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著书立说与从政

丘吉尔在他的传记中说：“当时，我已看到新闻工作为我出名和挣钱提供了机会。于是写作与我一生结缘，我写作愈勤奋，愈对其他活动不感兴趣，摆脱了一切世俗交往，对家庭关系也在无形中显示出了疏淡，留在心里的只有对国内外形势的关注……”

1895年，丘吉尔父亲伦道夫去世后，此时他思绪万千，想起他父亲的大量往事——想到父亲在世时，父子关系并非亲密无间，这或许会使人感到惊奇。然而，他已定下自己的抱负，即仿效父亲伦道夫在政治上所达到的辉煌业绩。他极其密切地注视着1895年的大选情况，设想耍在几年时间内参加类似的口头竞选活动。因此，他急需找到使他能实现自己追求功名利禄实现其抱负的捷径。

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玩弄政治游戏是一种极好的把戏，一个高手在真正置身于其中之前，磨砺则是十分必要的。不管怎么说，这4年健康而快乐的军事生活既负有责任又经受锻炼，对我有益而无害。我越是研究军事，就越喜欢它，也更加确信，这非我之所长。

1896年秋，丘吉尔服役的第4骠骑兵团被派往印度，他所在的骠骑兵团被编人班加罗尔驻防部队。印度这一地区气候宜人，丘吉尔在团内奉职轻松愉快。年轻的中尉住在一所平房里，院里是个美丽的大花园。他私人有几匹玩马球的马，由他的跟班喂养。一个管家和一个童仆照料他的生活。每三个军官有一个园工、三个打水工、四个洗衣工和一个看门的。一个军阶最低的中尉竟有这么多人侍候!英国高级军官在印度过着怎样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

玩马球是军官们的主要消遣。正如丘吉尔所写的那样，马球甚至不是游戏，而是“严肃的生活目的”。其他一切活动包括军务会中断马球游戏，因此被看成是令人懊恼的事情。丘吉尔对军事活动漫不经心，但玩起马球来却十分上瘾。除了履行公职和准备马球比赛之外，军官们还有很多以各种不同方式度过的闲暇时间。在每天最热的时间里，丘吉尔的同事们睡觉、打牌或者品尝带苏打水的冰冻威士忌。说句公道话，丘吉尔并不满意这种生活，他在工作和运动之余，捕捉蝴蝶作标本，成为他的最新兴趣。

考虑到维持丘吉尔在骑兵部队所需的开销，他母亲可能对他这种缺乏军事工作热情的态度感到吃惊。然而，丘吉尔讨厌这种“思想呆板”的状态，他开始感到苦恼，他深感这和“军队的精神状态是一致的”。

一天，他与一个朋友在一起聊天，那位朋友说道：“基督的福音真是伦理学的真谛所在。”丘吉尔听了却不明白，十分不好意思地问他：“什么是伦理学?它是什么意思?”那个朋友很吃惊，用不解的眼光看着丘吉尔，然后回答说：“所谓伦理学，不仅仅教人做什么，它还交待我们为什么要做……”看着丘吉尔入神的样子，他接着说：“有关伦理学的书很多很多，你不妨找几本看看。”他决定系统地读一些伦理学、经济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以改变这种僵化状态。母亲要他定一个与他专业有关的课题钻研一下，例如像“军马的供应”之类的题目，但丘吉尔却认为，这种题目“会使人的思维变得狭隘而墨守成规”。他为他的所受的教育，甚至包括在哈罗公学所受的教育在内，是那样具有职业化特征而懊悔莫及。他立即着手攻读亨利•福西特的《政治经济学》，计划对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和莱基的《欧洲的道德》等著作进行一番研究。

丘吉尔深知他是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要实现自己追求功名、步入政坛的报负，必须在一些领域具备哪怕是起码的知识。为此，他写信对母亲说，他在印度的生活“愚蠢、枯燥、无聊”，请多寄些历史、哲学、宗教和经济方面的书来。母亲高兴地把吉本、麦考利、柏拉图、叔本华、马尔萨斯、达尔文等人的著作大包小包地寄给他。丘吉尔后来写道：“从11月到第二年5月我每天阅读4小时或5小时的历史和哲学著作。”从书中他看到思想王国的深邃、历史的沧海桑田的巨变、政治生活的残酷无情，他的内心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

