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美瑶：恶名昭彰的匪首洗劫车辆

(一)遭劫

1923年5月5日晚，我与几位新闻界朋友一起从南京乘火车去北京，计划采访一项刚刚完成的拓荒工程。这项工程的拨款是由美国红十字会承担的，其宗旨是赈济黄河两岸的灾民。我们乘坐的一列“蓝钢皮”火车，其车厢内设一、二、三等。在当时，这不仅是中国大地上设备最先进的，而且也是整个远东仅有的一列全钢火车。几个月前，中国交通部刚从美国进口。这列火车的头等车厢全是一间一间的软卧，来自不同国度的乘客，有的是在作环球旅行，有的是在中国做生意。

乘坐头等车厢的这些旅客，大约来自六七个国家，有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墨西哥人和罗马尼亚人，以及许多中国人。其中不少是妇女和儿童，包括约翰•D•Jr•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系美国“石油大王”老洛克菲勒的儿子。)的妻妹露希•奥尔德里奇(Lucy Aldrich)小姐。她是已故的罗德道参议员纳尔逊•奥尔德里奇的女儿。陪同她旅行的是克弗登小姐和一位法国女佣丝恩伯格小姐。另外，还有两位美国陆军军官艾伦少校(Major Allen)、平格少校(Major Pinger)，以及他们的妻子和儿女，还有几位法国人和美国商人。来自墨西哥瓜达拉加拉城的威利亚夫妇(Mr and Mrs Ancera Verea)，是一对新婚夫妻，此次来东方作蜜月旅行。威利亚先生是墨西哥著名的实业家。另一位旅客是非常富有的意大利律师墨索(C•D•Musso)，他曾因供职于上海公共租界而成为巨富，但没有人知道他是如何发的财。他担任上海鸦片烟公会代理律师多年，是墨索里尼的最早支持者之一，而且还是罗马一家颇有影响的报纸的大股东。后来我听说，乘本次列车去北京的原来还有一些日本人，可不知什么原因，火车到徐州车站时，他们便中途下了车，神秘地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

与我同住一间卧铺的是法国人勃鲁比(Berube)，他在中国海关关务署工作，这次去北京，是他在法国参加欧战后，重返中国工作。先前我与他互不相识，但一谈起最近欧洲的战争和远东地区复杂的政治形势，便有了说不完的话题，因此，我们一直谈到凌晨两点钟。

时值北国的早春，一轮明月空中高悬，极目远眺，可以清楚地看见远处光秃秃的山东山脉。望着窗外的景色，我对勃鲁比说，火车正行进在苏、皖、鲁三省的交界处，这儿是著名的“土匪窝”。很久以前，这儿就是杀人越货的土匪的啸聚处。他们原先大多是军阀手下的丘八们，后来变成散兵游勇。由于无以为生，就干起了诸如抢劫、绑票和杀人的土匪勾当。当然，极少数土匪头子可能是罗宾汉(Robin Hood)式的人物。

火车进入山东境内，车速渐渐慢了下来。突然，列车来了个紧急刹车，正在前进的火车猛然停住，好端端坐着的乘客猝不及防，被甩出老远。由于事出突然，还没等人们回过神来，便又听见火车外面响起了阵阵的叫喊声，且夹杂着刺耳的枪声。我想探出窗外看个究竟，可头刚探出去，便有一颗子弹从头顶呼啸而付，险些要了我的性命。于是，我赶紧缩了回来。就在探头张望的一刹那，我看见一伙土匪一边呐喊一边开枪朝火车奔来。冲到火车跟前，纷纷翻窗而人，驱赶乘客下车，强占车厢，然后开始抢劫财物。当时，那个罗马尼亚人拒绝下车，并抓起一把茶壶朝土匪砸去。土匪举枪便打，一枪结束了他的性命!没人再作反抗。我当时随身带了一支0．25口径的自动手枪，藏在旅行袋里，那是从华盛顿买来的。那位法国人也有一支左轮手枪，但我们知道，与土匪们的装备比起来，这两支手枪根本无济于事，所以，我们乖乖地交了出去。在我们房间抢劫的土匪接过枪，显得十分高兴，破例允许我们穿上衣服和鞋子；至于其他乘客，则无论男女，都只穿着贴身内衣，就被赶下了火车，统统在路轨旁列队站着，听候发落。

部分土匪端着枪对着我们，其余的则继续在车上洗劫，从旅客的行李到邮车中的邮件，无一幸免，甚至连床垫、毛毯也不放过。我发现一个土匪的口袋里塞满了灯泡!洗劫完毕，一位年轻的土匪头目下令队伍出发，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土匪头子孙美瑶。

乘客们被排成一行，沿着一条干枯的峡谷向山里进发。每个人两边都紧跟着两个土匪，一边一个的监视着。火车上的乘客大约有200人，而眼下的土匪却有1000人之多。

我和那位法国人勃鲁比握了握手，互相发誓不管结果如何，我们要尽可能地呆在一起，互相帮助，直至度过这场危机。当我们穿行在崎岖的峡谷小道上的时候，忽听有一女子的哭泣声。寻声望去，原来是那位法国女佣丝恩伯格小姐。她手捂胸口，踉踉跄跄，步履艰难，似乎是受了伤。我们扶她而行。她用夹杂着法语的英文说，她是奥尔德里奇小姐的佣人，内衣里藏有主人的钱包，但钱包里装的不是钱，而是价值连城的珠宝。为了不让土匪看出破绽，才装作受了伤的样子，用手捂着那只钱包。她怕天亮之后土匪会发现她的秘密，所以问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但我和勃鲁比都不愿承担起保护珠宝的责任，因此我劝她干脆把钱包扔了，说不定以后会被某个诚实的农夫捡去。可她决意要保护这些珠宝，即使因此丧命也在所不惜。后来，土匪们在经过的田里偷来几匹驴，我们商请让出一匹，给丝恩伯格小姐和一位美国军官的小儿子坐，土匪们答应了。

天亮以后，这个古老的峡谷中出现了一个颇为奇特的景观：被俘的乘客们，每人由两名土匪挟持着行进，大约半里长的队伍逶迤着通往山腰。紧随其后的是几乎与前面一样长的土匪队伍。土匪们个个满头大汗，扛着从火车上抢来的战利品，包括各种行李，乃至卧铺床垫，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进着。太阳爬上山来，天气开始转暖。当山势越来越陡峭时，土匪们便把抢来的床垫扔在地上，舒舒服服地坐在或睡在上面小憩。

每个土匪都抢到一些小玩意儿，像牙刷、牙膏、剃须刀、剃须膏、照相机、胶卷、钢笔、钥匙圈、爽身粉和女用化妆品等等。一名土匪不知从哪儿找来一件女人的胸罩，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它围在腰上，利用胸罩的凹处来装那些他抢来的小玩意。通往山顶的小路崎岖不平，布满乱石，旅客们因为没来得及穿鞋而只好赤着脚赶路，个个疼痛难忍，所以行进的速度明显地慢了下来。我和勃鲁比穿着鞋，走得快，很快便赶到了队伍的前头。风很大，我发现奥尔德里奇小姐骑着一匹没有鞍子的驴，好像很吃力的样子，一方面提防着不要从驴背上摔下来，一方面用手紧按着真丝睡袍，免得风把它撩起来。我不知道如何帮助她才好。正巧，我发现一个土匪戴着一顶从火车上抢来的女式宽边草帽，于是上前问他是否可借来用用，并顺手指了指驴背上的奥尔德里奇小姐。他明白了我的意思后，笑着把草帽递给了我。我请小姐把草帽戴在头上。可过了一会儿，她便把草帽扔了。骑在驴背上的她，根本不可能戴牢草帽，她更需要一些紧身衣服，而不是什么草帽!

