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简牍材料的概述及优化方案

在纸张普遍使用之前，简牍不仅是我国使用时间最长，而且也是使用范围最广的书写材料。简牍文献的内容以文书类、著作类为主，涉及诸多方面。从国家层面的法律条文、官吏文书、史料、儒家经典、诸家著作、军事、医学、数学、自然科学等著作，到民间使用的历谱、田租赋税、商贩契约、杂事记载，甚至儿童习字、书信来往、通行关卡凭证等皆靠简牍，真可谓无所不记。上自帝王将相、豪门贵族，下至庶民百姓，无不使用简牍。

我国汉时就已经出现了纸，并逐渐推广使用，但简牍却没有因此被迅即淘汰，而是与纸共存了数百年。《太平御览·桓玄伪事》载桓玄令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1]可知在4世纪末的东晋中期，人们仍在使用简牍，经统治者颁令后才废止。

阮元《南北书派论》说：“书法迁变，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盖由隶字变为正书、行草，其转移皆在汉末、魏晋之间。”[2]魏晋南北朝时期上承汉末隶书的成熟阶段并进而达到了隶书的顶峰，下启在隶书蜕变中产生的楷书、行书、草书字体，是今文字系统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书写载体由简牍向纸质过渡的交替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简牍被大量使用的最后一段时期。

20世纪以来，国内各地陆续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魏晋时期简牍。下面按照出土先后顺序编排，概述简牍出土的时间、地点、形制、内容、学术价值及较早发表的书籍、杂志名称等。

（一）1900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楼兰遗址发掘出木简及残纸。1903年，斯文·赫定在伦敦发表了《中亚与西藏》一文，首先报道了他在罗布泊沙漠考察楼兰遗址的情况。1904～1907年他的正式考察报告以《1889—1920年中亚考察的科学成果》为题陆续发表。斯文·赫定在中国所获简牍曾委托德国人卡尔·希姆莱研究，后因希姆莱去世，又转由另一德国学者奥古斯特·孔好古完成。1920年，孔好古在斯德哥尔摩出版了《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的汉文写本及零星物品》，公布了这批文书。《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五卷第四号（书目文献出版社，1931年）对这批材料的释文进行了转载。

（二）1901年1月，匈牙利人斯坦因受英国政府派遣来我国新疆探险，在尼雅河下游的尼雅遗址等地发掘出魏晋时期汉文木牍40余枚。这些汉文木牍的内容有字书、方技、《论语》、文书等。斯坦因将此次所获木牍文书委托法国学者沙畹研究，沙畹的研究成果于1905年在《亚洲人杂志》上发表，两年以后（1907年）又在牛津出版了《丹丹乌里克、尼雅与安迪尔发现的汉文文书》一文，正式刊布了这批出土的文书。同年，斯坦因也作《古代和阗[3]考》一书，将其所获文书作为附表再次在牛津出版。

（三）1906年，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在罗布淖尔以北的北海头古城发现魏至北宋木牍104枚，在尼雅遗址中得到11枚，到了敦煌莫高窟后又骗走王道士大批古文书。斯坦因在其所著《西域考古记》和《中国沙漠考古记》（牛津克拉兰顿出版社）中对上述所获有详细的记载和叙述。1913年，沙畹在牛津出版了《斯坦因在东吐尔斯坦考察所获汉文文书》一书，刊布了斯坦因这次所获的大部分实物照片，立即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但对其解读作出最大贡献的还应首推中国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1914年，由日本东山学社出版了两人合撰的《流沙坠简》。遗憾的是，《流沙坠简》所据的材料只是沙畹公布的533枚简牍照片，而不包括孔好古的那部分文书，因此在数据收集上有一定的局限性。斯坦因两次探险所获的木简、纸片及释文还被收录在1931年由上海有正书局出版的《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一书当中。敦煌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中国简牍集成》一书对这批木简也有收录。

（四）1908—1909年，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第二次来中亚考察，在楼兰遗址海头古城中得到“李柏文书”[4]及晋代木牍5枚。这些简牍的摹本和照片发表在1915年日本国华社出版的《西域考古图谱》和1931年日本出版的《书道全集》（三）中。《流沙坠简》中也收录了这批材料。

