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政治教育与社会化的本质与功能浅析

虽然西方国家具有悠久的历史，然而，把政治教育和政治社会化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理论研究则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的事。因此，可以说，西方国家的政治教育和政治社会化理论是一门新兴的学科。1958年，美国学者伊斯顿首次发表了有关政治社会化的研究论文。1959年，海曼出版了《政治社会化：政治行为之心理研究》一书，首次系统阐述了政治社会化理论。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美、英、意等国陆续出版了一大批有影响的著作，政治社会化的研究开始走向国际化。[1]

为了推进政治教育和政治社会化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的展开，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举行了一系列的国际学术会议来研讨政治教育和政治社会化问题，如国际政治学学会1980年召开了政治教育圆桌会议，欧洲政治研究会和国际政治学会于1981年联合召开了“性别与政治社会化”国际研讨会。为了进一步加强政治教育与政治社会化的研究与实践，在国际政治学会下还专门设立了一个政治教育委员会（1994年更名为政治社会化与教育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后举办了多次跨国性的圆桌会议，研讨政治教育与政治社会化问题，会议的议题很广泛，但都仅仅围绕政治教育和政治社会化。这些议题有“人权与政治教育”“欧洲的政治社会化”“面向21世纪的政治教育和政治社会化反思”“政治结构变迁中的政治教育”等等。该委员会还创办了研究政治教育和政治社会化的杂志。

可见，在西方国家，对政治教育和政治社会化的理论研究是很重视的。一般认为，政治社会化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对于政治体制的体认；党派态度；政治参与。[2]前两者涉及政治态度问题，后者则是涉及政治行为的实际举动。

西方学者是如何界定政治教育和政治社会化这两个概念的呢？

关于“政治教育”的界说，兰格维尔德的看法较有代表性。他指出：“政治教育是有意识地传输参与政治过程所需要的知识、价值、态度和技能。”[3]他认为，政治教育的主要目标在于使人们学会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方式。

政治社会化理论是从个体和社会这两个视角研究政治社会化的。从个体方面来看，政治社会化研究个体如何接受政治文化，逐步形成自己的政治观念和行为，即研究个体“政治自我”的形成和发展；从社会方面来看，研究社会如何传播政治文化。因此，西方学者是从两个方面界说“政治社会化”概念的。从个体的角度看，政治社会化是“个人获得各种政治倾向所经历的那些发展过程”。[4]或是“公民在政治上取得成熟所经历的那些发展过程”。[5]所以，从个人的角度看，政治社会化就是个体通过政治文化的学习，形成和发展“政治自我”的过程。阿尔蒙德认为，政治社会化是在人的一生中不断地进行的。一个人在幼年时代确立的政治态度总是随着他的各种社会经历而不断改变或加强。一些重大的事件和经历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政治态度，带来“政治再社会化”。

西方学者从社会角度将“政治社会化”界说为“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6]所谓政治文化，是指一定社会的成员所共同具有的政治态度、信仰、情感、价值、信息等。所以，“政治社会化也就是一代人把政治标准和信仰传给下一代”。[7](www.xing528.com)

政治教育和政治社会化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前者指的是学校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传授参与政治和政治过程所需要的知识、态度、价值和技术；后者则泛指个体在一生中所有阶段的各种政治学习，包括校内和校外的、正规的和非正规的、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显性的和隐性的、直接的和间接的政治学习。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逐渐不加区分地使用政治教育和政治社会化这两个概念，二者的涵义越来越接近了。然而，西方各国教育当局一般不倾向于采用“政治教育”这一概念。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各国教育行政部门不希望卷入政治争端。西方一些学者也认为“政治教育”是一个矛盾的概念，认为教育应是中立性的活动，不应带有政治倾向性。其实，他们是想以此掩盖其教育的政治倾向性。

在西方国家，政治教育和政治社会化具有许多功能。

第一，“训练个人”，形成社会成员的“政治自我”。政治教育和政治社会化给每个人灌输政治系统流行的价值，使社会成员遵守政治系统的规则，履行其应承担的角色，形成“政治自我”。这种“政治自我”指的是个人关于政治世界的种种看法的体系，包括各种基本的态度和信仰，例如国家主义、种族或阶级身份，对个人在政治制度中的权利和义务的基本观念；对政府和政治体制的信仰和认识；对当前的事件、政策、问题和人物的看法等。

第二，宣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攻击、歪曲社会主义制度。随着“冷战”的结束，有人认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谈论意识形态问题有些不合时宜了。然而，在西方国家的政治教育中，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冷战”结束后，它们都把宣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为政治教育和政治社会化的一项重要功能，都没有忘记通过政治教育和政治社会化宣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就是在“冷战”结束后，这种倾向也丝毫没有减弱、淡化的迹象。例如美国中学的一本《公民学》教科书大力宣扬私有制的好处和公有制的“弊端”，大讲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阴暗面”，对资本主义制度极力颂扬，对社会主义制度恶意攻击。书中直言不讳地说，资本主义是世界上最优越的制度，“它能调动人的积极性，使人们努力工作，每个人的特长都充分施展”，“资本主义制度能极大地提供给它的人民以民主和自由”。而社会主义制度“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以至造成社会主义国家的服务质量差，生产效率低，产品质量不好”，“人们没有自由”。

第三，“支持政治系统”，为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维护资产阶级统治服务。这是西方国家政治教育和政治社会化的实质所在。西方国家鼓吹学校教育不受政治干预，思想政治教育中不能强行灌输某党派的政治观点以迫使学生接受并确立政治态度，要“避免政治宣传”。西方政治社会化理论也主张，为了保证研究的“纯客观性”，在研究中要保持“中立”“公正”，废除“价值偏化”。在这些观点的影响下，有的人便认为西方国家的政治教育是中性的。这实际上是被它们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事实上，西方国家政治教育的目的十分明确，这就是为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维护资产阶级统治服务。这一点就连西方国家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美国学者认为，“任何社会，为了能存在下去……必须紧密地围绕保持其制度完整这个中心，成功地把思想方式灌输进每个成员的脑子里”。[8]法国的拉扎尔也认为，政治教育绝不是中性的。罗斯金等人更直言不讳地说“政治社会化——对政治态度和社会习惯的学习——对稳定政府至关重要”，“政治社会化有助于维持政治系统与政府的运作，……使其成功地按应有的方式进行统治”。[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