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少年：争议与挑战

当下，媒体大众一方面在风险社会语境下，将犯罪少年描述为“天生小魔鬼”，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论调不绝于耳；另一方面从儿童保护的视角，又将其叙述为原生家庭的无辜儿童。2018年12月6日，湖南沅江市泗湖山镇发生一起12岁儿童杀死亲生母亲案，以下网络平台上的两篇文章便显示出两种矛盾的少年形象。

12岁“杀人犯”重返校园：“未成年”不应是放任“魔鬼”的借口^[38]

他是杀人犯，只不过因为未成年——才12岁，不用承担刑事责任，可以重返校园了。

这位12岁少年，就是一周前发生在湖南益阳沅江市泗湖山镇一起“弑母案”的凶手。吴某因不满母亲管教严格，持刀将母亲杀害的新闻曾轰动一时，令人揪心。据报道，起因与家庭教育有很大关系，爷爷奶奶娇惯溺爱孙子。经初步审讯，吴某因被母亲打后心生怨恨，于12月2日晚9时许持刀将母亲杀死。

就在舆论讨论他将受到怎样的惩罚时，不到一周时间，吴某却“毫发无损”被释放了。当地公安机关对此称，“他这么小，我们不可能把他怎么样”。

这样的“释放”当然有其法律依据。根据《刑法》规定，即使是犯故意杀人罪，也需要年满14周岁才负刑事责任。虽然“合法”，但公众恐怕很难伸出双手欢迎他回归社会。这样一位少年杀人犯重获自由、重返校园，对社会尤其是学校的师生来说，就意味着是一颗不定时炸弹，谁能保证他不会再危及他人？更重要的是，家长、老师又将如何对孩子解释“杀人是否需要负责”这一答案肯定但被现实“模糊”的问题。更何况，吴某的“无知无畏”也着实令人担忧。吴某面对亲人的痛苦和疑惑，却显得若无其事，没有丝毫悔意。“你把你妈妈杀了，你认为错了没有？”“错了……但是我又没杀别人，我杀的是我妈妈。”让这样的“他”重返社会，怎能不让人心生恐慌？怎能消除公共的疑虑？

其实，“一刀切”的年龄界定“刑事责任”一直以来备受争议。比如2006年，黑龙江一名13岁的男孩强奸了同村14岁女孩，事后没有承担刑责。此事在当时同样引起了舆论争议。公众并不是一味要求对未成年人施以重刑，但把明显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孩子直接放归社会，超出了公众的接受范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懒政”。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放任不管。在未成年犯重返社会前，应有必要的有效管制与矫正，以及评估，确保消除他们的社会危害性，让社会能安心接纳。有关部门不能把“刑事责任年龄”的法条一摆，就当起“甩手掌柜”。

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可能连相关部门都没有意识到在类似“弑母案”之后，该启动“收容教养”这个专门针对未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的机制。据报道，吴父表示，自儿子获释后，一家人就住在镇上宾馆，“现在民愤太大了，孩子也回不去家里，学校那边，其他家长也怕他回去出事，很难办，希望政府能帮助解决”。但不能忽视的是，目前收容教养以及工读教育，因为适用条件极为严格而日趋萎缩，甚至名存实亡。这样的现实困境也表明，“未成年犯矫正措施”如何满足社会的需求是相关部门应该急需解决的问题。

相关统计表明，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越来越低龄化。仅仅靠从轻处罚、引导、教育已不能遏制这种现象的恶化。相关部门不妨以此案为契机，加快研究相关有效矫正措施并使之步入正轨。且在正规矫正措施出台之前，急需的是要制定一些临时措施，起码不要把这些未成年“恶魔”直接放回社会，否则，他们极有可能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危害，以至于沦为人性黑洞。

12岁男孩杀母后大笑：绝情杀人犯背后，父母才是凶手^[39](www.xing528.com)

……

在被问及为什么要杀母时，吴某神情淡然地回复了一句：“我就是恨她。”而在更多了解之后你会发现，其实这次的冲突仅仅是一个导火索而已。他的“恨”，其实已经由来已久。吴某是一名留守儿童，父母一直都在外打工，并没有怎么管教过他。从小在爷爷奶奶家长大，爷爷奶奶非常宠爱他，所以他的性格十分叛逆。两年多前，母亲怀上了二胎回家，吴某才搬去和母亲同住。直到那时，母亲才发现吴某身上染上了很多不好的习惯。比如说偷钱、经常动手打人、爱玩手机、不听话、逃课……面对着这样不听话的孩子，长时间分离的她或许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她对他非常严厉地管教，经常狠狠地动手打他。所有的所有，最终造成了这场悲剧。

这种扭曲的心理和强大的承受力，让人毛骨悚然的同时不禁让人深思：其实在这场悲剧中的所有人，都是悲剧的制造者。从这个家庭中，我们几乎能找到问题家庭中存在的所有问题。父母为了“挣钱”，几乎缺失了孩子所有的成长期。隔代教育的无原则“溺爱”孩子和父母之间的陌生暴力教育……而在看了许多大数据后你会发现，这个家庭的现状，真的是许多留守家庭孩子的现状！几乎所有的留守家庭中，大人有大人的苦衷，孩子也有孩子的委屈。而在这些家庭里，往往很容易出现非常极端的现象：溺爱和暴力。一方面他们对孩子有所亏欠，所以用无限溺爱来弥补；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接受孩子变坏的事实，找不到补救办法，只能靠打。都说孩子其实生下来是一张白纸，未来就是一个家庭合作推出的作品。

你其实不能怪孩子不懂事，因为或许根本就没人正确教过他们该怎么懂事……

在冷眼旁观了许多类似的事件后，你其实会发现，所有问题孩子背后，都有一个问题家庭：有太多的家长以为养孩子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孩子一生下来就放到冰箱，过了18年一打开冰箱门，惊喜地发现，哇，一个优秀的孩子长大了！在这过程中，他们并不关心关在冰箱里的孩子冷不冷、孤不孤独，也压根不知道是不是孩子碰上了一个烂蔬菜，正在其影响下慢慢腐烂。他们总觉得，只要一直赚钱给孩子充电费，让这个冰箱一直稳定运行，孩子们就能在那里一直保持着新鲜干净，多年后给他们一个惊喜。所以，在多年后打开冰箱，看到腐烂的孩子时，他们往往都是无措的、愤怒的。因为他们觉得孩子背叛了他们：“我明明那么努力地呵护你，你怎么能变得这么烂？！”但其实，蔬菜腐烂不是一天就造成的，孩子变成杀人犯中间也会出现无数次的“小问题”。

不是他们坏得太快，而是你缺席了他们变坏的过程，没有及时矫正。

那个绝情的杀人犯背后，就是一场失败的家庭教育。

这两则报道，对同一个案例进行了两种不同的阐释，通过公众的视野，折射出两种犯罪少年的形象：一方面犯罪少年是危险的，除了通过严密的控制来确保大众安全，别无他法；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受害者，原生家庭决定论使得少年无法反抗成人命运的安排。前者通过生物决定论的叙述，体现成人的严厉，后者通过社会决定论的叙述，彰显儿童的无助和叙事者的慈爱，而家庭的缺陷又归结于父母个人的因素，忽视或回避背后儿童福利制度的系统性缺陷。在两种矛盾、单一、线性的叙事策略下，犯罪儿童及其家庭都成为社会排除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