（五）1913—1915年，斯坦因第三次对中亚进行探险。在安西、玉门、金塔等地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共掘得汉代简牍166枚，在楼兰遗址中掘得汉代简牍49枚。这批简牍一般被称为“敦煌汉简”，其出土地点大部分属于敦煌郡玉门都尉和中部都尉，小部分属于宜和都尉。其报告见斯坦因《军事腹地中亚甘肃和伊朗东部考古记》。这批简牍的内容多记载当时的日常行政、军事和私人生活，还有《仓颉篇》《急就篇》等小学书，以文书为主要内容。这次所获简牍由沙畹的弟子马伯乐研究，他从1920年开始，共花了15年的时间，至1936年完成了《中国古文书简影》一书。但直到1953年，马伯乐去世10年以后，大英博物馆才发表了其遗著《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在此之前，中国学者张凤旅法留学时，曾从马伯乐处得到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出土简牍的照片和出土地点编号。1931年，他将上述材料连同沙畹第二次考察所获简牍的图版在国内刊布，并对文字进行了考释，撰写成《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一书，于1931年在上海有正书局出版，书中还收录了不少后来马伯乐书中没有的原简照片。这批原简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1993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郭锋所著《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未经马伯乐刊布的部分》一书中，又发表了马伯乐未刊布的400余枚简牍，但这本书中只有释文，没有原简的图片，对研究者来讲不免有些不便。《中国简牍集成》对这部分材料也有收录。

（六）1931年，《河北第一博物院院刊》第七期（民国二十年十二月廿五日）第三版刊载的《汉晋时代之木简》一文，介绍了陈德广捐赠的木简3枚。三枚木简分别发掘于宁夏二里河、甘肃毛目县北上湾两处，但未指明某简得于某处及具体发现年代。一枚上书“年及城囗行军南立寄囗囗囗立妻病困乏叔囗囗病”，此简宽1.1厘米，长20厘米。另一简上书“建昭六年正月癸未病卒名籍”，此简宽0.9厘米，长8厘米。余一简上书“囗囗宫会月廿六日逆验”，此简宽0.8厘米，长8.8厘米。字体有隶书和章草两种。

（七）1955年4月，在湖北省武昌市任家湾发现了一座未经破坏的六朝古墓，从墓中出土了木简3枚，简上文字为墨书隶体。其中一枚上书“道士郑丑再拜……”等字。简长18～23厘米，宽3厘米。1955年第12期《文物参考资料》上发表了由武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撰写的《武昌任家湾六朝初期墓葬清理简报》，介绍了该墓葬及出土文物情况，并发表了木简的照片。199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由李均明、何双全合编的《散见简牍合辑》一书收录了这批木简，这本书中也只有简体字的释文而没有图片。(www.xing528.com)

（八）1959年4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在巴楚县脱库孜沙来古城一带进行发掘和征集文物工作时，先后发现了有文字的木简20枚。1959年第7期《文物》杂志发表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写的《新疆巴楚县脱库孜沙来古城发现的古代木简、文字纸片等文物》一文，报道了这次发现的木简情况。《散见简牍合辑》一书收录了这批木简的内容。

（九）1966—1969年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在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古墓群53号墓中发掘出晋泰始九年（273年）木简1枚。木简两面书写，正面为“泰始九年二月九日大女翟姜从男子乐”，背面为“买棺一口贾练廿匹练即毕棺即过若有名棺者约当召乐奴共了旁人马男共知本约”。从内容来看为私人文书。1972年第1期《文物》杂志刊登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写的《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幕清理简报》，对该墓出土的文物情况进行了报道。该简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散见简牍合辑》一书中也收录了该文书的内容。

（十）1974年3月，江西省博物馆考古队在南昌市东湖区永外街清理M1号晋墓时得到了木刺5枚，木方1枚。5枚木刺大小相同，长25.3厘米，宽3厘米，厚0.6厘米。上有墨迹楷书，其中三枚内容相同，均为“弟子吴应再拜，问起居，南昌字子运”；另两枚，一书“豫章吴应再拜，问起居，南昌字子运”；另一书“中郎豫章都乡吉阳里吴应年七十三字子运”。木方长26.2厘米，宽15.1厘米，厚1.2厘米，方上文字内容为随葬衣物的清单。关于该墓葬及其他出土文物的情况，1974年第6期《考古》杂志刊登了由江西省博物馆写的《江西南昌晋墓》一文，作了较详细的报导。《散见简牍合辑》《中国简牍集成》都收录了这批简牍的内容。

（十一）1979年6月，江西省南昌市文物工作者在市内阳明路中段南侧清理了一座早期东吴墓葬，墓主为高荣。墓中出土木简21枚，木方2件。木简呈长方形，大小相同，长24.5厘米，宽3.5厘米，厚1厘米，字体为隶书，内容相同：“弟子高荣再拜问起居，沛国相高万绶。”木方每块长24.5厘米，宽9.5厘米，厚1厘米。其中一块字迹不清，另一块字迹较清晰，两面书写，书写内容为记录随葬器物的清单。1980年第3期《考古》杂志刊登了《江序南昌东吴高荣墓的发掘》一文，报道了该墓出土文物的情况。《散见简牍合辑》收录了这批简牍的内容。

（十二）1980年，湖北省鄂城县鄂城水泥厂1号墓出土了木刺6枚。刺长24～25厘米，宽3.3厘米，厚0.4厘米。其时代为东吴早期，出土时分散在墓室四周。《散见简牍合辑》收录了这批简牍的内容。

