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我国古代刑事立法中的“恤幼”思想源远流长，始于西周，发展于秦汉，成熟于唐宋，绵延至明清，虽历时三千年，其基本内容却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体现了中华法系“辗转相承，绵延不绝”的特点。[3]
《周礼》规定有“三赦”制度：一赦曰幼弱（7岁以下），二赦曰老耄（80、90岁以上），三赦曰蠢愚。
春秋战国时期《法经》规定：“罪人十五以下，罪高三减，罪卑一减。”
秦以身高确定刑事责任。男子身高不满6尺，不承担刑事责任。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简一五八记载：“甲小未盈六尺，有马一匹自牧之，今马为人败，食人稼一石，问当论不当？不当论及赏（偿）稼。”[4]“甲盗牛，盗牛时高六尺，系一岁复丈，高六尺七寸，问甲何论？当完城旦。”[5]从这两个案例来看，秦朝幼童的身高标准是以实施犯罪行为时为准。
《周礼·地官·乡大夫》：“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贾公彦疏：“七尺谓年二十，六尺谓年十五。”
汉代对于犯罪幼小，承袭了《周礼》中的三宥、三赦，恢复了以年龄判定幼小的标准。《汉书·刑法志》记载：“三年，复下诏曰：‘高年老长，人所尊敬也；鳏、寡不属逮者，人所哀怜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朱儒当鞠系者，颂系之。’”“至成帝鸿嘉元年，定令：‘年未满七岁，贼斗杀人及犯殊死者，上请廷尉以闻，得减死。’合于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近古而便民者也。”[6]七岁以下故意杀人罪、斗殴杀人罪或应处斩首之刑的，上报廷尉，奏明皇帝，得以减免死刑。不满八岁经审讯应当关押入狱的，在狱中免去身上的刑具。
出土的张家山汉简有更丰富的记载：“吏、民有罪当笞，谒罚金一两以当笞者，许之。有罪年不盈十岁，除；其杀人，完为城旦舂。”[7]官、民有罪同处罚金，不满十岁的免除刑罚，但杀人除外，要处以城旦舂。“公士、公士妻及□□行年七十以上，若年不盈十七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8]“公士”是二十级爵的第一级。完，免除肉刑的意思。律文意思是说，贵族、70岁以上的老人及17岁以下的人，犯罪可以免除肉刑。但涉及叛国投敌、颠覆国家政权者，则除外。《贼律》规定：“以城邑反，降诸侯，及守乘城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及谋反者，皆腰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
汉代以后直到清代各朝关于犯罪幼小的赦宥制度，均没有超出《周礼》确立的框架。如晋代规定：“轻过误老少女人，当罚金杖罚者皆令半之”[9]“十岁，不得告言人。”[10]魏律规定：“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年十四以下，降刑之半，八十及九岁，非杀人不坐”[11]，“八十以上，八岁以下，杀伤论坐者上请”[12]。隋律规定：“老小于律令得鞭杖罚者，皆半之。其应得法鞭、杖者，以熟靼鞭、小杖。过五十者，稍行之”[13]，“耐罪囚人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孕者、盲者、侏儒当械系者，……并颂系之”[14]，以及“罪应质作，若年有老小者，可停将送”[15]等规定，都与汉律大同小异，涉及谋反、叛、逆等罪也除外，“其谋反、降叛、大逆以上皆斩。父子同产男，无少长，皆弃市”。
唐律作为中华法系走向成熟的典范，对幼小犯罪的赦宥制度，也逐渐系统和规范化。《唐律疏议·名例律》规定：“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犯加役流、反逆缘坐流、会赦犹流者，不用此律；至配所，免居作。”“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者，亦收赎。”“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缘坐应配没者不用此律。”
对于犯罪年龄，以行为时认定，《唐律疏议·盗贼律》规定：“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依幼小论。”在诉讼程序中，有不用刑具和免除作证的规定。《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若老小及废疾，不合加杖，无财者放免”，议曰：“应征赎之人，若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依律不合加杖，勘检复无财者，并放免不征”。“诸应议、请、减，若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者，并不合拷讯，皆据众证定罪，违者以故失论。若证不足，告者不反坐。”“其于律得相容隐，即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皆不得令其为证，违者减罪人罪三等。”此外，对于教唆犯和从犯也有规定。“即有人教令，坐其教令者；若有赃应备，受赃者备之。”
