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期初显与少年司法制度的崛起

（一）青春期的初显

1978年，结束十年“文革”之后，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是生产力的伟大变革，也是从经济基础到意识形态的一场深刻的变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与对外开放，单一封闭的社会结构逐渐解体走向多元化。以儿童为本位的现代儿童观开始复苏。

从儿童影片的视角来看，新时期“战争题材的儿童片最大的变化是从‘人性关怀模式’打破了‘小英雄模式’的一元主导地位”^[63]，转向关注儿童自身、重视儿童价值、回归儿童内心世界。如《啊！摇篮》（1979年）讲述了解放战争时期，一支由延安撤退的保育院队伍冲破艰险，安全撤出包围圈的故事。导演谢晋“动用了一切艺术手段淋漓尽致地强化了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64]。《少年战俘》（1989年）讲述1937年初，红军西路军被国民党马家军包围，红军少年先锋营营长欧阳石和战友尕猛、唐元宝、小八斤、雪妹子被俘，在少年战俘营的故事。不同于革命乐观主义的小英雄形象，《少年战俘》对普通少年在战争面前的弱小、胆怯进行了表现，以悲剧形式反思战争的残酷性。“少年儿童主人公不是以小英雄的面貌出现，他们没有前面提到的小英雄那样的英雄事迹。编导者对于战争的理解与十七年时期有着明显的不同，更强调战争对个体的影响，突出战争中的人性因素，有强烈的人道主义倾向，着力表现儿童是战争的受害者和无助者，他们没有机会或者根本没有能力去和敌人交锋。他们只有忍受，战争剥夺了本应该属于他们的美好童年和青春。”^[65]

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诞生出一个庞大的青少年阶层。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现的“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从1962年到1970年，8年净增人口1.57亿，^[66]到80年代，这批人口逐渐进入青少年期。工业化对于教育人口的要求，延长了年轻人依靠父母的时间，并且推迟婚育，尤其在城乡二元体制下，高等教育更是广大农村学子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1978年高考恢复第一年，全国参加报名的青年就有570万人之多。由此，青少年期便大大地延长。80年代校园题材的儿童电影，以《红衣少女》（1984年）为标志，开始将目光聚焦于青春期少年这一群体，关注青春期独特的心理意识。《红衣少女》中的女中学生安然，处于周遭不同人的虚伪和狭隘之中，却诚恳面对自己的内心，体现了独立的主体人格，“我谁也不像，我就像我自己”。《失踪的女中学生》（1986年）则大胆突破题材禁区，首次表现16岁女中学生的青春期爱情。随着改革开放，台湾校园民谣开始在内地流行。《童年》《外婆的澎湖湾》《忆儿时》等一系列充满童趣、温馨、乡愁的歌曲开启了人们对童年的美好记忆。《童年》的歌词这样描述童年形象：

池塘边的榕树上　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

操场边的秋千上　只有蝴蝶儿停在上面

黑板上老师的粉笔　还在拼命唧唧喳喳写个不停

等待着下课　等待着放学　等待　游戏的童年

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　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

诸葛四郎和魔鬼党　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

隔壁班的那个男孩　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

嘴里的零食　手里的漫画　心里初恋的童年

（二）少年司法制度的诞生

1979年7月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颁布。这部刑法关于少年犯罪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第14条和44条。第14条是对少年责任年龄的规定：“已满十六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的人，犯杀人、重伤、抢劫、放火、惯窃罪或者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八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不满十六岁不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第44条是关于对少年不适用死刑的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已满十六岁不满十八岁的，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从第14条规定来看，存在的问题有：其一，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范围不明确，采用了“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这样含糊的用语；其二，对于政府收容教养这一重要的拘束少年人身自由的措施，没有明确规定决定收容的机构、执行收容的机构、收容期限等。而第44条规定则前后矛盾，既然对少年不适用死刑，为何还适用死缓？

总体上看，1979年刑法对少年犯罪及责任的规定比较粗疏，没有专门的针对犯罪少年的保护处分措施；少年与成人适用相同的刑罚体系：从刑种到刑罚的裁量、执行都没有凸显少年与成人的区别，尤其是对少年适用死刑。但在司法实践中，少年与成年的区别开始逐渐浮现。