队伍在慢慢地向山中进发。突然，队伍的后面响起了阵阵清脆的枪声，子弹从人们的头上呼啸而过，碰在岩石上，又反弹了 回来。队伍不禁加快了行进速度。原来，铁路当局从附近县城调来了一支武装，从后面追杀上来。土匪们立即开枪还击。我们这些俘虏，则躲在岩石后面，生怕那些飞来飞去的子弹不长眼睛。实际上，交战双方都在虚张声势，胡乱开枪，根本伤不着人。

大约10点钟，我们的队伍终于爬上了山顶。在山顶上，土匪们构筑了一座简易堡垒，有墙垛和枪眼。当时，我们已精疲力尽，且又饥又渴，所以一到目的地，身子便像散了架似的瘫软在地上。休息过后，人们便从土匪抢来的行李物品中，各自寻找所需的衣物和鞋帽及生活用品，吵吵嚷嚷，喊声不绝：“哎!把我的裤子给我!”简直成了交易市场。惹得土匪们乐不可支。有几位绅士将睡袍撕开，给脚底板出血或扭伤脚脖子的女士们包扎一番。

不过，最令人惊心动魄的，还是法国女佣与其主人会面的场景。她后来满怀喜悦地将珠宝还给主人。在当时奥尔德里奇小姐谨慎地打量了一下四周，又观察了一下地形，趁着土匪不注意的时候，迅速把钱包藏在一块大石板下。后来，她又从一个土匪头目处借来铅笔，把藏钱包的地方，偷偷绘了一幅方位图，然后把图纸折成小片，塞进了自己的鞋尖里。案件结束后，济南府的工作人员专程到此，按图索骥找到了钱包，完璧归赵。

在我们忙着照料自己的伤痛并尽可能使女士们得到较好的照顾的时候，土匪头目们也正忙着开会。会议一个接一个，留给人们印象深刻的是，这次劫车行动虽然筹备周密，一炮打响，但对于如何善后却不甚了了。他们时不时地派人下山探听消息，回来后磋商讨论，因而会议接连不断。一天傍晚，食物和水中断了，我们又饥又渴地坐在那里，祈盼着能吃上一点东西。实际上，自从前一天吃过晚饭，我们就再也没吃过东西。天渐渐地黑了下来，门口忽然传来嘈杂的声音，原来有人拎着篮子和瓦罐而来。篮子里盛满了新鲜鸡蛋。土匪发给每人一个，且演示了鸡蛋的吃法，即在蛋一端磕个小洞，然后用嘴猛地一吸就成了，一滴也不会浪费。瓦罐里盛的是水，大家不由地开怀畅饮。

这天下午曾枪声大作，铁路那边射来的子弹呼啸而过。5时许，来了一位土匪头目，让我们给地方部队的指挥官写信，警告他们立即停火，否则就枪毙所有的外国俘虏。我们答应了，但提出一个条件，要求释放被俘的妇女和儿童，由于我在这里是唯一的新闻记者，又是外国人，所以乘客们一致推举我写这封信。其实，当时在火车上的记者并不止我一个，还有英文《大陆报》的记者拉里•赖伯斯(Larry Lehrbas)。在土匪劫车时，他躲在座位下面，并趁着混乱逃脱了。后来，他成为美联社的著名记者。离开美联社后，又到麦克阿瑟将军总部担任过上校参谋。

信写好后，土匪头目起初准备让一位外国人质带下山去，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派手下的一个喽罗送往官府。这个小喽罗把一块白布系在一根竹杆上，然后举着竹杆小心翼翼地走出大门，朝着下面使劲地挥动了几下，等对方看见后，才摸下山去，不久，枪声停止了。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土匪们开始收拾行装，准备转移，并要我们一起走。就在这时，一位女士犹犹豫豫地走过来对我说，她想和我私下谈谈。她带我走到一边，指了指藏在两位乘客背后的一个女人，请我到土匪那儿说个情，为她找件衣服。这时我才发现，这位女士非常年轻，不满18岁，身穿一件薄薄的汗衬，下面穿着一条紧身黑色绸缎短裤，连膝盖都遮不住。这位女士乃是意大利律师墨索的私人秘书佩蕾丽小姐。直到这时，我们才发现墨索没在这里。可能是由于太胖，体重超过300磅，根本就上不了山顶。现在，他的秘书缺少挡寒蔽体的衣服，这真是一个难题。幸运的是，在一个土匪抢来的物品中，终于找到了一件薄薄的丝质女袍。佩蕾丽小姐穿上后，操着没人听懂的意大利语向大家致谢，当然，人们明白她说的是什么意思。

夜里，天空突然变得乌云密布。雷鸣电闪，犹如大炮在山谷中轰鸣，回声很大，传得很远。，随即便大雨倾盆，压得人们透不过气来。匪首下令开跋，没人敢表示异议。队伍在大雨中行进。在不停的闪电中，我们沿着陡峭的山路，步履艰难地从山上踉跄而下，来到了一处山谷。由于雨水沿山而下，谷底的小河，已涨溢出了界堤，而成为汪洋泽国。在雨水和泥泞中，我们跌跌撞撞地走了几个小时，最后来到一座村庄外面。夜色中，依稀看见村中的房屋，听见阵阵此起彼伏的狗叫声。土匪带我们走进一处房子，看上去还算牢固，地上铺有一排高粱秆子，显得干燥而干净。衣服已淋透，可以拧出水来，但人们已疲惫不堪，顾不了这些了。于是，纷纷倒头便睡。等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下午。

我们醒得很突然，房间里一片吵嚷声，好像又要上路了。这时，门口掀起一阵骚动，那位意大利律师墨索出现了，但他躺在一个简陋的担架上，由土匪们抬着。由于他爬山时失足跌下山去，脊椎骨受了伤。