此后，他向更为深刻和广泛的领域发展。他在读书过程中，尽量试图用这些人的理论去对比自己生存在其中的现实社会，因而得到更多的启发。由于丘吉尔刻苦努力，专心致志，在短短的时间内就从这些书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

丘吉尔利用一切时间抓紧看书，学习书本上的知识，加之他有出类拔萃的才干，所以后来他的文化知识完全可以同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比高低。这使他不仅成为著名的国务活动家，而且成为英国历史上最杰出的首相之一，成为举世闻名的政治家、著作家。

这一年年底，亦即丘吉尔到达印度仅3个月之后，他就开始活动要求调往埃及。因为他有理由相信，在那里，英国与埃及为控制苏丹即将采取行动。丘吉尔说服母亲为此事给驻防埃及的军事长官基奇纳将军写了封信。当时他给母亲的信中说：“我渴望得到这样或那样的刺激”。与此同时，他还忙于自学，阅读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麦考利的《英国历史论文集》、柏拉图的《共和国》英译本和温伍德•里德的《人类殉难记》等著作。

通过读书，使丘吉尔很快就找到了自己所要走的道路。他认为，《人类殉难记》这部著作所提出的对基督教的批判，是“那么具体，以至使我在某些时候都难以相信”。此外，他还让妈妈寄来一套《政治年鉴》，以使自己能够学习当代的政治史。

丘吉尔对书爱不释手，他把以前消磨的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上。这时他还非常认真地读了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叔本华的悲欢哲学、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等，因而使他得到更多的启发，可以说丘吉尔的一生中的主要思想就从这时期形成了雏形。

此后，他更扩大了阅读领域，什么伦理学、哲学、社会学、经济政治学、军事学，这些都不是丘吉尔面对的生僻的名词了，他在读书中，尽量试图用这些理论对比自己生存在其中的社会意义。

丘吉尔在76岁时曾经这样说过：“我从来没有机会上大学。然而这正是一个很大的优点。这一点越是广为传播，对国家就越有好处。”他这样说当然是在卖弄自己，因为他非常懂得大学教育的益处。

有一次，丘吉尔从印度回伦敦休假，曾经考虑是否进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去接受自修所不能代替的地地道道的系统教育。可是后来丘吉尔没有实现他的这一想法，因为要进大学必须学过经典语言和其他课程，而他以前对这些课程是不想学习的。

丘吉尔对历史特别感兴趣。他研究麦考利的著作入了迷，悉心研读吉本的著作，完全接受了这些历史学家的观点。吉本那种富丽堂皇、华而不实、崇尚辞藻的风格对温斯顿的文风影响很深。他还请母亲给他寄来几本《政治年鉴》，以便研究英国现代的政治史。

丘吉尔年轻时就雄心勃勃，热情好学、专心致志，勤奋刻苦，善于积累和丰富自己的知识，这为他在后来成为当今世界最活跃、最有影响的政治家奠定了基础。

丘吉尔离开军校来到骑兵团不久，就发现在军队内循规蹈矩地服役，缓慢地逐级晋升不是他要走的道路。慢腾腾地前进是他的天性所不能接受的。他是一个求取功名心切的人，他急不可耐地要尽快获得权势。为此，他认为当记者在当时是成名和挣钱的最好办法。

正如丘吉尔自己后来所写的那样，“要想在英国陆军中获得军事经验并过上传奇般的生活极为困难”，丘吉尔为此而发愁。看不到爆发大规模战争的迹象，这样的战争似乎不会很快发生，至少1895年给人的印象是这样的。那一年只在古巴能够听到枪声。

丘吉尔在去古巴之前，特向伦敦《每日写真报》表示，想作为随军记者为其写稿。金钱对他来说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他想借记者之笔扬名四海。

