实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多便利。书中简单介绍了简牍出土的情况及简牍的形制，收录了释文，遗憾的是没有收录原始简牍的图片，释文也采用简体字，对于文字研究者来说多有不便。这本书1990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楼兰简牍与新出土的长沙走马楼吴简是数量相对集中的两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材料，所以对这一时期简牍的研究也多集中在这两批材料上。

楼兰简牍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有大量反映屯垦军队生产、戍守、灌溉、廪给、节约粮食、领发器物、发放薪俸、市贸及日常生活和处理有关事务的报告；出土文书中有古籍抄本《战国策》《左传》《论语》等，可以用来与传世文献作比照；“李柏文书”“张济逞文书”等较为长篇的书信，可以用来研究前凉时期与中原割据政权和西域地区的某些政治军事关系。根据这些文书，学者们展开了涉及诸多学科领域的研究。就目前的研究情况而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楼兰历史的考证，如楼兰聚落的形成问题。侯灿认为楼兰古城在整个新石器时代都存在人类活动，是人类活动的聚点和中心[15]。孟凡人认为楼兰古城所发现的石器绝大部分都是细石器，磨制石器很少见，泥器与陶器未见，所以不是楼兰绿洲的重点或中心[16]。另外还有关于楼兰国都的问题、楼兰古城的性质、楼兰与海头关系等问题的研究讨论。

（二）对魏晋南北朝政治、经济、军事等历史制度的考察，如屯田制度、西域地区的行政制度、烽燧制度、赋税制度等的研究。其中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当属罗振玉与王国维的《流沙坠简》。(www.xing528.com)

（三）对简牍书法的研究。“魏晋之际，上承汉末隶书的成熟阶段并进而达到了隶书的顶峰时期，下启在隶书蜕变中产生的由楷、行、草书构成的今体书系统的关键时期。”[17]简牍材料作为中、下级官吏或军士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书写材料，而非碑刻等刻意加工、雕琢过的书法作品，恰好最直接地反映了魏晋时期社会实际用字情况。这批简牍材料可谓各种书体兼备，隶书、楷书、章草、行草都可以见到。专著如2004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刘延玲《魏晋行书构形研究》，这本书从字体角度出发，探讨行书形成的历史规律，分析构形系统，还将走马楼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部分纳入研究范围，但只选取了以行书书写的部分简牍加以研究。

走马楼吴简的释文与图版公布时间较晚，是近年来简牍学研究的热点内容之一，研究成果颇为丰富，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章已达400多篇。从内容上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类别。

（一）有关吴简出土、保护、整理的研究。代表性的文章有胡平生、宋少华《长沙走马楼简牍概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3期），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走马楼J22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5期），江力工《略谈长沙三国吴简的清理与保护》（《中国文物报》2002年12月13日第八版），罗新《走马楼吴简整理工作的新进展》（《北大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等。

（二）对吴简的释文进行校正。代表性的文章有侯旭东《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释文补正》（《中国文物报》1999年7月21日）、《三国吴简两文书初探》（《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黎石生《〈嘉禾吏民田家莂〉释文补正》（《中国文物报》2002年10月18日）；胡平生《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三文书考证》（《文物》1999年第5期）、《读长沙走马楼简牍札记（一）（二）（三）》（《光明日报》2000年3月31日、4月7日、4月21日）、《〈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莂〉统计错误例解析》（《简帛研究二〇〇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第二卷〈竹简〉[壹]地名、人名释文校正》（《简帛研究二〇〇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王素《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三文书新探》（《文物》1999年第9期）、《关于长沙吴简“刑”字解读的意见——〈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释文探讨之一》（《简帛研究二〇〇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于振波《浅析走马楼吴简中“刑”的含义》（《船山学刊》2004年第1期）等。

（三）针对释文内容所反映出的土地、赋税、人口、行政管辖、法律等制度问题的探讨。在佃田租税的征收及其标准、占田数目、市集和物价变化等方面的探讨尤为集中，比较有影响的文章有：韩树峰的《吴简中的口算钱》（《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从竹简中所记征收口算钱的格式，对孙吴征收口算钱的制度进行了探讨；高敏的《论〈吏民田家莂〉的契约与凭证二重性及其意义》（《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主要认为“田家莂”实际具有土地租佃契约和官府收受吏民租、税、布、钱凭证或收据的双重性质；杜汉超《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米出入记录所见会计制度探讨》（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以《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为原始材料，以会计制度为主要线索，对吴简中的米簿进行搜集分类，从吴简中的记账方法、账簿分类、会计报告、会计制度所反映的孙吴政治及经济状况入手进行分析，以了解此时期的会计制度及吴国的政治及经济情况。

（四）从书法角度进行研究。走马楼简牍的字体介于隶、楷、行之间，从整体上看，书风具有隶意，但在许多字样中又杂有带楷意的笔画。所以这一特殊的字体也进入了一些研究者的视野，出现了少量从书体角度所作的讨论。如刘正成的《钟繇与长沙吴简说》（《中国书法》1998年第1期），洪娟的《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举隅》（《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01年8月）和《从走马楼吴简再辨钟繇书艺》（《第五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2年）等。宋少华还结集出版了《湖南长沙三国吴简》六卷本（重庆出版社2010年），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按照不同书体风格对走马楼吴简重新结集整理，便于读者欣赏、临摹。

（五）从语言文字学方面进行研究。主要有李丰娟、张显成《吴简量词研究》（《古汉语研究》2011年第1期）、于振波《走马楼吴简习语考释》（《考古》2006年11期）、郑蓓《走马楼吴简用字调查》（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覃继红《〈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俗字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孙惠惠《〈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叁]〉形声字及字体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朱灵芝《〈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叁]〉异体字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郭小东《〈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贰]〉文字编》（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可见从文字学角度对吴简的研究还嫌薄弱，有待加强。

目前，已经出版的吴简研究专著和论文集有：《吴简研究》第一辑（北京吴简研讨班，崇文书局2004年）；《吴简研究》第二辑（长沙市博物馆、北京吴简研讨班，崇文书局2006年）；《吴简研究》第三辑（长沙简牍博物馆、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北京吴简研讨班，中华书局2011年）。日本长沙吴简研究会主编的《长沙吴简研究报告》第一集（东京2001年）、第二集（东京2004年）、第三集（东京2007年）；关尾史郎主编的《嘉禾吏民田家莂数值一览》（Ⅰ）（Ⅱ）（2005、2007）；高敏《长沙走马楼简牍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5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