1979年8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央宣传部等八单位《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中发〔1979〕58号）。这一通过党中央文件转发的报告，首次正式将青少年犯罪问题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标识出来，并把青少年犯罪问题的解决作为一项全党都应重视的迫切政治任务。这份报告对当时的青少年犯罪做了这样的描述：“在青少年中问题仍然不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情况仍相当严重，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一个突出问题。据各地反映，在当前刑事案件作案人员中，青少年占很大比重，大、中城市一般占百分之七八十，农村占百分之六七十。这些违法犯罪青少年，从偷摸扒窃、打架斗殴、耍流氓，发展到拦路抢劫、强奸妇女、行凶杀人。有些结成‘团伙’，为非作歹。有的已经成为刑事惯犯。……我们深深感到，对于当前青少年犯罪问题的严重性要有充分的估计。”报告指出，导致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根本上是社会原因，“文革”践踏了社会主义法制，经济濒临崩溃，导致大批青年升学、就业困难。由此，对于违法犯罪的青少年，“主要不是依靠法庭，而是依靠社会组织来进行教育”。报告提出了六点对策：（1）要加强对于青少年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家长要担负起家庭教育的责任；（2）要积极解决回城青年、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3）对于有一般违法行为的学生和青年职工，要坚持教育改造，不能轻易开除；（4）工读学校要认真办好；（5）公安机关对少年犯管教所和劳动教养场所，要加强领导，调进一批懂得教育而又热心此项工作的干部，采取适应青少年特点的教育措施，改进管教方法，提高改造效果；（6）对于极少数严重罪行的犯罪分子，必须依法惩办，但应注意尽可能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在这个文件中，中央虽然没有直接用‘综合治理’这一提法，但是在党委领导下，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实行‘综合治理’的思想和原则已经明确地概括出来了。”^[67]

1980年3月，共青团中央在北京召开了“青少年保护法座谈会”。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研讨青少年专门立法的重要会议。会后，由团中央牵头的起草小组经过半年努力，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青少年保护法（讨论稿）》。但由于各方面原因，此次立法未能进入正式议程。

1982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政法工作的指示》中提出：“青少年犯罪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加强青少年教育是搞好‘综合治理’的中心环节。”“劳教工作必须坚决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着眼于挽救。对失足的青少年，要像父母对待患了病的孩子、医生对待病人、老师对待犯了错误的学生那样，积极为他们创造条件，促进改造。”“劳改、劳教工作是我党改造人、改造社会的光荣事业的一部分。”对青少年犯罪严重性的强调为随后即将进行的严打做了铺垫。

《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以相当模糊的对象“青少年”和相当模糊的数据“大、中城市一般占百分之七八十，农村占百分之六七十”描述青少年犯罪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忧患。而青少年犯罪之所以会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一个官方叙述中的严重社会问题，与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1）权威政治形态的解体。“文革”的结束带来权威政治形态的暂时性解体，建立于这种权威政治之上的传统社会控制手段也出现解体。而新的政府权威尚未确立，对这种混乱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无能为力。（2）数量庞大的知识青年陆续返城，为城市带来了“一个大量、大龄、单身、不满的群体”。1979年，全国积累的待业人口已经达到2000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高点；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结束，知青返城，就业压力再次骤增。以北京市为例，当时待业人员40万人，平均每2.7户城市居民中就有一人无业在街头游荡，“部分青年经济困难，思想苦闷，悲观失望；大批青年无所事事，游荡在社会上，惹是生非，犯罪率上升，败坏社会风气”。^[68]此时，“文革”刚刚结束数年。（3）人民公社的解体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让农民脱离了集体化的人身控制，一直禁锢在土地上的农业人口渐渐涌入城市寻找谋生和发展机会。城市化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开始打破传统的社会秩序。（4）私人生活的多元化。改革开放，西方多元文化的涌入打破以往封闭保守的生活方式。