当时古巴的起义虽未引起英国公众的广泛注意，但是丘吉尔的建议还是被接受了。报社答应每写一篇文章给他稿酬5英镑。这同丘吉尔后来所得到的钱相比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但一点也不低于有经验的记者所得到的一般稿酬。在这之前，他从未发表过一字一句，能否写出有趣的文章还不得而知。可是报社为什么同这个没有新闻工作经验的骠骑兵中尉签订合同呢?丘吉尔的一位传记作者曼德尔逊这样写道：“完全可以肯定，他的名字和他公爵之后的社会地位，从一开始就比舰队街其他同事更加优越。”

在古巴，丘吉尔饱尝了殖民军“清剿”之苦，他们像过街的老鼠，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众矢之的。古巴人民巧妙地运用了“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疲我扰，敌驻我打”的游击战术，闹得西班牙殖民军惊魂不定，疲备不堪。就这样，丘吉尔在古巴随军采访了一个多月就返回英国了。因为他和巴恩斯两人在随军采访中表现“英勇”，都被授予西班牙红十字勋章。

这次古巴之行，丘吉尔以“一个年轻军官”署名的报道，寄给《每日电讯报》和《先驱论坛报》之后，受到报社和读者的广泛注意。从1895年12月13日至18％年1月13日，丘吉尔为《每日写真报》写了5篇报道，都在报上发表了。这次战地采访，使丘吉尔大出风头，从而更加刺激了他的写作欲望。

丘吉尔始终认为时势造英雄。因此，他渴求轰轰烈烈地大干一番事业。不久机会就来了。印度东北边境马拉坎德山口附近的一个帕坦人部落起来造反了。宾登•普拉德将军率领由3个旅组成的远征军前往该地镇压。丘吉尔获准以《拓荒者报》随军记者的身份参加远征，与此同时还与伦敦《每日电讯报》达成了供稿协议。不过，丘吉尔这次随军远征，比他的古巴之行更加艰难了。印度起义者拼死作战，使英国人遭受了严重损失。尤其是马拉坎德之战，给丘吉尔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帕坦族是印度西北部边境上的一支部族，住在中瓦德山谷。3月前，英军占领了马拉坎德关口的制高点，然后从史瓦德山谷横越史瓦德河，扼住了通往契特拉鲁的咽喉要道。这种侵略行为激起了强悍的帕坦人的仇恨，经过准备，他们向防守在马拉坎德和契特拉鲁小镇的英军守备队进攻。为了镇压帕坦族和预防由他们引燃的其他土著人的反英烈火，英国政府派了3个师团，任命宾登•普拉德将军为指挥官。丘吉尔听到这个消息，又想故伎重演，经过伦道夫夫人的活动，《每日电讯报》同意邀请丘吉尔作为特派记者从印度经伦敦发稿。同时，丘吉尔接连给普拉德将军拍了好几封电报，并在迪普丹尼的威廉•贝里斯福德勋爵家中见到了这位将军。勋爵的夫人丽莉，就是第八代马尔巴罗公爵的夫人，也就是丘吉尔原来的伯母，因此热情地接待了丘吉尔。由于这份情意，所以贝里斯福德勋爵也说了许多好话，普拉德将军终于同意丘吉尔的请求，但因为编制已满，只能以随军记者身份参加，如因人员伤亡有空缺位子，就由丘吉尔替补。

这样，丘吉尔又匆匆忙忙往回赶。贝里斯福德在俱乐部为他饯行。当勋爵向其他人介绍丘吉尔将到印度前线时，在场人的都对他赞叹不已，有的人问道：“你是到前线打仗吗?”

