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系统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研究范式为后现代犯罪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和路径。
在传统犯罪学中,儿童被认为是非理性的存在,并通过实证的心理学、社会学的研究,确认儿童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化的规制,逐渐走向一个理性的成人。这种普遍的理性和抽象的价值,是人所追求的终极目的。这是传统的线性思考方式,试图发觉犯罪的原因,并将犯罪的原因去除,以达到一个完美人生和构建一个完美的世界。这种思考方式为成人介入少年找到最合法的理由。表现在早期少年法上,就是将非行少年视为犯了错误的少年或受污染的少年,通过严格的规训和矫治,使其改过自新,走向理性的成人。传统犯罪学通过犯罪原因的追求,企图破除原因的控制而获得绝对的自由,即犯罪的消灭。这是一种线性发展的目标的支配性语言。“相信世上存在一种完美的前景,相信只需借助某种严格的原则,或某种方法就可以达到真理,至少这是与冷静超然的数学真理相似的真理”,“他们认为有可能——如果不是绝对的话——达到某种近乎绝对的真理来整饬世界,创造某种理性秩序,由此,悲剧、罪恶、愚蠢,这些在过去造成巨大破坏的事物,最终可以通过应用谨慎获得的知识和普遍理性得到避免”,“毫无例外,这些模式的初衷是要将人类从错误中解放出来,从困惑中解放出来,从不可知但又被人们试图借助某种模式认知的世界解放出来;但是,毫无例外,这些模式的结果就是重新奴役了解放过的人类。这些模式不能解释人类全部经验。于是,最初的解放者最终成为另一种意义的独裁者”[18]。
这种思想基础,忽略少年本身的多样性和少年对未来选择的能动性,使少年只能朝着成人理想的形象迈进。这种理想形象,是听话的、服从于社会管控的形象。一旦对少年适用传统的教育、保护无法奏效,少年拒绝改变,或者成人失去耐心,怠于投入,少年便被彻底放弃。20世纪60年代美国少年法庭逐渐严格化、刑事化就是这样转型的。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风险社会的语境下,欧美通过两级化的刑事政策,一方面将危险人口分类予以隔离监禁,放弃对理性的改造,“同时拒斥了整套社会科学的犯罪学”[19]。另一方面通过高科技、多元化的社会监控,将风险人口纳入严密的社会控制网络之中,最终的解决方案,“是一个集中性的、纪律性版本的利维坦国家”。[20]2019年上映的电影《阿丽塔:战斗天使》便描绘了一个映射现实的两极分化的世界:上等人住在浮在半空中一个名叫撒冷的天空之城,平民百姓、犯罪人、流浪者、被撒冷驱逐抛弃的人则在垃圾一般的地上城市废铁城中生活。废铁城里人类与机械改造人共存,弱肉强食是城中唯一的生存法则。在拒绝沟通与价值共识之后,刑罚—福利主义转向严罚与控制。(www.xing528.com)
在生态系统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研究框架下,儿童的发展路径像一张到处分支的、立体的网络,处于非线性的流动系统中。针对这个变化莫测的网络,后现代犯罪学转化视角,重点放在少年现在所处的人际关系的现状分析中。即一个由非均质材料组成的随时可能变化的复杂混合场域。线性的现代犯罪学,无论古典学派还是实证学派,均设定出单一的控制路径。古典学派通过威吓来阻止犯罪的实施,实证学派则仅通过少年的存在将产生犯罪的过去原因归属于少年,然后非暴力地、飞跃地设定预测中的将来结果,认为只要把过去的原因去除,那将来就不会再犯。反之,后现代犯罪学破除“过去—现在—未来”线性的发展模式,以现在为中心,重新解释过去与未来,同时也往前方寻找发展的诸多可能性,可以保存或增进现存的多用户、多元化的可能性。学者李茂生认为:“后现代犯罪学的论述,它的目的在于分析少年现存在的状况,透过过去事件的寻因式解析,确定少年的发展可能性被缩限的现状,然后尽可能改善现状以维持或增进多样化的可能,而不是固定一个既定的理想未来,举措形塑少年的未来形象(支配框架的处遇)。而这个多元化、多样化的现存在状况,正是要求少年担负起后工业时代的社会责任时的必要条件(反抗支配局势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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