1983年8月25日，中央做出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主要针对青少年的“严打”拉开序幕。而“严打”的展开，也促成了少年司法制度在我国的初创。“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是以少年审判制度改革为起点，以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的创立为标志，逐渐发展起来的。”^[69]1984年11月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建立了第一个少年法庭，标志着少年司法制度在中国大陆的诞生。1986年，上海长宁区检察院在起诉科率先成立“少年起诉组”，成为检察机关第一个专门审查起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办案小组。1985年出台《少年犯管教所暂行管理办法》，正式确立“以教育改造为主，轻微劳动为辅”的少管工作方针，同时明确“教育、挽救、感化”和“三个像”政策，要求必须按照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坚持把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教育方法贯穿到教育改造的各项具体工作中。1986年司法部下发《关于印发〈第二次全国少年管教所工作会议文件〉的通知》，提出：“将‘少年犯管教所’改称为‘少年管教所’。”1988年7月，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犯合议庭从刑事审判庭分离，建立了与其他业务庭同等建制的少年案件刑事审判庭。从1984年的少年犯合议庭到1988年少年刑事审判庭的建立时期，被学者称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初创阶段。^[70]“具备专门的少年司法机构是少年司法制度独立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少年司法制度独立性与独立程度的主要体现。”^[71]

与此同时，两部儿童影视作品将目光聚焦于这一特殊的群体，分别为电影《少年犯》（1985年）和电视剧《寻找回来的世界》（1985年）。《少年犯》由深圳影业公司、上海劳改局联合摄制，讲述的是方刚、肖佛、沈金明等少年犯在少年犯管教所被教育、感化、改造，走上正路的故事。影片不仅用监狱实景的方式拍摄，而且用少管所的18名少年犯作为主演，主题曲也由少年犯谱曲及演唱，具有强烈的纪实色彩和震撼力，成为1986年电影票房冠军。主题曲《心声》催人泪下地表达了少年犯内心的忏悔：

妈妈妈妈，

儿今天叫一声妈，

禁不住泪如雨下，

高墙内春秋几度，

妈妈呀，

你墙外哭泣，

泪雪染白发，

想昨天，

儿像脱缰野马，

无法无天乱踢乱踏，

妈妈呀，(www.xing528.com)

儿跌入激流，

几经沉浮不能自拔，

几经沉浮不能自拔，

又恰似狂风暴雨，

吹走了微放的花。

妈妈妈妈，

儿今天叫一声妈，

早见你泪腮边挂，

高墙内春风吹拂，

妈妈呀，

你墙外苦盼，

枯枝发新芽，

为明天洗刷满身污泥，

去旧迎新引装待发，

妈妈呀，

幼苗回春，

残枝败叶又发新芽，

残枝又发新芽，

儿已被扶上骏马，

去追回失去的年华。

《寻找回来的世界》则讲述了工读学校的老师们克服种种困难，通过各种方式说服教育工读学校的一群顽劣学生，使他们重新树立起对自己、对生活、对社会的信心，重新认识到世界的美好。原小说作者柯岩曾在北京市海淀寄读学校体验了两年的辅导员生活。《寻找回来的世界》片头是一个小女孩与父亲的对话：

女孩：爸爸。为什么我这么爱笑？

爸爸：那是因为你拥有这个世界。

女孩：为什么有的人不笑？

爸爸：那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这个世界。

女孩：爸爸，世界还会失去吗？

爸爸：会的，孩子，会的，有时一切都会失去的。

女孩：那我们怎么办呢？

爸爸：去找，倩倩，帮助他们找回来，去找回那失去的世界。

两部影片所表现的主题都是少年乃受家庭、社会、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等外在因素的影响而犯罪，少年本身是善良的，是可以教育、改善的，通过成人的耐心，就能挽救。一如西方少年法院初创时期的“无辜儿童”与“慈爱的法官”的形象，影片充满着80年代社会对于人性、人情、人生的关怀与乐观、进步的理性主义。1986年北京大学康树华教授出版《青少年法学》一书，标志着新时期青少年犯罪研究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