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造，使儿童的社会角色与公共形象经历了深刻的改变。
此种新儿童观念深受从苏联传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儿童观的影响，其特点，在于认可人的本质，人性是可以塑造的、可以改良的，而创建“社会主义新人”，是社会主义新政权最宏大的目标之一。“培养教育新一代，是共产主义的根本事业之一”，“我国九岁到十五岁的孩子约有七八千万，要把这一代培养好，是一个艰巨和光荣的事业”[53]。由此突显出一种“国家本位”的儿童观。
新儿童观的形塑，首先是对于旧社会的批判。“在旧社会，不论是地主阶级或是资产阶级，这些剥削者，都是自私自利的。他们的享受是建立在血腥的统治上，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个人，他们所打算的只是如何多剥削一些多享受一些。当然，这些剥削阶级是不会关心和爱护儿童的，也不会为整个人类后代着想的。就是他们办了一些学校，那也只是为了他们的利益来培养自己的儿女，或是企图训练一些供他们使唤的奴隶。不但如此，就是旧时代的小资产阶级，他们也是不爱护孩子的。那是由于在他们绝望的生活中，无力抚育儿女，他们因生儿育女而更加愁苦，即使关心孩子，也只图将来儿女能养老送终，因为他们看不见自己的前途，更看不见孩子的前途。因此，旧社会是不关心孩子们的，轻视孩子的。他们的身心常常遭受到摧残。”[54]
其次，共产主义事业，对教育儿童提出了新要求。“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艰难、空前伟大的事业，也是一个长久的事业，它不是我们这一代人就能完成的。这个事业一定要传给我们的后辈、我们的子孙，我们的子孙还要世世代代地传下去。要保证我们的伟大事业能继承下去，使人类社会达到空前未有的幸福的高度，就要在现在把少年儿童培养和教育好。因此，培养教育新一代，是共产主义的根本事业之一。爱护儿童、教育儿童是具有国家意义的任务，也是新中国人民的一种共产主义的美德。”[55]
社会主义需要何种儿童？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的新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比现在大大地进步了，高度技术基础的大工业代替了技术落后的工业和手工业，拖拉机将要代替今天的锄头和旧式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将要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也将为全民和集体所有制所代替，劳动成为光荣、豪迈和英勇的事业，集体的利益将高于一切；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也将大大地提高，人民的思想、行为和感情将要变得空前高尚。因此，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必须是具有高度文化科学知识、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健壮体魄的新型人物。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今天的少年儿童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健壮、活泼、勇敢、诚实的新一代。”[56]
社会主义新儿童该如何炼成？“对儿童进行教育时，应当掌握两个原则：第一是要坚持长期正面的教育，这是培养少年儿童的根本方法。少年儿童很年轻，很纯洁，他们体力很弱，知识很贫乏，辨别是非的能力很差。因此，我们就要耐心地、长期地进行正面的教育，用正面的东西去引导他们前进。而绝对不能采取打击、体罚、斗争等粗暴的方法……第二是要善于发挥少年儿童的独立性、主动性和积极性。独立性和积极性，这是一种好的品质，它使人们一生中不盲从，不依赖，在任何困苦情况下，都是乐观的向上的，勇敢地去和困难作斗争。”[57]
为宣传、推广新儿童理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儿童文学作品，包括电影、小说、诗歌等，担负起歌颂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塑造社会主义新儿童的历史重任。当时儿童题材的电影，大致分为三类：童话、战争与新社会。童话题材的影片，如《野葡萄》《神笔马良》《马兰花》《长发妹》等，塑造的是勤劳勇敢、对抗邪恶的平民英雄。革命战争题材的《鸡毛信》《小兵张嘎》《红孩子》《闪闪的红星》等，塑造的是小英雄的形象，肩负着保家卫国的重任。共同的成长主题都是儿童在共产主义的召唤和指引下，在共产党员的培育下，从普通、顽皮的儿童成长为具有高度觉悟和共产主义党性的少年英雄。如果说1963年拍摄的《小兵张嘎》中的主人公嘎子还带有儿童的纯真，那么1974年拍摄的《闪闪的红星》当中的潘冬子则被塑造成成熟、冷静的能为革命战争牺牲一切的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影片中经典的镜头之一，是潘冬子的母亲被敌人烧死在木屋，目睹悲剧的潘冬子没有掉一滴眼泪，反而坚定说：“我是党的孩子！”影片最后，潘冬子果断举起柴刀向仇人砍去。现实题材的儿童影片，通常是将问题孩子改造为上进儿童的故事。如《祖国的花朵》（1955年）讲述了小学五年级学生帮助两位落后同学共同进步的故事。主题曲《让我们荡起双桨》描绘了新中国少年儿童的美好生活：
让我们荡起双桨
小船儿推开波浪
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
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
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
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红领巾迎着太阳
阳光洒在海面上
水中鱼儿望着我们
悄悄地听我们愉快歌唱
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www.xing528.com)
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做完了一天的功课
我们来尽情欢乐
我问你亲爱的伙伴
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
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
