挚爱祖国，艰难求学：张先生的坎坷学术之旅

殷殷赤子情，拳拳报国心。张先生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后，接受当时在美国工作的武汉大学校友周鲠生的邀请，于1945年8月回到母校担任经济系主任，讲授经济学、经济学说史、工商管理等课程。与张先生同时回国的还有世界史专家吴于廑、国际法专家韩德培等。在张先生的影响下，一代有志之士刘涤源、潭崇台等哈佛校友相约来到武大任教，开始了武大经济系教学和研究的黄金岁月。

1948年春，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邀请张先生出任该委员会的研究员兼顾问。为了收集东南亚殖民地国家的经济资料，继续农业和工业化问题的研究，张培刚应允任职，并往返东南亚各国。当时正值我国解放战争白热化时期，他无时无刻不关心着祖国的命运。他阅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和其他进步书刊，当时使他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经济落后的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迈向光明灿烂的前途。他对中国革命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对新中国怀着无限的向往。在几次路过香港时，他先后遇见了冀朝鼎、许涤新、千家驹等进步人士，并多次表达了回国的愿望。1949年2月，张先生毅然辞去联合国的职务，并婉言谢绝了哈佛大学的导师布莱克、厄谢尔两位教授的邀请，离开曼谷，回到母亲的怀抱，回到珞珈山，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迎接祖国的黎明。

解放初期，张先生被认命为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总务长兼经济系主任，并一度代理法学院院长。1950年，又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武汉市政府委员及武汉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1953年元月，张先生被调任华中工学院等三校建校规划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室主任。如今极具规模的华中科技大学从校址选定、规划设计到基建施工，无不凝结着张先生和其他开拓者的心血和汗水。但是，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张先生的学术生涯十分坎坷。长期专业对不上口，失掉了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他急切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和弘扬学术的愿望，被纷繁的行政事务及历年的政治运动打得粉碎。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有欧美西方经济学背景的张培刚受到冲击。挨过批斗的张先生自然无法开展、甚至不敢提起自己的学术课题。目睹国家和社会的混乱状态，听到学术领域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的大一统的声音，看到一些坚持真理的有识之士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张先生感到非常忧虑。这位本该处于经济学科最前沿的世界级大师，在极其封闭的环境下长期“不务正业”，美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采用了张培刚先生早在《农业与工业化》书中提出的“农业四大贡献”理论，却被国际学术界誉为是库兹涅茨的经典分析，而受到人们的崇敬和赞扬，并被广泛使用。这种失落对张先生、对我们的民族那是一种无法弥补的损失。而长期以来，对他的学说和思想的漠视，对他为报效祖国、促进农业与工业化建设的理论建树的抑制，无疑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和人民永久的痛。

1978年，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邀请，张先生赴京与宋则行、宋承先等学者合作编撰了我国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辞典》中的“外国经济思想史”部分。稍后又讲授“西方微观经济学”，并与厉以宁教授合作，撰写和出版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这是拨乱反正后最早系统科学地介绍当代西方经济学的著作之一，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微观”、“宏观”等术语和现代经济分析方法在我国的运用。不仅如此，他还主持“中美经济合作学术委员会”并担任中方主席，创办华中理工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至今。同时，他足迹遍布欧美，成为西学东渐和东情西达的文化使者。“老牛奋蹄，时不我待”，这是张先生对祖国和人民挚爱的独特表达。

活跃的思维，创造的激情，非但没有因为年事增长而减退，反而迸发出更璀璨的火花。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宗师，他始终密切关注着这门学科的发展。一段时间，曾有学者提出了发展经济学正处于“收益递减阶段”的论调。张先生经过研究、比较，在1988年10月召开的青岛会议上，以学者的良知和勇气，指出了西方发展经济学陷入困境的症结之所在，提出了改造旧发展经济学，建立新发展经济学的宏愿。(www.xing528.com)

张先生指出，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必须从社会历史发展的方面来考察，采取从实际出发的综合分析方法，来研究阻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真正原因。1992年，凝聚了以张先生为首的老、中、青三代学者智慧的《新发展经济学》面世。该书突破了以往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局限，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的经济状况进行了分析，其中的一些结论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此之后，张先生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又亲自组织徐长生、张建华、方齐云、陈鸿仪等一批青年专家学者继续对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发展问题，创新、激励与经济发展问题，经济转型与发展问题，经济发展中的组织和制度问题，二元经济结构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东亚经济发展模式问题，中国乡镇企业体制转型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剖析。张先生本人对农业与工业化问题的国际和国内方面作了进一步探索，对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粮食经济问题进行了归纳、整理和研究，同时还对中国从乡村工业到乡镇企业的巨变所引发的经济进步作了详尽的考察。经过几年的艰苦探索，又推出了一套具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丛书》。

1983年，张先生修订了《农业与工业化》中文译稿并交付出版，这部殚精竭虑的惊世之作，历经40多年沧桑终得与同胞相见。现在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他的农业工业化理论非但没有褪色，反而更以其丰富、深刻的思想价值而得以凸现。这部张培刚先生32岁时的成名作与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诺斯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缪勒《公共选择》以及弗里德曼、熊彼特、贝克尔的著作，成为现代经济学理论的经典。他使我们认识到，在湖北红安，不仅诞生了董必武、李先念、刘华清等革命家、政治家和一大批将军，也哺育了名噪海内外却深居简出的一代发展经济学宗师。

可以选择美国，可以选择哈佛，但他却义无返顾地选择了祖国。热爱祖国和人民，报效国家和民族，这是张培刚先生矢志不渝的赤子情怀，在这深情中，闪耀着一个老人把有限生命融入他深爱着的祖国和人民的光辉一生。作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代宗师，他的理论和思想贡献，将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而永驻史册，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切关注，对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深深忧虑，使我们感受到这位经历了近一个世纪沧桑，承受了两种制度、两种文明洗礼的老人本身就是一个课题。他是落后的农业国家走向工业化、走向现代文明的一个惊叹号，是所有发展中国家政府、学者和民众都不得不通读和研究的一部杰作。诸多条件的配合，如良好的教学设备和实验条件，师生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和时间，家长的支持和配合等。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和人们观念的改变以及意识水平的普遍提高，相信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将会越来越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