当我们集合完毕，突然发现女俘一个也不见了!人都不知到哪里去了。向一个小土匪打听，他耸耸肩膀吐了两个字：“美瑶”。也就是说：“我不知道，你们去问孙美瑶吧!”正在这时，我们惊讶地听到有女人的声音，大家定睛一看，原来是墨西哥实业家威利亚先生的新婚妻子。她身着男装，衣服考究，混迹于男人们中间。据威利亚太太说，前天晚上，看守女俘的土匪们要带走她们，但她死活不肯离开丈夫；于是从土匪抢来的行李中找了套男装换上，猛一看像个男人。土匪见状，只好允许她与丈夫呆在一起。但愿土匪们履行自己的诺言，统统释放这些女俘。几天后，这一猜想得到了证实，她们已平安脱险了。这样，就只剩下我们20几个人质。

(二)“罢走”

在随后的10天里，土匪总是带着我们夜间赶路。虽然山间小路崎岖不平，极为难走，但为了甩掉屁股后面的追兵，土匪们巧施小计，忽快忽慢，时左时右，曾两次越过铁路线。当时这令我们迷惑不解，后来才明白，土匪们正带领我们转移到一个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去，那里有另一条铁路支线，通往一个大煤矿。离那里最近的一个火车站名叫枣庄，但我们当时并不知晓，获释后才去过。

最初的几天，行进速度较快，大约有100英里的路程，当我们途经田地时，常常可以发现在那儿吃草的驴子，因此大家就想以驴代步。但土匪们摇头不同意。一天，大家走得实在太疲劳了，我便趁机鼓动俘虏们说，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除非让咱们以驴代步。土匪们莸悉是我在煽动“罢走”，就有一个家伙掏出枪吓唬我。我心里明白，人质就是他们的摇钱树，死货是卖不出高价的，于是朝着土匪一阵冷笑，故作勇敢地扯开衬衫，让他开枪。此举果然奏效，土匪收起了枪放进了口袋里，但他冷不防地操起一根木棍，猛地敲在我肩上，后来好几天都疼痛难忍。不过这也值得，因为土匪感到我们的确需要骑驴，于是捉来几匹驴和小马给我们。俘虏们兴高采烈，骑着驴子上了路。可只是一会儿，人们就觉得瘦驴的尖脊背硌得屁股发麻，还不如步行来得痛快，于是又纷纷跳下驴步行。

土匪们一直抬着意大利律师墨索，照料他的伤势。在火车遭劫的头一天晚上，土匪劫持着我们在干枯的河谷中急行时，墨索的光脚板就经不住乱石的磨砺，布满了水泡。有一天，我发现土匪的行囊中有一把剃须刀，于是借来给墨索挑脚上的水泡。因此，土匪们还以为我通晓医术呢!后来我呆在土匪窝的几天里，土匪们找我看病的川流不息。恰好美国红十字会开始送来药品，这使我能够勉强胜任这份工作。有一次，我的一个病人的背部长了个奇形怪状疮，我用碘酒给他擦洗，充当翻译的一位医学院的学生走过来，仔细查看了这个病人的疮口，断言他患的是麻疯病。此话一出，围观的人群吓得一轰而散。我本人也有点后怕。这位学生马上安慰我说，这个麻疯病人的病情，尚未严重到传染的程度。

在长途跋涉中，我们很难吃到食物，这是我们的一个主要问题。当我们向土匪诉苦时，他们往往拍自己的肚皮说：“我们也饿着肚子啊!”一天，土匪们弄来一些新鲜的肉给我们，说是“小牛肉”。于是，我们派了两个人，架起锅来煮了一整天，到晚上才算酥烂，可以从骨头上撕下肉来吃。肉汤的味道非常鲜美，每人都用大碗舀了喝。后来，有人告诉我们，那天吃的“小牛肉”实际上是山东狗肉。这种狗肉是一种特别凶残的癞皮狗。有一位传教的朋友对我说，山东老百姓有一种迷信，认为吃过这种狗肉的人，脾气会变坏，就像那种癞皮狗的“狗脾气”一样，而且7年之内不会消失。

还有一次，土匪让我们吃常见的山东包子，但其馅的味道似乎不对。我剔出一点馅，问一个土匪这是什么东西。他没有答话，而是走到路旁，掀掉一块大石头，一把抓住一只活蹦乱跳的东西，小心翼翼地递给我看。天哪!是只蝎子!土匪说，山东老百姓常吃蝎子，他们把蝎子的螫刺拔掉，然后放进盐水里煮。煮后的蝎子壳可以蜕落，露出一小块白肉，颇像鲜美可口的虾仁。经他这么一说，想起我曾被蝎子螫过，就再也不敢吃那些包子。还是以后到真正有肉的地方去吃吧!

队伍快到目的地了。翻过一道高高的山岭，我们来到了一条长约30英里、宽约15英里的山谷，越往上走愈窄，在山谷的尽头变成一条羊肠小路，两边悬崖峭壁。抬头仰望，只见一座圆锥。形硬糖块似的山，高约五六千英尺。山顶上有一块平地，从半山腰开始，山势渐次倾斜，但是靠近山顶的地方，全是坚硬的岩石，地形也很陡峭。要登上山顶，极为困难。山脚下有一个小村庄，从山上石隙间流出的山水，汇聚成一条小溪，从村子中间淌过。

在这条羊肠小路上，我们攀登了几百英尺，有几段是在坚硬的岩石上凿出的石阶。最后，队伍终于到了一处水草丰茂的幽谷。这里有一座破败的古寺。在寺后，我们发现有几个洞穴。显然，这些洞穴是靠人工挖进山里的，都是空荡荡的。无疑，土匪们视此为易守难攻的堡垒。攻山的必经之路，就是那条狭窄的山谷。而居高临下地守住那条低窄的山谷，却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后来，我们在附近漫游时，曾发现一块古老的石碑，上面刻着僧人撰写的碑文。一位学生模样的俘虏把碑文翻译给我听，原来是说几百年来，土匪们一直盘踞于此，骚扰这里的寺僧，令他们无法好好修行，出于无奈，只好弃寺下山，远走他乡。

当土匪押着我们穿越一些村庄时，村中的乡民们会涌上街，观看我们这些“洋相”十足的外国人，因为这是史无前例的。有一回经过一个村庄时，我发现一个漂亮的中国女孩，服饰华丽，浑身珠光宝气，好像是珠宝店橱窗里陈列的模特儿。当她向我们挥手致意时，我方认出她也是这列被劫火车的一位乘客，那天晚上土匪劫车时，她那歇斯底里的尖叫声，甚至盖过了土匪的枪声和呐喊声。可她又怎会在此出现呢?

