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文献的珍贵作用及影响

商周时代的统治者，每逢喜庆大事，都习惯专门铸造一件青铜器用作纪念。这类青铜器往往铸有文字，说明铸器的时间、原因，有的还冶铸着重要的文件、史实。青铜器上的这种文字叫作“铭”，后人统称为“金文”（齐人习惯上把铜称为金，故由此名）。

古代铜器种类很多，一般分礼器与乐器两大类。礼器以鼎为最多，乐器以钟为最多，所以前人把钟和鼎作为一切铜器的总称，铜器铭文亦称为“钟鼎文”。铜锡合金铸成的青铜器，比竹帛、石刻更为坚实，不容易削蚀腐烂，所以它对保存文献所起的作用更加持久。

青铜器上铸刻铭文，始于殷商晚期。开始时铭文只有很少几个字，现存商代最大的青铜器后母戊鼎（原称司母戊鼎），仅在鼎腹内铸铭文“后母戊”三字。西周中叶以后始出现的多达数百字的长篇铭文，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如现藏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西周早期青铜礼器盂鼎，腹内有铭文19行、291字，其内容为周康王对大臣盂的册命，其中涉及商代侯甸之制及赏赐奴隶的情况；1976年12月出土于陕西省扶风县的史墙盘，其腹内底部有铭文284字，记述了西周文、武、成、康、昭、穆六王的重要史迹，以及作器者史官墙的家世；现藏台北的西周晚期礼器毛公鼎，腹内铭文32行，长达499字，是现存最长的青铜铭文，其内容为周宣王诰诫，述宣王中兴的史事。

2003年1月，陕西省眉县杨家村单氏家族封地遗址出土了西周时期单氏家族的27件青铜器，凡“鼎12件、鬲9件、方壶2件，盘、盉、匜各1件，经观察27件铜器全部有铭文”。其中盘的底部有铭文21行372字，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的最长的青铜器铭文。据铭文所载，这27件铜器皆出自单氏家族名逑的后人。作器人逑在周宣王时曾职司王朝林地，并负责供给朝廷用材及山林野物。

长达327字的逑盘铭文记述了单氏家族自皇高祖单父到逑共八代人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完整的单氏家族史。并首次列出了西周十二位周王：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厉王、宣王，仅未及西周的末代周王、幽王，显示出了西周史的大致轮廓。逑盘铭文对西周诸王世系的记述，印证了《史记·周本纪》的记载，其学术意义与殷墟卜辞印证《史记·殷本纪》的商王世系同样重大。逑盘铭文所载西周各王的重要史事，与文献和已发现的金文的记述基本吻合，如文王、武王克殷，成王、康王巩固开拓疆土，昭王征楚，穆王四面征战等等。

上述四器铭文都是研究西周史的珍贵文献。

1978年，湖北省博物馆组织发掘位于随州市西郊擂鼓墩附近的曾国君主乙的墓葬，出土随葬品1万余件，其中最著名的是64件的整套编钟。这套编钟是一组青铜乐器，其上共有铭文2800字，较详细地记录了春秋战国之际各诸侯国与曾国的各种音乐之律名、阶名及变化音名之间的对应关系，反映出当时各诸侯国在文化艺术领域里相互交流的情况，为我们研究先秦音乐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

青铜铭文蕴含有较大的历史容量，不仅可与已有的历史典籍相印证，而且还记述了大量历史典籍失载的重要史实，具有典型的历史文献之性质。正如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序》中所指出的：“传世两周彝器，其有铭者已有三四千具以上，铭辞之长有几及五百字者，说者每谓足抵《尚书》一篇，然其史料价值有过之而无不及。”(www.xing528.com)

青铜器在商周统治者看来，是自己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所以他们死后，都把青铜器作为随葬品埋入地下。两汉以来，商周青铜器代有出土，据徐中舒主编的《殷周金文集录》统计，仅新中国建立后30年间，发掘出土的商周有铭青铜器就近千件。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等文物收藏机构都收藏有大量精美绝伦的商周青铜器物。

青铜铭文的文献价值，自汉代起就已引起学者们的注意。他们常据此考证经史，校订古书，逐渐形成专学，成为宋代崛起的金石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集录商周铜器铭文的专著，自宋代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以来，代有新著。清代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清代吴式芬的《捃古录金文》、清末吴大秚的《愙斋集古录》等均较著名。近代学者罗振玉据家藏商周铜器辑成《三代吉金文存》（中华书局，1983年缩印本），共录铭文拓本4800余件，均按原大影印。中华书局1984年起影印出版的《殷周金文集成》，是殷周时代有铭铜器资料的集成式汇编，共著录铭文拓片1万余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2001年，中华书局出版张雨初编著的《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作者对《集成》所录铭文进行反复审核，从中归纳出金文单字4972个，按部首归类，再按笔画编为引得。《集成》收录青铜器铭文的下限为1988年。此后，全国又陆续出土了数量可观的青铜器。中华书局2002年出版了刘雨、卢岩合著的《近出殷周金文集录》，全4册，收录了1989—1999年间新出土发现的青铜器1328件，附录96件。每器包括参考图像、铭文释文、文字说明和铭文拓片（原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出版陈佩芬著的《夏商周青铜器研究》，全6册，该书收录上海博物馆藏夏代至战国青铜器近700件（组），各器包括完整的器形照片、铭文、纹饰拓片，集图像与研究考释于一体。以上都是研究青铜文献的重要参考文献。

刻石记录文献起源也比较早，在铜器上刻铸文字比刻石艰难。秦代以来，石刻渐渐取代了金刻。《吕氏春秋·求人》：“故功绩铭乎金石。”高诱注：“金，钟鼎也；石，丰碑也。”可见当时已称钟鼎碑刻为“金石”。石文价值不在金文之下，后人取以考证经史，便以金石并称。

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是“石鼓文”，在10块鼓形石上，每块各刻四言诗一首，内容是歌咏贵族狩猎游乐生活，故也称“猎碣”。所刻书体，为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大篆，即篆文，后代对其书法评价很高。

自从雕版印刷业日益发展以后，石经的作用相对下降。虽然五代时刻过“蜀石经”（又称广政石经），北宋时刻过“嘉祐石经”，南宋时刻过“宋高宗御书石经”，清乾隆年间刻了“十三经”，它们无论在文字、艺术，还是文献史料价值方面，都不能与“汉石经”“魏石经”“唐石经”三部石经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