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犯的背景与社会结构的关系

在当下中国，城市化是现代性的表征，“城市化被视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它主要被解释为经济的过程和人口的过程，即城市发展和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的增长”^[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维护社会稳定，同时考虑到农业对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建立起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导致城市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工业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入了持续稳定的快速发展阶段，户籍制度也有所松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初期，流动人口规模从1982年的657万人增加至1990年的2135万人，年均增长约7%。90年代之后，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提出，市场经济加速发展，流动人口规模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从1990年的2135万人增加至2010年的22143万人，年均增长约12%。^[4]而城乡二元的户籍歧视政策使得流动人口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基础上处于全方位不平等的地位，被排除在“市民”之外，成为流入地社会的“农民工”“外来人口”。

户籍歧视带来社会阶层的分化，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这两大群体即是社会分化的产物。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我国0～17岁儿童人口2.79亿；全国0～17岁流动儿童规模3581万人，其中，来自农村的流动儿童2877万人；全国0～17岁留守儿童规模6973万人，其中，农村留守儿童6103万人。^[5]流动儿童脱离了传统稳固的社会结构，又因身份的限制面临城市化再融入的困境，成为流动的风险；留守儿童则脱离传统家庭和现代家庭的结构，成为孤独的风险。流动人口与留守儿童开始成为研究的热点。在知网以“流动人口犯罪”为关键词检索，共检索出相关期刊论文25934篇，博硕士论文18703篇；以“留守儿童犯罪”为关键词检索，相关期刊论文9411篇，博硕士论文9218篇；以“流动儿童犯罪”为关键词检索，得出期刊论文2188篇，博硕士论文3234篇。^[6]

从犯罪统计来看，研究报告显示出未成年犯的如下特点：

（1）身份特征。调查数据显示，“在未成年犯中，独生子女占32%。在成长地方面，44.9%的未成年犯来自农村，19.0%的来自乡镇，16.8%的来自县城，7.2%的来自市郊区”^[7]。在广东，“2001、2008和2016年，农业户籍未成年犯占的比重分别为60.0%、68.3%和85.0%，16年来增加了15个百分点”^[8]。与此相反的是广东城镇化率从55.0%提高到67.8%。

（2）文化特征。在文化程度方面，“在所调查的未成年犯中，小学的占26%，初中的占63.9%，中专或高中的占9.9%，本科的占0.2%。由此可见，未成年犯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以中小学为主，其中文化程度为初中的未成年犯所占比例最高，比成年犯高出10.4个百分点。”^[9]

（3）家庭特征。首先，未成年犯父母文化程度显著偏低。未成年犯父亲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相对显著偏多，未成年犯父亲具有中专或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数相对显著偏少；不论是工读生，还是未成年犯，其父亲具有本科和硕士文化程度的人数相对显著偏少，未成年犯中父亲具有博士文化程度的人数也表现出相对显著偏少。整体就父亲的文化程度而言，表现出普通中学生好于大学生，大学生好于工读生，工读生好于未成年犯的态势。^[10]而工读生母亲具有本科文化程度的人数显著偏少，未成年犯母亲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相对显著偏多，未成年犯母亲具有中专或高中、本科和硕士文化程度的人数显著偏少，未成年犯母亲中没有人具有博士文化程度，相比而言，人数显著偏少。整体就母亲的文化程度而言，表现出普通中学生好于大学生，大学生好于工读生，工读生好于未成年犯的态势。其次，父母职业。“从未成年犯父亲的职业来看，2001、2005和2016年，分别有67.8%、69.4%和77.9%的未成年犯来自农村社会中下层和底层家庭；从母亲的职业看，分别有78.2%、75.8%和81%的未成年犯罪人来自农村社会中下层和底层家庭。”^[11]再次，从抚养来看，有一半的未成年犯在犯罪前没有与父母长期共同生活，而是隔代抚养。最后，从家庭结构来看，未成年犯和工读生来自单亲家庭的人数相对显著偏多，这其中未成年犯单亲家庭所占比例最高，达到35.8%。^[12]北京市一中院发布的《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白皮书（2009.6—2017.6）》显示：“从未成年犯的家庭背景来看，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未成年犯来自于父母离异、父或母一方过世、父或母一方下落不明或者父母双亡的家庭。在被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犯中，来自单亲家庭或父母双亡的家庭占50%以上。”^[13]

（4）学校学习特征。未成年犯旷课、夜不归宿的比例分别为48.2%、16.4%。^[14](www.xing528.com)

（5）犯罪年龄。未成年人犯罪有低龄化趋势，以广东为例，14岁未成年犯所占的比例从2001年的9.7%提高到2005年的14%，再提高到2016年的15.8%。^[15]