在土匪窝住了几天后，土匪准许我们有适度的自由。于是，我带上一个学生翻译，摸到那个村庄，想去访问那个神秘的中国女孩——她大约只有16岁。当然，土匪头目派了两个卫兵跟着我。访问后，我方知这位姑娘原是个唱戏的伶人，上海镇守使何丰林将军把她送给北方一位著名的将军。但她再也到不了目的地，有一个土匪头子对她一见钟情，已收她为“压寨夫人”。她似乎也很乐意作“压寨夫人”。一有机会，就拿出土匪头子给她的许多珠宝炫耀。我访问她时，竟发现我的一只毕业纪念戒指套在了她的手指上，但也只能徒唤奈何了。

(三)神父

我们去的土匪窝叫抱犊崮，它与连绵的山东山脉有些分离，距枣庄车站和煤矿约有40英里。晴天时，从枣庄可以清楚地望见抱犊崮。

两个星期以来，我们总是不停地奔波，根本无法知晓此劫车案在外界引起的巨大反响。

我们获得的第一条外部消息，虽然是以非同寻常的方式传来，但却大受欢迎。那是一份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大陆报》，包着一只燻得极好的野猪腿。这种野猪在山东郊野随处可见。当然，这只野猪腿比那份报纸更受欢迎。

在报纸的空白处，有一行小字，注明包裹是美国传教士卡罗尔•耶基斯(Carroll•H•yerkes)所赠。耶基斯在山东峄县办了一所学校，辖属长老会峄县教区，离抱犊崮很远。后来，耶基斯告诉我们，他是从一个下级军官处了解到我们被关押在抱犊崮的，这位军官则是受山东省长的委派，带领一队士兵来峄县保护教会财产和人身安全以免遭土匪袭击的。耶基斯当即把这一情报通知美国领事馆，并说服一个中国人，把这只野猪腿送到我们的手上。

几天后，这个送信人又带来一只包裹，里面除火腿外，还有几听咖啡和一些书。我把书分给每人一本，那是《新约全书》(New Testarnent)。

几天后，来自上海的汽车商利昂•弗里德曼放下正在仔细阅读的《圣经》，叹道：“在这种环境里，一个犹太人能做些什么?当我们饥饿时，一位传教士送来一只火腿；当我们要读书时，他又送来了《圣经》!”

不久，我们这里来了第一位外界客人，他就是年迈的德国天主教传教士伦佛神父(the Rev．Father Lenfers)。19世纪末，德意志帝国派遣部分传教士来华，其中一些遭土匪杀害，伦佛神父是几个幸存者之一。杀害这些传教士的土匪，或许还是绑架我们的这些土匪的老前辈呢!德国的威廉大帝以传教士被杀为借口，攫取了胶州湾，建筑了胶济铁路。但这一切对在华传教士的工作并无多大帮助，仅有少数的传教士继续留了下来，他们身着中国服装，说中国话，几乎忘了他们自己的母语。我们这些被俘的乘客，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天主教还是基督教，都张开双臂欢迎伦佛神父的到来。因为他不仅带来了外部世界的消息和土匪实力的准确情报，而且还带来了他自己酿制的几瓶好酒。

根据伦佛神父提供的消息，以及我从耶基斯传教士所赠包裹的报纸上看，以美国和英国为首的各国列强，已经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立即采取行动，救出外国人质。但日本人袖手旁观，对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的各种建议，好像漠不关心。据东京有关人士说，他们之所以充耳不闻，是基于下述事实：被俘的乘客中没有日本人。当列强与北京政府、山东省地方当局交涉毫无起色、拖宕不决时，有人建议美、英、法、意四国海军，在距土匪劫车处最近的青岛和浦口举行示威。日本政府发言人为此发表幸灾乐祸的谈话说，请列强回顾一下“在华盛顿会议上，各国强迫日本从山东撤军的不适宜态度”，并认为，如果日国仍驻扎山东“维持秩序”的话，土匪劫车的事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

我个人最感兴趣的，是我从《大陆报》上获悉，我撰写的两篇报道，一篇是关于火车遭劫；一篇是关于人质被扣，先后传到了外界。除刊登于《密勒氏评论报》外，还拍发到世界各地的报刊社。这两篇报道，都是我在长途跋涉之余，偷偷写在一些废纸上，然后把它们折起来，在背面写上美国驻济南领事的姓名和领事馆的地址。一天，趁土匪不注意的时候，我把稿件交给了我们经过村庄的一位村民。这些稿件居然真的送到了美国领事的手中。从此我便开始了“匪窟通信”。的系列报道。这事是如此不可思议，因此很多人都不相信，包括我的一些朋友，说我的报道纯属杜撰，直到后来我从匪窟脱险，才证实文章的细节有根有椐，所言不谬也。

当时美国驻华公使是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博士(Jacob Gould Sehurman)，曾任康奈尔大学校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余年里，他或许是美国驻华外交官中最有学问、最为干练的一位。在接到有关绑架案的报告后，他当即照会北京政府，说明这一事件的严重性，要求北京政府采取各种可能的步骤，确保人质的安全，并争取早日获释。舒尔曼博士随后又亲赴保定，直接与曹锟将军交涉。然后，又向天津、南京和上海的中国地方当局一再发出警告。

但是从俘虏的安全和人道方面看，更具实际意义的还是舒尔曼博士安排了美国红十字会派人携带食品和衣物赴枣庄，准备探望被俘的乘客。另外，他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驻华使节协商后，又派出各自的代表到山东，与地方当局建立直接联系，如果可能的话，甚至与匪首直接交涉，以便于早日商谈人质问题。美国公使的代表是驻济南领事约翰•K．戴维斯(John K．Davis)；美国红十字会代表是著名的新闻记者卡尔•卡罗，他曾任上海《大陆报》广告部主任。

另外一位参与这场棘手的谈判的美国人是孙明甫(RoyAn—derson 1885～1925，又译为安德臣，系美国监理会传教士孙乐文之子，生于苏州。劫案发生后，他受江苏督军齐燮元委托，从南京赶赴临城，与匪首接洽人质问题。)。此人出生于中国，父母都是传教士，故而谙熟中文，交游甚广，与当时在华的其他外国人相比，他在这方面更胜一筹。在南京的中国外交交涉员温世珍，奉命协助孙明甫开展工作。他俩冒眷生命危险，越过重重封锁，终于进入土匪控制的地区。经与土匪的初步交涉，土匪允许外界送食物给外国人质。

(四)探密

一天，我们发现远处一队挑着担子的苦力越过山谷，朝着我们所在的匪窟走来。大约几个小时后，苦力的先头部队到达寺庙大院的门口。他们个个汗流浃背，挑着大箱子，每只箱上都贴有红十字标志。我们迫不及待地打开箱子，里面装满了食物：面包、牛肉罐头、蔬菜和水果罐头，还有来自加利福尼亚的葡萄干。

这支队伍带来一封信。信上说，美国红十字会与土匪进行了谈判，达成一项协议：外界可以经匪区送食物给被扣的人质，但 ，红十字会必须同时给土匪们一些粮食。这支美国红十字会探险队的队长就是卡尔•卡罗。他让我们检查一下带来的食物数量，看看土匪们是否遵守协议，结果，食物分毫不差，尽管苦力们挑着这些食物在匪区里行走了40英里。

