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的转变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之前，以复归为主旨的刑罚—福利主义都还是欧美刑事司法系统的核心理念，少年法庭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起，刑罚—福利主义以及以矫治主义为信条的刑事司法系统，遭到根本性的质疑与批判。刑罚—福利主义所依赖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发生根本转变，凯恩斯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工业社会转向风险社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主张通过政府干预推动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带领资本主义国家走出“大萧条”、进入长达40年的经济发展“黄金时期”。通过国家积极干预经济，并通过福利国家的各种政策，如充分就业、医疗卫生、公共教育等福利举措，带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众生活品质的极大提升。同时，工会力量的壮大、工资的增长和新税制的实施有效缩小了社会贫富差距。从1946年到1964年的18年间，美国有7800万婴儿出生，称为“婴儿潮世代”（baby boomers），随着义务教育的延长、高等教育的普及、消费水平的提升，在童年与参加工作和担负家庭责任的成人之间，孕育了一个新的青少年阶层，成为文化变迁的主导力量。

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凯恩斯主义开始引发通货膨胀，财政负担沉重、失业率上升，伴随冷战、平权运动，社会不满情绪逐渐蔓延扩大。1973年开始爆发的石油危机触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在这场危机中，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明显放慢。1950年到1973年间，美国的年均增长率为3.8%，德国为6.0%，日本为9.2%。而1973年到1997年间，美国的年均增长率为2.5%，德国为2.1%，日本为3.3%。^[1]经济危机导致生产力下降，通货膨胀。技术变革又推动资本的全球化，带来劳动力的重组，高失业率伴随着高犯罪率。凯恩斯主义对此一筹莫展。1979年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上任后，经济上推行一系列解除管制与民营化的政策，削弱工会，强调自由竞争，放弃国家对市场的积极干预，此为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新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即认为通过在一个制度框架内——此制度框架的特点是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能够最大限度促进人的幸福。国家的角色是创造并维持一种适合于此类实践的制度框架。”^[2]

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都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根本性的差异，在于新自由主义要确立市场对社会的全面调节，市场原则要成为支配所有领域的法则。为了维持市场的自由，国家在必要时需担负起责任，主动创造有利于市场竞争的环境。“新自由主义的问题是弄明白如何以市场经济原则为模式来调控政治权力的整体运作。因此问题不是释放出空位子，而是根据一种治理的总体技艺带来、召唤、规划市场经济的各种行事原则。”^[3]国家“维持”的角色，如确保货币的质量与信誉，建立必要的军事、国防、治安、立法和法律组织等；国家“创造”的角色，在不存在市场的领域，如土地、水、教育、社会安全、环境污染等领域，建立市场。^[4]只要不符合市场法则的，统统应该被淘汰，尤其在社会福利部分，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能公平分配与交换资源，国家在就业、教育、医疗、保险等领域的社会支出，被认为是不必要的花费，且会破坏市场的运作效率与生态。(www.xing528.com)

在这场驱退福利国家与大政府的战争中，新自由主义的目标不再是征服新的领土，或者创造更幸福美好的社会，而是征收变卖福利国家几十年来积极建设积累的公共工程，“这一次，国家本身就是新的领土，而要征收与变卖的，是国家的公共服务与资产：铲除公共领域、完全解放企业、削减社会支出”^[5]。哈维称为“掠夺性积累”，包含四个主要特征：（1）私有化和商品化。各种形式的公共设施、社会福利供给、公共机构（大学、研究所、监狱），甚至战争，都已经被私有化。（2）金融化。经济松绑和全球化使得金融体系可以通过投机、掠夺、欺骗、偷窃，成为再分配活动的主要中心之一，这也是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核心特征。（3）危机的管理与操控。世界范围的危机制造、危机管理、危机操控，已经发展成为一场精心的再分配表演，将财富从贫困国家转移到富裕国家。（4）国家再分配。国家一旦新自由主义化，就成为再分配政策的首要行动者，颠倒资金从上层阶级流向下层阶级的过程。为实现这一颠倒，国家下调富人的税负，削减社会支出，导致富人更富，穷人更穷。^[6]

过去25年，家庭收入不到家庭平均收入一半的儿童所占的比例上升，包括美国、德国、英国等。^[7]“新自由主义反转了福利国家的团结政策及其对社会平等、社会安全、社会正义的关切。坚持市场基本教义，不加质疑地信仰竞争、进取、诱因以及不平等与风险的正面效应等价值。”^[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