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中国的诞生与发展

晚清以降，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古老中国在历史的巨变中面临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伴随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大量官员和学者出访欧美考察学习西方现代文明制度。西方现代儿童观念与福利制度开始进入国人视野。

1890年，晚清外交家薛福成（1838—1894年）奉命出使欧洲四国。对于西方义务教育，薛福成写道：“凡男女八岁以上不入学堂者，罪其父母。男固无人不学，女亦无人不学，即残疾聋哑之人亦无不有学。其贫穷无力者即幼孤无父母者，皆有义塾以收教之。”^[23]张德彝（1847—1918年）留意到西方各国均定有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有犯必科罪，未至成人者轻减”，“雇佣童工违反政府规定受罚”^[24]。19世纪兴起的少年感化机构也被考察官员所推崇。美国费城有儿童习正院，“凡童稚男女，父母已故，无依倚者；或有父母而不能教者；或子女不肖，不受教育者，皆由院中收留，使习正道，俾免流于不齿，诚善政也。其制：男女自八岁起至十六岁止无依倚者，由地方绅民报院收留；不能教、不受教者，由其父母秉官，酌拟年分，发院收留。内分男女二院。男院自总管以下，凡教习、医生、司事、工人皆男子，女院则医生而外，皆女流。悉由地方公举，不得滥用一人”^[25]。这类习正院（教养院），不仅美国各地有，在欧美“各国皆行之”，英国有改良所，“此所盖以羁押罪之至轻者，使其自新，其实则一顽童学堂也。所中规模宏敞，有教室，有操场，有房舍凡千一百余间。有印字场，所中设报，印刷于斯焉。有木匠所，制几于此。制几，复毁之，资熟练不以牟利也。有泥匠所，习盖屋。今之新饭厅，盖囚徒所筑云”^[26]。“夫官习正院与轻重犯监狱，皆主于化人为善也。人固不皆上智，而亦不皆下愚。为民上者，孰不欲举一世皆为良民哉！”^[27]

1900年，维新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少年中国说》一文，呼唤一个朝气蓬勃的“少年中国”诞生。他以人的老少比喻国之老少，“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流日期间，梁启超接触到大量西方的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等书籍，深受启发，他在《少年中国说》中提出了颇具现代色彩的“国家”观念：“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反观中国，“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所谓夏、商、周、秦、汉、宋、元、明、清等，都是朝名，“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www.xing528.com)

“少年”之所以会被梁启超嫁接于现代中国论述，主要受日本文人的影响，用“少年”的形象，意喻维新后的“新日本”，“少年成长”与“国族想象”，遂由此接榫。当时的日本已进入明治维新30年，受欧美现代儿童观念的影响，认为少年在发展的时间轴上具有无限可能的未来。梅家玲认为，“寄情于‘少年’的线性式时间观与乌托邦式的前瞻憧憬，是‘现代性’的重要表征之一”，“少年中国所召唤出的，遂不仅是中西政治文化交会下一时的少年激情，也是百余年以来，新中国辗转于救亡图存之道上的种种血泪沧桑”。

《少年中国说》的风行，使得“少年”一词在清末民初流行开来，涌现了各类以“少年”“青年”为号召的社群组织及刊物，包括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1918年李大钊等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及创办《少年中国》等期刊。1919年，李大钊在《少年中国》刊发《“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呼吁“我所希望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是物心两面改造的运动，是灵肉一致改造的运动，是打破知识阶级的运动，是加入劳工团体的运动，是以村落为基础建立小组织的运动，是以世界为家庭扩充大联合的运动”^[28]。通过“少年”这一青春想象的人格化表达，召唤着崭新的社会、文化、政治想象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