当天晚上，我们举行了一次毕生难忘的宴会，被俘的美国陆军军官平格少校带头祈祷，每个人都讲了话。隔壁的院子里也不时传来欢快的声音，土匪与中国俘虏们也正在那里聚餐。这是三个星期以来吃上的第一顿真正的饭菜。接下来，人们又忙着写家信，以便第二天早晨由来人带下山去寄发，告慰亲人和朋友。

很快又来了另一队人马。他们带来了由驻防天津的美国第十五步兵团赠送的折叠式帐篷和蚊帐。这样，我们作为土匪的“贵宾”，在住宿处颇有点野外露宿的风味，除了那些衣服褴褛的“主人”在场的时候。食物的到来，极大地改善了我们与土匪的关系，最低限度是密切了与看守们的关系，后来我们才知道，土匪们成功地得到食物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山区，因此前来投奔的开小差的士兵日益增多，土匪的人数由最初的1000人，猛增到3000多人。派来剿匪的政府军约有8000人，但他们根本无用武之地。土匪们放出风说，如果官府压迫过甚，他们就不顾一切地先杀死人质。

这帮土匪中，有个叫刘宝宝的小头目，这是一个丧心病狂的家伙，以前他在青岛时就与德国人有过纠葛。他一再威胁说，要杀死一二个外国人质，以便从谈判桌上捞到更多的好处。这些情况，都是由几位充当翻译的学生偷偷告诉我们的。他们在表面上与土匪打得火热，暗地里却向我们通风报信。(www.xing528.com)

一天，德国天主教伦佛神父来到山上，把我叫到一边，悄悄地告诉我一件毛骨悚然的事情。他说，铁路附近一个小镇里的一位绅士告诉他，这伙土匪组织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专门负责绑架儿童，把他们关在山顶的小木屋里，然后让孩子的家长拿钱来赎。这座小木屋，就在扣押我们寺庙的上面，四周悬崖峭壁，攀登困难。此事是真是假，伦佛神父建议我们不妨调查一下。

第二天一早，我向土匪提出在附近转转，让其派卫兵跟随我和神父同行。因为没有卫兵的“保护”，任何人都不准离开古寺。

这位天主教神父非常了解中国士兵和土匪的嗜好，让我把他带来的白兰地酒，将军用水壶灌满。我当然照办不误。我们出发后，向山顶爬了近一个小时，才到达那座陡崖的底部。往上看，悬崖几乎直指山顶，高约500英尺。

经过一段攀登，我们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于是顾不得太阳光的强射，在一块大石板上坐下来休息。我向伦佛神父递了个眼色，随即把装有自酿白兰地的水壶递给两个卫兵。这两个可爱的卫兵接过水壶，打开盖，“咕咚咕咚”地喝了起来，像喝牛奶一样。几分钟后，两个家伙便醉倒在石板上，鼾声大作。我和神父见状，立即沿着悬崖底部的一条狭窄山径走去，搜寻登顶之路。不一会儿，我们就找到了。在悬崖的表面有一处大裂缝，如同从一个巨大蛋糕上削下来的薄片，只有抱犊崮的山顶部分与此相似。我们在大裂缝的边缘，找到了登顶之路——一道在石岩上开凿出来的简易石梯。石梯每隔50英尺，就有一处小小的可供休息的平台；再往上，又是陡峭石梯。如此一直到顶。

身后的两个卫兵仍醉卧在石板上，咧着大嘴，鼾声如雷。于是，我们不顾一切地向上攀登，以探山顶的奥秘。我在前面带路。年迈的神父紧随身后，相隔只有几级石梯。

神父为了行动利索，把上衣塞进裤腰里，扎上皮带，一幅精神抖擞的样子。但当我们爬了100英尺，来到第二座平台时，神父却突然用手捂住胸口，一屁股坐在地上。他累得实在爬不动了!

我知道时间宝贵，不能耽搁。于是请他原路返回看住卫兵，我独自一人上山，说完便急忙赶路。最后，我终于爬到了山顶。像我们最初看到的那个山头一样，这里也有一座堡垒，只是在建筑上更花了些工夫。山顶造有几间木屋，上面盖了些茅草，用石头压着。在坚硬的岩石上，凿挖了一些洞，储存着雨水、粮食和燃料之类。如此看来，土匪们可以长期踞守。我不由得想起那块古老的石碑碑文：这里是土匪们盘踞了600年之久的堡垒!

站在山顶上，我四处张望，发现山顶面积约有三四英亩，看上去十分平坦。突然，一间屋子里传出人声。我急忙冲过去，撩开稻草编织的门帘，朝屋里打量。伦佛神父听到的故事并非谣传，而是确有其事!屋子里关押着许多孩子，小的不到8岁，大的也只有15岁左右。他们一见我，便立即奔拢过来。但他们的目光中仍充满恐惧，眼睛瞟着屋子另一端的那扇门。果然，从门外走进一个挎着步枪的土匪。他一看见我，马上把枪从肩上取下，对准我作射击状。手无寸铁的我，只能报之以微笑，并尽量做一些表示友好的姿态，敬上一包香烟。他大概理解了我的好意，犹豫一下后，笑着收下了香烟。我迅速点了一下孩子的人数，共23个。他们的衣服破破烂烂，但可以看出原来的质地很好，这说明他们都是家境富裕人家的孩子。

我默默地记下了这些孩子的情形，随即打算下山。看守的土匪似乎丝毫没有阻拦的意思，于是我急忙从原路下山，返回了登山时休息的地方。只见神父坐在石头上休息，那两个“卫兵”还没醒来。我把刚才见到的情形告诉了神父。随后叫醒了卫兵，一道返回了我们的住处。尽管回去后我对此事守口如瓶，未向外人道及，但暗中却偷偷写了一篇详尽的报道，让伦佛神父带了回去，寄给我们的《密勒氏评论报》发表。文章发表后，在中国立即引起震动。山上的孩子因此而在劫车案解决时全部获释。他们被带到峄县县城，由耶基斯牧师所在的教会负责暂时照料，后来又移交给地方当局，再由地方当局设法通知孩子的父母领回。不过，一些孩子的父母却一时找不到。当然，他们是从很远的地方被土匪掳来的，所以才出现这种情况。无人认领的孩子，被委托给一家孤儿院收养。后来，有人告诉我，土匪绑架来的这些孩子，如果他们的父母筹不到足够的款项来赎回的话，这些孩子便由土匪收养，等他们长大成人后，也就成为土匪中的一员了。

这种大规模的公开的土匪绑架案，对多年来华北地区的军阀统治和无政府状态起了破坏作用，并为最终推翻各省的督军统治，建立更有序的政府铺平了道路。

(五)座谈

山上的时间过得很慢。我们对驻扎在火车站附近的营救部队迄今仍无动静，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四个强有力的政府竟斗不过这帮山东土匪?当然，我们在匪窟里也只能虚张声势，一点也不敢造次，因为我们所以迟迟未能获释，是因为我们的朋友和中国政府的官员担心行动不慎反而会害了我们。