丘吉尔说：“我希望能有机会打仗。但我不会真去帮助打仗，我只是写一些战地报道而已，不会有危险。”(www.xing528.com)

在这样一场战斗中，丘吉尔虽然深知其中的危险，但为了赢得受人注目的勇敢声誉，有时还要甘冒没有多大必要的风险。他在给他妈妈的信中表示，这样做，决非轻举妄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骑上灰白色的小马沿着散兵线行进，，而敌人却隐蔽在那里。这或许是愚蠢的，但我下了巨额赌注，好让人们看到，再也没有比这更为勇敢或更有气魄的行动了。倘若失去了观众，事情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

到了印度以后，首先要向邦罗加尔的部队请假。团长见他提前回来，很是吃惊。丘吉尔谨慎地将普拉德将军的手令给团长看过，以为会受到他的责备，可是团长却十分客气地给了他一个长假。当天晚上，丘吉尔就背着行李到车站，准备乘车到战场。这时，普拉德将军已经为他联系好了，由他担任在印度阿拉哈巴德出版的《拓荒者报》的随军记者。

从邦加罗尔到前线要走3400公里，约五六天才能到。幸亏火车顶的车篷是遮阳光的皮革制的，还不算太热。丘吉尔没有忘记带书，他躺在座位上，借着从缝隙中透过的微弱的阳光读着。火车中途在拉瓦尔宾奇市停了一天，丘吉尔借这个机会去看望了这里的朋友，然后继续走。第六天早上，就到了马拉坎德野战军的补给基地。

下车以后，丘吉尔搭乘一种马拉的小货车攀登马拉坎德山区的小路。指挥部就在路的尽头。指挥这次战争的是普拉德将军，他的祖先是一个恶名昭著的人物。在查理二世时曾以武力夺取国王的宝石，正当他双手捧着宝石准备走出伦敦塔的时候而被捕，但是却未受到惩罚，反而成为国王的卫队长。作为从一个贫苦家庭成长起来的人，他富有同情心，因而并不主张用强硬手段取得和平。然而帕坦族是以其强悍闻名的，除了收获庄稼以外，掠夺是其主要职业。

普拉德将军面对当地反英武装力量的反抗与对峙，他下达了命令，疯狂地对这些地区进行搜索，烧毁农作物，破坏农民的灌溉设施，凡是武装反抗者一律镇压。丘吉尔在普拉德将军手下，表现十分突出，既足智多谋，又善战英勇，因而得到了英军上下的一致称赞。

丘吉尔获悉有特别重大的军事行动时，他被近些天残酷的战斗刺激起来的冒险精神又一次发作了。他要参加远征军，不是单纯想去杀土著人，主要是为了寻找更新的、更吸引人的报道的话题。为此，他又四处活动，结果未能成功，使丘吉尔十分懊丧。

战斗期间，丘吉尔千方百计为《每日电讯报》和《加尔各答先驱报》撰搞，描述他亲眼目睹的那些事件，报道他从部队的军事行动中所获悉的新闻。他的报道将战斗的实际场面描绘得十分生动，但又恰到好处，不披露全部情况。他不愿承认，英、印军队在一次溃退中受挫的详情，以及落入敌人手中的伤员所受到的骇人听闻的折磨，也不愿吐露敌人伤员落入英、印军队的手中时；也“毫不迟疑地予以杀害”的事实。他也未向英国公众泄露，英军配备了达姆开花弹，只“说起这种枪弹的爆炸效果”，他说，“那真是令人心惊胆颤。”尽管在1925年签订的海牙公约禁止使用这种子弹，但效果并不理想。丘吉尔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毕竟是一名英国军官，而且他之所以能够来到这一战场，也完全归功于负责指挥这场战争的那位将军。但重要的是，丘吉尔注意到了这些事实，并且向家人亲朋反复谈及真相，他打心眼里对此感到厌恶。

自从远征古巴以后，丘吉尔对自己的写作能力越来越深信不移，这次发的几篇稿，在伦敦引起了普遍关注，新闻界也对这位伦敦新手刮目相看。随着马拉坎德的炮声，丘吉尔的名字已经变得家喻户晓。母亲伦道夫夫人的来信证实了这一点，她还劝丘吉尔不妨再多写一点。可是丘吉尔已经再也没有上战场的机会，凭空想象是不可能的。而借助报纸的铅字获得不同凡响的知名度的事实却一直激励着丘吉尔，从政的野心使他必须在这方面寻找突破口。经过几天的考虑，丘吉尔决定写书!像恺撒大帝，把自己的战功标志在《高卢战记》的篇章之中，丘吉尔，一个少尉军官，也想让能读懂英文的人们从字里行间读出并记得他的名字!

