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学派与心态史的兴起及其意义

小小少年，很少烦恼，

眼望四周阳光照。

小小少年，很少烦恼，

但愿永远这样好。

一年一年时间飞跑，

小小少年在长高。

随着岁月由小变大，

他的烦恼增加了。

这首德国故事片《英俊少年》（1970年）的插曲描绘了一个普遍为当今大众所熟悉的、定型化的少年形象——天真烂漫，无忧无虑。随着岁月的成长，烦恼增加，少年开始告别无忧无虑的童年，走向成人。长久以来，关于童年的记忆、经验和描述，通常与这种天真、纯洁、快乐联系在一起。一旦儿童不符合这种普遍的童年印象，我们就将其归入不正常的范围。天真、纯洁、不成熟一直是儿童的特性吗？与《英俊少年》同时期的国产电影《闪闪的红星》（1972年），则展示了一种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儿童形象。影片主人公潘冬子是一位年仅八岁的孩子，成熟、冷静、机智、英勇，在恶劣的革命环境中与敌人展开艰苦斗争。当目睹母亲被敌人烧死在木屋，潘冬子异常痛苦但却强忍着没有掉一滴眼泪。影片最后我们的小主人公毅然举起砍柴刀，杀死了罪大恶极的敌人胡汉三。影片的插曲《红星照我去战斗》描绘了小英雄的革命形象：

小小竹排江中游，

巍巍青山两岸走，(www.xing528.com)

雄鹰展翅飞，

哪怕风雨骤，

革命重担挑肩上，

党的教导记心头。

与很少烦恼的小小少年相比，这样的少年形象似乎不太符合当下“天真”的儿童观，但影片所塑造的小英雄在当时却极大地鼓舞了全国的观众，成为荧幕上少年儿童的经典形象。如果说影片对角色的塑造带有艺术的夸张，那么，“二战”期间，无数的儿童走上战场成为“儿童兵”，则真实呈现着与当今截然不同的儿童面貌。“好奇心和冒险精神，爱国的信念，饥饿，社会支持的削弱，家园的毁灭，复仇和危险的兴奋感，青春期，学校停课，并属于欲望的冲动，社区推动成千上万的无人看管的儿童及青少年走上前线。在那里军队把他们拾起，作为出血的人力，放置前线，用于他们的保障任务，尤其面对敌人包围圈的威胁。一旦在前线，孩子们担任各种职务，并与成年军人共享战争的艰辛：住在潮湿的防空洞，忍受雨雪冰冻苦，吃发霉的食物，穿同样的肮脏和虱出没的衣服数月之久，并且忍受长途跋涉和炮击。”^[1]由此可见，我们所观察到的儿童，是我们所持有的理论和假设相互作用之下的结果。“当我们在观看的时候，知识就在那里。”^[2]

西方儿童史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与年鉴学派密切相关。年鉴学派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史学危机的背景之下。19世纪是西方史学开始不断学科化、科学化的世纪，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了史学的实证化倾向，对当时的西方史学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3]实证史学强调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和实证性，史家首先应对史料进行严格的考证，没有史料便没有历史，而这里的史料也就是文献的代名词。在这种实证史学的历史写作中，不需要思辨的理论，按照严格考订过的史料本身，人们自然就可以展示出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的因果链。历史学通过这种实证研究，就可以达到完全的历史客观性并真正揭示出历史的真理。^[4]但在19世纪社会与文化脉络下发展起来的实证史学，在20世纪初出现了危机，遭遇来自内部与外部两方面的挑战。内部危机首先来自对实证史学认为是金科玉律的史料考证观的质疑。强调史料的齐全与完整，是史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史学家已经逐渐认识到，历史写作建立在对史料的选择基础上，也建立在对历史事实选择的基础上，而如何以科学的标准去判断这一选择，则是实证史学无法回答的。实证史学的史料观也是片面的，当时的史家所讲的史料基本上是以文字形式出现的史料，而这种由当事人所记录的史料因当事人所采取的选择标准及视角，已经不可能是纯客观的，常常只是从记载人的角度与立场展示的历史事实。而在这种受历史时空局限的个体或集体意识对客观事物有选择的反映面前，史学家又再作出自己的选择，更加偏离了历史的客观性。^[5]

实证史学的史学观还限制了史学领域的扩大。文字史料大多记载历史上的政治、军事、外交等事件系列，研究对象以国家、国王、英雄、臣子为中心，普通民众的生活，包括女性和儿童，难以进入主流的研究范畴。熊秉真认为：“就历史这门知识而言，要想在中间找到孩子的任何足迹踪影，多半是枉费心机的事。历史与其他学问一样，是门十分势利的学问。过去并没有自然而然地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卑微、尚无显赫势力、未留下什么痕迹的人或事上，年幼的孩子不过也属于此集体空白的一小部分。”“就像很少人以为儿童文学会变成文学的重要内容，或者幼儿艺术、青少年法，会构成艺术或法律的主要范畴”，“儿童被隐藏在历史之后（hidden from history）”^[6]。

实证史学的危机还表现在学科的封闭性上。由于强调本身的学科性和科学性，史学家有一种维护与强调本学科特殊性的倾向，这一倾向不利于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交流，阻碍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7]而新兴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的兴起，打开了研究人类社会的新窗口，也构成对传统史学的挑战。

由此，进入20世纪之后，新时代的史学家企图革新、挑战实证史学，在历史写作的形式、研究的主题或研究方法上，都呈现出“重新取向”（Reorienting）的发展方向。“其中，历史学研究领域从以政治史为主扩展到经济、社会、文化与思想观念等主题的研究。其次，历史写作的形式则从传统史学所呈现的叙述形式，转向强调分析的形式。再者，在历史研究方法上，则凸显出科际整合的特色，如计量方法、社会学理论的运用。”^[8]法国年鉴学派正是在这一欧美史学的共同趋势之下出现了。年鉴历史学派认为传统的史家只注意到过去历史发展的表面，而没有触及历史事实中的深沉结构，主张以人类所有活动的历史，取代实证史学以政治为主的历史。他们认为唯有从事经济、社会、文化、地理等“现象”与“实体”的研究，才可达到对历史整体的理解，并由此构成其“整体历史”的概念。在此一“整体历史”的概念下，年鉴史家将历史探究的视野，从君主、政治家等“伟人”的历史，转移到下层群众集体生活经验的历史。

在扩展史学研究领域的努力中，“心态历史”（History of Mentalities）的研究取向，表现了最为明显的革新色彩。心态历史是年鉴史家在从事“文化”或“文明”研究时所采取的一种研究取向，或者一种历史解释的架构，其革新主要体现在史家对一般群众的普遍心态、世界观与生活经验的观察与研究。“心态构成了特定社会的价值—信仰—行动体系，这一体系常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积淀在特定的文化中并构成了这一文化最基本的层次。”^[9]透过人类心态的研究，去探究社会群体、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而追寻“整体历史”的发展轨迹。这种研究领域重心的转向，使其研究对象从传统“精英的文化”转移至“一般人的文化”。曾经被传统史学忽视的家庭、妇女、儿童甚至乞丐、巫师、精神病人、麻风病人等边缘人群都成为心态史研究的对象。与传统历史研究注重档案文献不同，心态史在研究方法上注重资料的多样性，从食物、服饰、习俗、神话到碑文、建筑以及书籍、画像、雕刻、武器、随葬品等，不一而足，从人类所有遗留下来的痕迹中探寻人类的行为与精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