几天后，又送来了一批食物，其中一个葡萄干包裹上写有我的名字。我打开包裹一看，发现有一张薄薄的便条，仔细地折放在角落里。便条是美国驻北京公使馆武官写来的。他奉命来枣庄调查此案，并促成谈判早日成功，释放所有的人质。便条说，中国地方当局与土匪的谈判已陷入僵局。因为土匪的条件过于苛刻，特别是土匪要求政府让出山东省长的职位，由他们派人担任，并接管山东省境内的主要铁路运输线。

鉴于迟迟不能获释的人质火气越来越大，这位美国军官提出了一项大胆的营救计划，并建议我与其他人质商量一下。其营救方案是：驻扎在煤矿的营救人员挑选约50名美国士兵和海军陆战队人员组成突击队，秘密开进离我们最近的火车站。突击队员将从北京和天津分散来此，且不着军装，以免泄露机密。在突击队行动之前，给我们送食物的苦力会偷运进一批枪支弹药，给我们用以自卫。这些枪支都分散藏在葡萄干箱子里。在预定行动的那一天，所有准备工作务必安排妥当。当然，事先会告知行动的日期。行动开始后，人质们先逃进古庙背后峭壁间的一个山洞里，封死洞口，抵抗土匪的进攻，以待营救人员穿越40英里的匪控区，解救我们脱险。

等到晚上，看守我们的土匪离去了。我悄悄召集人质们开会，告诉他们这一方案。我首先表态赞成这个营救方案，两位美国军官艾伦少校和平格少校马上表示支持，另两位英国人和墨西哥人威利亚夫妇也认为可行。但大部分人反对这个方案，特别是意大利律师墨索，他的伤势很严重，几乎无法走路。有些人质认为，如果土匪起而抵抗，这支小规模的美国突击队能否突破土匪防线，还是个问号。而且，行动一旦失败，人质的命运如何，这一点大家可想而知。

我永远无法忘记，当我把美国武官的大胆营救计划说出来后，所有人质的脸上所流露出来的表情。共同遭受的险境和磨难，使人质互相间产生了一种心心相印的感觉。这种友情足以冲破种族、宗教和国籍的藩篱。这天夜里，在抱犊崮山冈上这座小小的古寺里，在一抹昏暗的烛光下，当我们坐在一起讨论这项对每个人都生死攸关的方案时，这种情形表现的再也明显不过了。更出人意料的是，从劫车案发生就与我们在一起，充当翻译的中国学生们，这时也表示，如果真的实施这一方案，届时将全力以赴，统一行动。我把讨论的情形和每人的反应记录在案，写成报告，托人偷送出去，交给营救人员。此后，我们就再也没听到有关这一计划的消息。

不过，那天晚上的讨论却使人们产生了一个想法，而这一想法竟使我们因而获释。有人建议，我们不妨请匪首来谈一谈，看看他们到底想要什么。于是依此而行，第二天早上，我们组织了一个班子，到土匪总部所在的村庄拜访匪首，邀请他们晚上来庙中座谈。晚上，果然来了6名土匪头目。头号土匪孙美瑶没有亲自来，但派了一名代表。

人质们事先开会推选了会谈人员，我被委任为秘书，得到一本作记录用的新笔记本。看样子，这本笔记本原是某位乘客的通信簿，但被土匪从火车上抢了来。当我在本子上不断作记录时，我的身价仿佛倍增，那些土匪“主人”对我格外客气。

来的这6名土匪头目，都带着自己的警卫人员。我们邀他们进入房间，给每个人倒了一杯事先准备好的茶。座谈开始后，我们对土匪头目说，俘虏们很了解他们的处境，愿帮他们解决这一事件，因为这样我们自己也能早日回家。我们解释道：“在我们不知道你们的要求的情况下，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土匪头目们脸上那严峻的表情，与人质们长满胡须的脸上同样严峻的表情，在庙房里微弱摇曳的烛光下交相辉映，构成了另一幅令我难以忘怀的景象。

“你们究竟需要什么?”我一边记录，一边询问第一个土匪头目。那人稍微犹豫了一下开始发言，根据学生的翻译，我一一记录在案。结束后，我又问第二个土匪头目同样的问题。如此这般，几乎把我的笔记本记满了为止。后来，我把这本笔记本珍存了许多年，因为这些材料构成了华北地区特别是山东省长期政治混乱的一个侧面，其价值自不待言。

当我记下最后一个土匪头目的最后一个要求时，有人建议人质和土匪双方各派出一名代表，前往驻扎着营救人员和省府官员的火车站，与他们进行直接谈判。土匪头目们表示同意，约定第二天一早，他们派出一名代表和马匹来此，与我们选出的代表一同下山谈判。

会议到深夜才散，每人都如释重负，认为这次座谈多少可以产生一些效果，促成人质早日获释。屈指算来、这已是我们被绑架的第四个星期了。经过人质们的推选，我有幸作为代表，陪土匪代表去火车站与官方谈判。上床后，我担心睡过了头，所以想着心事，几乎一夜没有合眼。其他人质也是如此，天刚蒙蒙亮，大家都已起床。

下山谈判的消息，几乎传遍了整个土匪营地，寺院的空地上，一大早就站满了人质和看守的土匪，等着那位带马的匪方代表的到来。然而，当他按时来到寺院时，我发现所谓的这两匹“马”，实际上竟是两匹山东骡子。这种骡子背脊犹如剃须刀一般．锋利，比以前领教过的山东驴子还要吓人。

出发前举行仪式，那个头号匪首下令所有的人质排成一行，又吩咐土匪组成仪仗队，从寺庙门口一直排到土匪营地的大门口。他走到我跟前，交给我一封已经封好口的信，信封上用中文写着收信人的地址。收信人是山东帮办郑士琦，当时他代表省长全权处理此案。然后，他掏出手枪，朝每个外国人质的胸前比划了一下，作出开枪的样子，意在警告我，若我完不成任务，或耍什么花招，致使他的谈判代表被官府扣押，那么这些外国人质的性命难保，一个甚至全体人质都可能遭枪杀。

这一切结束后，我骑上骡子，准备赶这40英里的路。大概是为了调节紧张沉闷的气氛，那个匪首这时热烈地鼓起掌来，大声说着什么，喽罗们也跟着鼓掌和欢呼起来。我和匪方代表骑着骡子，在一片喧闹声中，一溜烟地冲下了山去。

我们到达山脚下的村子时，村里所有的人都出来欢送我们，当我们骑着骡子经过时，受到了他们的热烈欢呼。来到村子外面后，忽听后边有人跟踪追来。回头一看，只见是一位15岁模样的少年，身着漂亮的衣服，骑着一匹小马，从后面急速追了上来。他一边策马飞奔，一边示意我们要同去。匪方代表笑了笑，表示同意他的要求。这样，我们三人就踏上了决定命运的旅程。