经过考虑，他决定将发给《每日电讯报》和《加尔各答先驱报》的战地报道汇编在一起，然后加以适当的补充和加工就可以成为一本很好的作品。他每天抽出几个小时的时间，有时为了赶进度，连在古巴前线养成的午睡习惯也不得不取消。经过一番苦战，很快完成了计划，他立即将它寄给母亲，让她安排出版。

对丘吉尔个人来说，这场战役是一次极大的成功。他对自己的勇敢有了新的自信心，正如他对母亲说的“在采取行动这方面，我还未发现过比我更强的人”。当他回到班加罗尔时得知，上面已决定授于他一枚勋章，以及他想得到的两个勋标。后来温斯顿又听说，宾登•普拉德在战报上提名表扬了他。对此，他高兴万分，感到很满意，洋洋自得。

丘吉尔在印度一天也不想呆了，他又想要运行他的公关机器，争取早日回到伦敦。因此，又迫不及待地给母亲伦道夫夫人写了一封信，让她想尽办法把自己弄出印度。信发出不几日，伦道夫夫人的信就来了，读后他才知道《马拉坎德野战军的故事》，也就是他刚刚完成的那一部书已经被朗曼公司出版。伦道夫夫人对于这类书在书市上的激烈竞争情况是十分清楚的，为了赶在别人之前，她立刻找到自己的妹夫莫尔顿•弗雷温帮助修改、润色，然后很快交给了出版商。

丘吉尔的第一部著作《1898年3月马拉坎德野战军的故事——边境之战插曲》问世了，全书约300页。这本书是成功的。经丘吉尔仔细修订后于1899年出了第二版。

这对于一个学历非常浅、年仅23岁的尉级军官来说，确是一大成就。这本书使丘吉尔得以跻身于新闻界并有了名气。

书上市后，顿时成了抢手货，新闻界、文艺界对丘吉尔的名声更加重视，虽然评论说法不一，但至少说明人们对丘吉尔还是佩服的。当时，英国报纸是这样评论的：“《泰晤士报》这位年轻作者所显示的直截了当的笔锋，毫不犹豫的坦率精神和幽默感，将被认为是一个家学渊源在起作用的典型例子”，“丘吉尔勋爵显示出写入所具有的丰富、敏锐的观察能力，在这里有相当精辟的描绘。”

《三军联合杂志》评论说“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丘吉尔在他的《我的青少年时代》一书中也说，他在第一部书问世后养成了“写作习惯”。他在班加罗尔利用冬季时间从事第二部书的写作。他决定创作小说。当那些与他共事的军官们沉湎于娱乐休息的时候，他却一直埋头写作。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就写完了一部小说，题名为《萨伏罗拉》。

在小说《萨伏罗拉》里，丘吉尔把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描绘成了人类“最丑恶”的代表。这说明，早在青年时期丘吉尔就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怀有刻骨仇恨，而且这种反动思想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没有消失。

《萨伏罗拉》的问世，引起了政治界和文化界的注视。人们一致认为《萨伏罗拉》既是一部传记体著作，也是作者的政治宣言。在描写劳拉尼亚国的时候，丘吉尔无疑写出了他那个时代英国政治生活的很多特点。在小说的主人公——劳拉尼亚国人民领袖萨伏罗拉身上，作者描写了作者自身的许多特点。萨伏罗拉的办公室正是丘吉尔本人未来的办公室。办公室陈列的书籍中最显眼的是丘吉尔喜爱的吉本和麦考利的著作。这反映了作者自己的兴趣与爱好。

这部小说的题材是奇特的，当然里面也少不了爱情故事。据说这个故事是他的一位女亲戚帮他编出来的，但这仅仅是这本书的一条支线，主题是位于地中海上的一个假想王国——劳拉尼亚的人民革命运动。人民反对反动的独裁政权，结果使这个政权覆灭了。可是后来的发展又受到了所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威胁。