相较于汉代以来对于反、逆、杀人之罪不适用赦宥的规定，唐律规定了“上请”，并解释道：“周礼‘三赦’之法：一曰幼弱，二曰老耄，三曰戆愚。今十岁合于‘幼弱’，八十是为‘老耄’，笃疾‘戆愚’之类，并合‘三赦’之法。有不可赦者，年虽老小，情状难原，故反、逆及杀人，准律应合死者，曹司不断，依上请之式，奏听敕裁。”[16](www.xing528.com)
宋元明清皆承袭唐律，犯罪幼小的赦宥制度没有根本性改变。
《元史·刑法志》规定：“诸年老七十以上，年幼十五以下，不任杖责者，赎。”“诸幼小为盗，事发长大，以幼小论。”“诸年未出幼，再犯盗窃者，仍免刺赎罪，发充景迹人。诸窃盗年幼者为首，年长者为从，为首仍听赎免刺配，为从依常律。”“诸十五以下小儿，过失杀人者，免罪，征烧埋银。诸十五以下小儿，因争毁伤人致死者，听赎，征烧埋银给苦主。”“诸幼小自相作戏，误伤致死者，不坐。诸戏伤人命，自愿休和者听。诸两人作戏争物，一人放手，一人失势跌死，放者不坐。”[17]
《大明律·名例律》规定：“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若造畜蛊毒、采生拆割人、杀一家三人，家口会赦犹流者，不用此律……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杀人应死者，议拟奏闻，取自上裁。盗及伤人者，亦收赎。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其有人教令，坐其教令者。”[18]大明律对十岁以下犯罪幼小应死者得以上请的罪名中，删去反、逆二罪，以示对十恶之罪的严惩，虽老幼亦均不予赦宥。
明朝还总结唐宋悯囚制度的经验，对于上述人员决定予以单独关押。《明会典》中记载：洪武元年令，禁系囚徒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废疾散收，轻重毋混杂。
《大清律例》规定“老小废疾收赎”：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杀人应死者，议拟奏闻，取自上裁。盗及伤人者亦收赎，余皆勿论。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其有人教令，坐其教令者，若有账应偿，受赃者偿之。《大清律辑注》解释“老小废疾收赎”条的宗旨：“此条义重敬老慈幼，矜不成人，乃法中之恩也。”[19]
以上观之，古时儿童所享有的刑罚减免以15岁为界，分为7岁以下、10岁以下、15岁以下这三个等级，主要对应着免罪、上请、收赎三种法律特权。
但古代中国，司法实践是否严格遵循法律的“恤幼”条规？《汉书·杜周传》记载酷吏杜周，说他用法刻深，惟君主意旨是从，“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有人问他“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杜周答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表明当下君子的意志就是法律，不受条文的约束。“条文的规定是一回事，法律的实施又是一回事。某一法律不一定能执行，成为具文。社会现实与法律条文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差距。”[20]
“七岁以下虽死罪不加刑”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有例外，并非能完全能赦免。《驳案汇编》中所载发生于山东的“杀一家六命”案，直接对律文进行了修改：“嗣后如杀一家四命以上、致令绝嗣者，凶犯拟以凌迟处死，将凶犯之子无论年岁大小概拟以斩立决，妻女改发伊犁给厄鲁特为奴。若死者尚有子嗣，即将凶犯之子俱拟斩监候，秋后处决，该犯妻女与死者之家为奴。……死者之家情愿收领者，即赏给为奴；如自揣不能管养、不愿收领者，亦即改发伊犁给厄鲁特为奴。”该案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九月二十八日奉旨载入例册，成为嗣后处理类似案件之依据。[21]
此外，有学者通过对清代儿童致毙人命案的研究得出结论，“总体而言，绝大多数被拟定死刑的儿童，都会在秋审中获得免死减流的结果”，但幼小并非获得矜宥之实质条件，“清代对于儿童的宽宥仅针对实力悬殊的斗杀，对于谋杀、故杀的处理则与凡人相同”，例如，“同治七年（1868年），四川省14岁的陈五娃谋杀了一名12岁的幼童，秋审时被定为‘情实’；同治九年（1870年），15岁的唐甲娃故杀了一名年仅12岁的幼孩，亦在秋审时被归入‘情实’。只有同治七年时12岁的孙帼举故杀了他年仅6岁的大功服弟，由于其弟有错在先，被认为‘稍有一线可原’，秋审时方入于‘缓决’”。[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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