(六)谈判

我们骑骡赶了一天路，除了在一个小山村休息过几分钟，喝了杯茶水外，一点也没有耽搁。最后，我们到达了匪区边界，在向最后一个土匪岗哨道声再见后，便进入了“无人区”。所谓“无人区”，乃是指敌对双方前哨之间一英里左右宽的一片狭长地带。在这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但我们平安无事，顺利地找到了政府军的岗哨。一个军官查验了我们的信件后，下令放行，让我们继续赶路。这时，天渐渐黑了下来，而我们距目的地还有一大段距离。当我们愈来愈接近目的地时，我忽然注意到两位土匪同伴开始躲在我后面。但我坚持要他们走到前头。前面是一处有围墙的大院，这便是煤矿场部和发电厂所在地，工程师和职员的宿舍，以及火车站和调车场也在里面。围墙砌得非常厚实，且每隔一段距离便有一座岗楼，每座岗楼上都架有机枪，有哨兵站岗。场院大门是一扇极为笨重的铁门，两旁各耸立着一座岗楼。矿厂警戒森严的景象，反映了这一带的混乱状况。

离大门尚远，一个哨兵突然向我们喝问口令。同时，道路前方被灯火照耀得如同白昼。我这才发现岗楼上装有大功率的探照灯，光亮是从那里射出来的。但是我那两位可爱的伙伴，却没有我这样镇定，一惊之下，掉头夺路而逃，一下子窜入路旁的田野里。可我想到山上人质的处境，如果让他们溜了，连我自己都要重新回去受罪。于是，我不顾一切地紧迫其后，岗楼上的探照灯死死地瞄着那两个家伙，这倒帮了我很大的忙。我一边追一边用半生不熟的几句中国话大骂，最后终于截住了他们，连拖带拉领他们回来。

进入场院后，那扇笨重的钢皮大门在我们身后紧紧地闭上了。这时，我才长长地嘘了口气，感到精疲力尽，差点从骡背上摔下来。从这时起，我感到我们重获自由的最大障碍已经跨越了。

一个士兵带我们上了火车。美国领事约翰•K•戴维斯，以及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领事都在那里。他们在火车车厢里有办公室和卧室。他们对我们的到来十分激动，特别是见我带来了两名土匪代表，更是抱有强烈的好奇心。孙明甫和卡尔•卡罗首先跑过来欢迎我。在欢迎我的人中，还有一位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同窗罗易•贝奈特(Roy Bennet)，他是我的好朋友，本拟途经上海赴马尼拉《新闻报》工作，但刚到上海，就听说我被绑架了。贝奈特决定在上海呆一段时间，接替我在《密勒氏评论报》的空缺。他拍电报给马尼拉《新闻报》的老板卡森•泰勒，请准许他这么做，直到劫车案结束后再赴任。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本人在菲律宾逮捕了拒绝与他们合作的贝奈特，将他囚于马尼拉老西班牙监狱，长达三年之久。当时，我回想起贝奈特曾经给予我的友情，我是多么想以同样的方式予以回报，但事实上办不到，真令我惭愧万分。这是后话。

关于我突然和奇迹般的出现，我向美国和英国领事先生作了详细的解释，使他们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我把两位土匪代表介绍给他们，现在匪方代表成为我的客人了。大家决定立即带匪方代表去见山东省帮办，他的办公室在第一节车厢里。戴维斯陪着我们一起去，见到帮办后，他为我们作了正式介绍。帮办以一个政府高级官员的身份，很有排场地会见了匪方代表，随后他们进行了深谈。我见状退出，溜回车厢里朋友中间，总算吃到了一个多月来第一顿真正的饭菜。我们一边吃，一边兴高采烈地谈话，不觉天之将晓。上床睡觉前，有人带我到矿场经理的家里洗了个澡，这是个把月来第一次。洗完后，我里里外外地换上了贝奈特从上海带来的一套干净衣服。

当我回到官府安排的车厢卧室时，惊讶地发现那个匪首的儿子(前文提到的那个少年)正在等我。他在这儿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晚饭后，又吃了许多糖果糕点，看上去肚子要胀破似的。不知为什么，他死活不肯睡在为他准备的床上，坚持要跟我在一起，哪怕睡在我卧室外面过道的地板上也好。

第二天一早，我们开了一个会，参加的人不多，只有戴维斯、帮办、孙明甫和我。帮办首先说，他准备与匪首直接谈判，地点在敌我缓冲区的一个村子里，双方应派出同等数额的谈判代表和警卫人员。他推荐孙明甫和我也参加谈判，作为双方恪守信誉的见证人。随后，他将这些建议写成一封信，交匪方代表带回去，并给我一份副本。

我赶回矿场经理家里，去换回我的那套旧衣服，准备上路。我出乎意料地发现贝奈特也在那里，大概要陪我一块回去。谁知细问之下，他竟要代我前往匪窟，并坚持要我同意。他说，他已与我家人谈过此事，他们都同意他作为我的替身，顶替我前往匪窟。后来，我费尽口舌，才使贝奈特相信，即使我的家属对我遭绑架极为焦虑，我也不得不回到山上；倘若我不回去，土匪会认为我们不守信用。贝奈特见我执意要回到山上去，只好接受了这个事实，但他相信我再也不会活着回来了。当我和两名匪方代表骑上骡子；走出煤场的大铁门登上返山之路时，他忍不住哭了。

我们马不停蹄地赶路，只在一个村庄作过短暂休息，喝了杯茶，吃几口随身带的三明治。当一行三人穿过无人区，来到匪控区后，那个少年土匪与我并辔而行。这时，他朝我嘻嘻一笑，撩起身上的衣服，让我看一把装在皮套子里的威力很大的手枪，赫然别在他的内衣里面。这一秘密使我大吃一惊，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这把枪是他父亲给他，以防万一我出卖他们时对付我?抑或在官府里有他父亲的密友，这把枪是送给他父亲的礼物?这件事令我迷惑了好几天，可以说是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返回抱犊崮的匪窟大本营时，已是半夜三更了。但人质们听到我回来的消息，都纷纷起床听我讲谈判的情形。我把谈判的经过讲了一遍，大家深受鼓舞，相信这一行动能使我们早日获释。第二天，土匪头目们来到我们的住处，向我祝贺此行所获得的成功。他们说，他们已同意与官府举行会谈的建议，一俟准备就绪，他们会派我带着他们的答复再赴枣庄。可我一想又要赶40里路，不禁摸了摸我那被剃须刀般尖锐的骡背磨伤的臀部，谢天谢地(从我的臀部考虑)，土匪们在商量了两天以后，才把他们的答复拟好给我，派我再赴枣庄。