农村、低学历、父母低学历、底层、不完整家庭、无人管教、厌学、低龄化成为当下总体犯罪少年的群像。

犯罪少年的群像是否一定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阶层的固化？学者分析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阶层间代际流动^[16]的变迁趋势表明，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将近20年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在阶层间代际流动上表现为相对流动率持续增加，社会开放性不断扩大。其原因在于，“随着市场化的逐渐深入，劳动力市场日趋完善，竞争日趋激烈，‘唯才是举’的绩效主义原则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中选拔人才的主要标准，所以我们能看到父代阶层地位对子代初职地位影响有所下降”^[17]。与劳动力市场不同，在同一时期，绩效主义原则并没有在教育领域得到有效扩散。大量研究表明，在教育扩张过程中，精英阶层因为占有更多社会资源（包括文化、经济、社会等各方面资源），通过文化再生产、资源转化、理性选择等各种机制获得了更多的教育扩张所增加的教育机会。^[18]因此教育机会不平等并没有在教育扩张过程中得到有效抑制。特别是一些高质量的教育机会，如重点中学、大学本科的机会等，不平等程度甚至还有所扩大。^[19]到最近十年，代际关联系数出现反弹，相对流动率下降，表明中国社会的固化趋势。“一个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可能来自于当代中国的转型过程本身。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逐步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既得利益群体格局，近些年发生在各省的围绕高考名额的激烈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既得利益格局的普遍化程度。既得利益社会群体或社会集团担心不断进行的改革开放会影响到他们已经获得的利益，就有可能利用各种资源和机制，保护既得利益，其中，强化代际继承、阻碍代际流动就成为维护既得利益的重要手段，整个社会阶层再生产机制的作用就有可能再度变强。”^[20]

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贝克指出其特点是“国家调控的资本主义；后传统权威（Authoritarian）政府；不完整的制度性个体化及多元宗教社会”^[21]。对此，齐文远教授亦有相似的总结，他认为中国的现代性表现为“农业社会的风险与工业社会的风险和后工业社会的风险”三种风险的叠加。^[22]农业社会的身份不平等与工业社会的财富不平等再加之风险社会的风险平等，使中国的现代性进程紧张、激烈而又焦虑不安。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说，“少年犯罪治理”需要国家治理者在“尊重少年权利主体”的信念下，通过整合不同治理体系来达成。国家如果无法坚守权利本位的信念，会导致少年人口成为“无权阶级”，并遭受各种政经因素的系统性排除。社会逐渐趋向固化，农村、低学历、父母低学历、单亲、无人管教的少年被纳入社会风险话语系统，成为被凝视的“他者”。

2017年以来，三部影片——《嘉年华》（2017年）、《狗十三》（2018年）、《过春天》（2019年）被喻为当下中国的“青春三部曲”。《嘉年华》中，小文是一名12岁的小学生，父母离异后和妈妈一起生活。某天，小文和同伴被干爹刘会长带到宾馆，遭受性侵。酒店的服务员，16岁的进城务工姑娘小米通过监控录像目击了案发经过，她有刘会长犯罪的确凿证据，但为了保住月薪不足600块的工作，选择了沉默，并试图用视频来敲诈刘会长。《狗十三》中，13岁少女李玩父母离异，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父亲再婚，无暇顾及李玩。后来父亲有了儿子，为了安抚李玩买了只狗。爷爷逛菜市场不慎把狗弄丢了，继母找了条狗冒充，全家一起演戏认定这就是原来的狗。在丢狗和找狗的过程中，在与大人一次次的抗争无果后，李玩终于在痛哭与妥协中成长。《过春天》里，中学生少女佩佩是返于香港和深圳两地的“单非儿童”，在深圳居住，去香港上学，每日过着两地生活。父亲是住在香港的卡车司机，母亲是住在深圳“二奶村”的小三。经济低迷之后，父亲无力再照顾母女二人，在香港避而不见。母亲打麻将，找各类男朋友，生活浑浑噩噩。因为一次意外，佩佩接触到走私iPhone的团队。穿着学生装，天天往返香港、深圳两地的佩佩，很快成为走私iPhone的熟手。小文、李玩、佩佩，都生活在城市的单亲家庭，小文是母亲疏于照顾的受害者，李玩是父亲粗暴管教下的受伤者，佩佩是底层父母都不管的犯罪者，农村来的小米则成为冷漠的旁观者，均体现出在“原生家庭”影响下的青春成长之痛。

古人云“英雄不问出处，富贵当思缘由”，回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十七年儿童影片，主人公的家庭出身几乎都是劳苦大众。小兵张嘎父亲被敌人打死，母亲病死，奶奶也被敌人杀害。白毛女幼年丧母，父亲杨白劳是贫穷的佃农。神笔马良父母双亡，独自以打柴、割草为生。《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生于北平一个大户人家，生母是佃户的女儿，被霸占来做姨太太，生下孩子后被逐出门，含怨死去。中学毕业前家中逼迫她嫁给有财有势的胡局长，道静不肯从，连夜出走，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林道静的前任男友余永泽，地主少爷出身的北大学生，自私、庸俗，反对革命。抗日救亡运动的领袖人物江华，是经常失业的印刷工人的儿子，生活贫困，儿时四处流浪。“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曾经的劳苦大众是文学作品中历史的推动者，而今，在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之下，贫穷、底层、不完整的家庭则成为危险的“原生家庭”，“来自农村中下层和底层家庭的未成年犯占的比重越来越高，未成年犯向农村中下层和底层家庭聚集的特征愈加明显”^[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