丘吉尔在小说中叙述道，英国接到劳拉尼亚政府义正辞严的照会之后，派遣“侵略者”号军舰进攻这个国家。这部小说的现代评论家们因英国那艘船的名称而感到为难。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他们说，在丘吉尔写这部小说的时候，“侵略者”这个词可能没有现在那种令人反感的含义。

作者描述了总统府门前的广场上枪杀游行群众的情景，接着又写了小说主人公在广场上目睹的一切。丘吉尔写道：不久前他目睹的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场面不能不激发他的火一样的热情，压抑只能使他内心的火越烧越旺。值得那样干吗?斗争、劳动、一连串的事变、舍弃轻松愉快生活的许多东西，这是为了什么?人民的幸福，他很少感兴趣……他非常明白，他做一切事情的主要动力是虚荣心，他无力抑制它。他理解并珍惜一个艺术家在生活中追求美好事物的喜悦，也理解并珍惜一个运动员从自己的活动中得到欢快的乐趣。生活在寂静之中，像艺术和书本描述的那样，怀着哲学家的平静心情生活在美丽的公园里，远离人声嘈杂的地方并且完全摆脱各种事物，这当然安逸、舒适。但他还是认为，他不能忍受这样的生活。他的天性是狂暴的、强悍的、勇敢的，充满抱负、动荡和不安的生活，才是他唯一可以接受的生活。他应该一往无前。

这段描述勾画出了丘吉尔的完整形象，他在23岁写作《萨伏罗拉》时是这样，他在半个世纪之后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活时也是这样。萨伏罗拉为了满足自己无限的虚荣心，舍弃了生活的欢乐，准备踏着最艰难的道路勇往直前。

在书中，丘吉尔借主人公之口，表达了他的政治志向，实际是在阐明他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对此，丘吉尔最友善的传记作者们也都认为，虚荣心是他的活动的主要推动因素。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著名的政论家和国务活动家查尔斯•狄尔克曾写道，他所知道的虚荣心最强的人是19世纪末的英国首相罗斯伯里。过了几年狄尔克补充道：“自那时以来我知道的虚荣心最强的还有温斯顿•丘吉尔。”

据传说，《萨伏罗拉》一书问世50年之后，有一次丘吉尔走进下院的吸烟室，在一位新当选的年轻议员身旁坐下来。他自言自语地唠叨了一阵，突然向那位议员问道：“年轻人，你也许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力量使我投身于政治吧?”那个年轻人腼腆地回答说，他当然想知道。丘吉尔对他说：“是虚荣心，年轻人!是赤裸裸的虚荣心!”有些人说这是笑话。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笑话却出现在对他十分友好的作者为他写的传记中。很可能传记作者认为这一点对于理解丘吉尔的性格具有典型意义，所以就这样写了。

批评家们对丘吉尔的《萨伏罗拉》小说反应冷淡。一位匿名的评论者在《泰晤士报》上写道：“温斯顿•丘吉尔是一位很好的随军记者，但他不是小说家……他写的东西枯燥无味。这本书的第一部分读起来味同嚼蜡……丘吉尔下次再写小说时，要痛痛快快地舍弃开头各章，要开门见山，从描写斗争的变故开始。”

丘吉尔的传记作者认为，丘吉尔写小说不仅不是遗憾之事，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没有这部小说是难以理解丘吉尔青年时期的内心世界的。

丘吉尔开始把分篇出版的权利卖给了《麦克米伦杂志》，尔后，由于公众对这本书的反应良好，又出版了345页的单卷本。初版是在1900年问世的。

批评家们一般认为这部小说的艺术价值不大。连丘吉尔本人对自己唯一的文艺作品也持怀疑态度，因此他不那么渴望重版：尽管如此，这部著作后来仍然几次再版，直到最后一次是在作者80岁诞辰，即1954年11月出版。从此，丘吉尔借记者之笔而扬名四海，使他获得了出类拔萃的政治家的巨大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