这一次一切顺利。但从枣庄车站返回匪窟途中，所见所闻，却值得永久回忆。孙明甫作为官方的调解人，陪我一同回到土匪营地。另外，还有好几辆装得沉甸甸的大车，上面装着东西，看上去像是军用物品，因为装载过多，每辆大车用五六匹骡马拖拉。后来我方知，大车里满载着给土匪头子的大量银元，以及给土匪们穿的几千套新军装。这些土匪现在已被收编为山东省政府军的一部分，这是土匪们在与我们座谈时就提出来的一项主要条件，由我记在那小小的笔记本上。只是不知道土匪还有多少别的要求，在北京中央政府和列强的双重压力之下，由山东省长被迫接受，以换取人质的早日获释。

(七)获释

在官府和土匪们的正式举行和谈以后，我们才获悉土匪们的要求的全部内容及含义。大概再也没有比这更奇特和富有戏剧性的“和谈”了。人质们坐在山上的寺庙里，从这里可以遥遥望见双方举行谈判的村庄，但他们的命运却完全取决于双方代表争来吵去的谈判结果。我和孙明甫经常看见双方代表走出正在举行和谈的那座简陋的平房，去后面的某个地方举行秘密的场外会谈，但我们猜不出这一举动是“罢谈”还是别的什么，直令我们坐立不安。等他们重新回到屋子里，我们才长长地嘘一口气。会谈中，每个土匪头目都提出要一大笔银元，有几位的开价竟高达100万元。但土匪们认为这不是什么赎金，而是对手下喽罗们补发的粮饷，因为这些土匪兵先前都曾在山东的正规部队中服过役。此外，他们要求政府收编其手下人马，列入政府军编制，并提供新的军装。他们还要求获得数万担粮食。

但所有要求中最重要的一条，明显地带有政治色彩，甚至其背后可能有外国人的阴谋，那就是由他们建立一块方圆几百英里，包括山东、江苏和安徽三省各一部分土地的所谓“中立区”，并由外国人提供国际保证。土匪们划定的这一地区，将陇海铁路和津浦铁路交界枢纽的徐州也包括在内，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土匪们说，他们的兵力已增加到一个师，改编后应驻扎在“中立区”内。同时，他们要求有在“中立区”内课征赋税、开采煤矿和发展交通的权力。我认为，土匪们的这些要求，一定是外面的人帮他们设计的，决非山中匪寇的能力所能达到的。

撇开土匪们自保的因素不谈，在这些特殊要求的背后，其真正动机究竟是什么，始终是一个难以解开的迷。有人认为，这是日本人为在华盛顿会议后被迫交还山东省给中国一事，对欧美列强的一种报复行为。还有人认为，土匪系受南方政治势力的指使，以此种方式来削弱北京政府的威信。几个月后，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告诉我，他始终没有弄清这次事件的底蕴，但对北京政府突然同意赔偿火车上的乘客遭受的损失，特别是被俘外国人在囚禁期间遭受的损失，感到非常吃惊。

在过去的一个时期里，一个或几个列强，很可能以这种劫车事件为借口，趁机控制中国的某些领土。23年前，德国为了三个在华传教士被杀，攫取了山东沿海城市青岛；俄国占据了渤海湾中的大连和旅顺；英国在山东半岛建立了威海卫海军基地。但是德俄两国后来被迫退出，其他与太平洋利益有关的国家，为了协调彼此之间他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在华盛顿会议上采取了——项新的措施，并付诸实施。各列强包括日本一致同意，放弃他们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和租借地，保证不干涉中国内政。这次劫车事件就是一个例子。可以相信，土匪们自己是想不出外国租借地这样的主意的，他们肯定是受了别人的教唆。很可能，这是为了考验列强维护《九国公约》的诚意。

土匪和官府双方的谈判，在排除了土匪们荒谬的条件后，终于回到了实实在在的问题上，并在同是中国人的精神感召下，互相作出让步。土匪们释放外国人质的条件最后减到了两点：①政府是否愿意把全部土匪收编为正规军?②政府是否愿意预支给土匪头子一笔足够的钱，作为这支“新军”官兵六个月的薪饷?在列强压力下的北京政府，愿意接受这两个条件，但表示钱的数量和改编为正规军的土匪人数，应降到适当的比例。政府后来究竟付了多少钱，收编了多少土匪，始终没有公布过。但双方对这两个问题争论了很长时间，吵得很厉害。会谈的结尾是戏剧性的：年轻的匪首孙美瑶在举手宣誓忠于政府后，首先在协议上签字，其他土匪头目也依次照办；接着，政府方面的官员签字盖印，并要我和孙明甫两人也在协议上签字作证，确保双方信守不渝。

劫车案就这样解决了。但六个月后的一天，孙明甫打电话给我，以极为愤慨的口气说，山东省长违反了双方订立的协议。他设计诱骗土匪交了械，然后下令用机关枪扫射这些解除了武装的人，打死100多人，其中包括匪首孙美瑶。尽管大部分外国人赞成山东省长的这一行动，但更精通当时中国“连锁”政治的孙明甫，却认定山东省长的这一举动会引发不良后果，如果以后外国人再遭土匪或反叛军人绑架的话。这一预见不幸而言中。后来不少外国人，主要是传教士，被绑架后，往往因为没有及时送赎金而丧命。传教士一旦遭绑架，教会不愿按照土匪的吩咐送上赎金，他们害怕给土匪赎金后，只会更加鼓励土匪们的绑架活动。因此，传教士成为山东省长这一行动的主要牺牲品。

山上的人质们，看着山下村庄里正在进行的谈判，坐卧难宁，眼巴巴地等着最后的判决。一天很快就过去了，什么消息也没有。可正当人质们垂头丧气的时候，一位信使赶来，他带来一纸命令：释放人质!“感谢上帝!”大家情不自禁地叫出了声。但是且慢，还要耽搁一下，土匪们这时坚持要为每个人质准备一顶轿子，让我们好像是外国贵宾似的下山去。因此，直到夜幕降临，我们才得以起程，等赶到矿场营救大本营时，天已放亮。第二天醒来，我们正躺在隆隆而行的火车上。原来官府为我们开通了直达上海的专列。第三天，火车驶进上海站。上海所有的外国侨民，在劫车案发生后，一致要求严惩绑匪，现在见我们平安归来，都蜂拥前来车站迎接，连通向车站的马路都为之堵塞。

整整20年以后，爆发了“珍珠港事件”后的日本军队侵占了上海公共租界，曾经在临城劫案中被俘的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英国人，这时又遭到日本人的逮捕，被关进臭名昭著的上海提篮桥监狱，而且是在同一间牢房。当这两位山东土匪的前俘虏，此时此刻重逢于斯，禁不住紧紧拥抱在一起，异口同声地喊道：“我喜欢中国土匪，不喜欢日本流氓!”

我，就是那个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