（十三）1980年，楼兰古城三间房官署遗址出土晋简63枚。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在被邀请协助拍摄电视片《丝绸之路》时，三次深入罗布泊地区，获得了魏晋时期的汉文木简、文书（包括少量的法卢文）及大量的古钱、毛织物、丝织品、皮革制品、漆器等珍贵文物。1988年第7期《文物》杂志上刊登了侯灿撰写的《楼兰新发现木简纸文书考释》一文，公布了这批简牍材料的情况。1999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收录了这些简牍的内容。《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中收录了在楼兰地区出土的汉文简牍和残纸，图片与释文并收，且有编者的注释，使用起来较为方便。

（十四）1984年，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乡安民村东吴朱然墓出土木刺14枚，木楬3枚。木刺每枚长24.8厘米，宽3.4厘米，厚0.6厘米。行文分三种：①弟子朱然再拜问起居字义封；②故鄣朱然再拜问起居字义封；③丹杨朱然再拜问起居字义封。木楬其右书“囗节右军师左大司马当阳侯丹杨朱然再拜”。1986年第3期《文物》杂志刊登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马鞍山市文物局合写的《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一文，报道了该墓出土文物的情况。

（十五）1985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武威市松树乡上畦大队旱滩坡进行晋墓发掘，19号墓中出土木牍5枚，编号85MHM19：1-5。1号木牍长28.6厘米，宽10.2厘米，厚1厘米；2号木牍长27.8厘米，宽5.6厘米，厚1厘米；3号木牍长28厘米，宽5.2厘米，厚1厘米；4号木牍长27厘米，宽11.5厘米；5号木牍长27厘米，宽7厘米。该墓为夫妇合葬墓，1-4号木牍出自男棺内男头左侧，5号木牍出自女棺，位于女尸胸前。除5号木牍残损外，余皆完整。据出土的“升平十三年”纪年木牍来推断，该墓当属东晋时期占据武威的地方政权前凉王张氏时代。木牍内容为墓主人身份、职位、记事和随葬衣物疏。《散见简牍合辑》《中国简牍集成》都收录了这5枚木牍的内容。

（十六）198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甘肃省张掖地区高台县罗城乡常封村调查时获得木牍1枚。木牍已断为3片，经缀合，长23.9厘米，宽4.5厘米。据书体和同出文物考察，当为晋时之物。文字多磨灭，上书若干姓名，疑为书信。《散见简牍合辑》《中国简牍集成》都收录了这枚木牍。

（十七）1996年7月至11月，湖南省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在长沙市走马楼一带，五一广场东侧的和平堂商业大厦建筑工地编号为J22的古井中发现了数量惊人的三国时期的简牍，大多属于三国孙吴嘉禾年间（232—238年），总数达10万枚以上。这一数目超过国内历年出土简牍数量的总和。它与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文书、满文老档一起被誉为中国古史研究文献资料的“五次大发现”。关于走马楼吴简的数量，自发掘以来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早期的相关文献均说是10万枚左右或10万枚以上。吴简发掘组成员宋少华曾估计，吴简的数量有17万枚[5]。而吴简的具体保管者汪力工女士在2002年的最新统计数据是近14万枚，其中封检8枚，签牌68枚，木牍165枚，小木简60枚，大木简2548枚，竹简136729枚[6]。至于简文的字数，约有150万字以上，不但超过《吴书》数倍，而且也大大超过了《三国志》的总字数。经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专家初步研究，这批埋藏了1700多年的三国时期孙吴纪年简牍，其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五类：一是券书，二是官府文书、司法文书，三是长沙郡所属人名簿，四是官刺、名刺，五是账簿，涉及赋税、黄簿民籍、仓库管理、钱粮出入、军民屯田、往来书信等方面。从出土情况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大类是发掘简，一大类是采集简。其中发掘简系吴简正式发现后，现场得到保护，经科学家发掘出土的简，相对完整；采集简主要是竹简，是施工扰乱后，从开窖四周及十里以外湘渔场卸渣区抢救捡回的简，多为残断简，破损严重，整理难度较大。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1999年第5期《文物》杂志上发表了《长沙走马楼J22发掘报告》，简要介绍了走马楼吴简的主要内容。目前已经整理发表的有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走马楼简牍整理组编纂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7]《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8]《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贰]》[9]《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叁]》[10]和《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肆]》[11]。香港中文大学依据《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书中的材料，建立了《嘉禾吏民田家莂》数据库[12]公布在互联网上，可供研究者检索。这个数据库设立了出土编号、地名、人名、年代编号和内容五个属性，可进行基于这五种条件的检索。但后期出版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贰][叁][肆]》均没有收入这个数据库，且没有将原始简牍的图片纳入这一检索系统，略感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