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在社会主义新儿童观的贯彻下，将违法犯罪的少年改造为社会主义新人，成为刑事司法的目的之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所引进的杜威、皮亚杰等人所主张的“儿童中心”主义连带欧美少年司法理念与民国政府草创的少年司法制度一并被全盘否定。
在全面废除民国政府的法律制度后，到1979年第一部刑法颁布前，关于少年犯罪，主要通过零散的文件、政策等来处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195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少年犯罪应如何处理的批复》（1955年）、《司法部关于少年犯送管教所管教是否要经过法院判决等问题的批复》（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已满16周岁的强奸犯应否负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1956年）、《国务院关于转发公安部〈关于筹建少年犯管教所工作报告〉的通知》（195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对少年儿童一般犯罪不予逮捕判刑的联合通知》（1960年）、《关于加强少年管教所的意见》（1965年）等。相较于立法的滞后，“文革”前十七年，少年矫治机构的发展独树一帜，确立起“教育改造为主，轻微劳动为辅”的少年矫治政策。
1953年，全国第二届劳改工作会议决定设立9所少年犯管教所。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规定，以省、市为单位根据需要设置少年犯管教所，由省、市人民公安机关管辖。管教对象为13周岁以上未满18周岁的少年犯。应当对少年犯着重进行政治教育、新道德教育和基本的文化与生产技术教育，并且在照顾他们生理发育的情况下，使他们从事轻微劳动。1957年1月11日，公安部、教育部发出《关于建立少年犯管教所的联合通知》，提出“为了把犯罪少年教育改造为后一代的建设者，对少年犯应当贯彻执行以教育改造为主，以轻微劳动为辅的方针”。这是我国政府首次提出关于少年犯处遇的工作方针。1958年2月21日，公安部上报国务院《公安部关于筹建少年犯管教所工作的报告》，指出：“现在已经判刑的少年犯共有四千五百余名，对这些犯罪的儿童，目前除一部分关押在少年犯管教所以外，其余都分散在监所、劳改队和成年犯混押在一起，这样不仅易受成年犯的各种恶劣思想的熏染，而且也会影响少年犯身心的正常发育。”为正确地贯彻对少年犯实行“以教育改造为主，轻微劳动为辅”的方针，公安部与教育部商洽在长春、天津、上海、南京、武汉、西安、重庆、昆明、广州等地新建或改建9个少年犯管教所，分别就近集中管教少年犯，预计可容纳5000人以上。1965年5月，公安部、教育部发出《关于加强少年管教所的意见》，指出：“各地对少年犯罪分子基本上是按照半天学习、半天劳动的办法教育改造的，因而，改造效果也是比较好的。”到1966年，全国共设立少年犯管教所25所，确立了对未成年犯与成年犯实行分押分管制度和教育改造的理念。[58]
此外，对于有违法或轻微犯罪行为的少年，通过设置工读学校来进行矫治。1955年，北京温泉村成立了我国第一所工读学校，其后其他省市也陆续试办了十几所工读学校。此阶段的工读学校招生对象以流浪儿童、孤儿等闲散青少年为主，兼轻度违法和扰乱普通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学生。
“以教育改造为主，轻微劳动为辅”的违法犯罪少年矫治方针，深受苏联教育学家马卡连柯（1888—1939年）教育思想的影响。1920年马卡连柯受波尔塔瓦省教育厅的任命，为违法青少年和流浪儿童开办工学团，称为“高尔基工学团”。1928—1935年组织领导同一性质的“捷尔任斯基儿童劳动公社”。他在此一共工作16年，对3000多名流浪儿童和少年违法者进行了教育，将他们培养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而其中还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工程师、医生、教师和科学家，有的人还成为英雄模范受到表彰奖励。马卡连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基本理念为依据，从社会主义对人的基本要求出发，把劳动教育看作教育的重要因素，并与政治思想教育、文化教育紧密结合。其主要观点有如下几个方面：
（1）劳动是学校教育体系中最基本的组成因素。“劳动永远是人类生活的基础。是创造人类生活幸福和文明的基础。在教育工作中，劳动也应当是最基本的因素之一。”[59]
（2）教育应该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出来的人，应该懂得生产，懂得生产组织，也懂得生产过程”[60]。在高尔基工学团和捷尔任斯基公社长达16年的教育实践中，马卡连柯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发挥劳动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意义，并从中培养学生的求实精神和负责精神。他构建出学校教育与劳动结合的人才培养路径：通过生产劳动，培养人的性格，并通过集体的劳动促进学生集体成长，培养塑造学生社会责任感，最后完满学生人生价值观。为了保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他在高尔基工学团和捷尔任斯基公社中逐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生产系统和普通中学，学生每天参加4个小时生产劳动，再在学校接受半天的文化学习。
（3）教育的目的。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学校教育不仅是再造个性和培养能力的重要手段，也是为共产主义社会培养劳动者新人。“在我们的社会中，并没有违法的儿童。有的只是那些和我们一样有才干、有能力生活和工作并能够成为创造者的人。”[61]“我们的教育应当是共产主义的。并且每一个被我们教育过的人都应当是对工人阶级的事业有益的。”[62]
把3000多名流浪儿童和违法者改造、教育成社会主义的建设者，马卡连柯塑造了社会主义少年司法领域少年新人的雏形和典范。其社会主义的儿童教育理论并未摆脱20世纪初西方发展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范式，强调儿童的转化与生成，但相较西方现代主义儿童观，是一种更为严格、严密的支配模式，代表着更为狭小、单一、线性的儿童形象与童年观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