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王对音乐发展的贡献

在这种浓厚的音乐氛围中，河南的藩王在明朝音乐的发展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如开封府的周王朱有燉、怀庆府的郑恭王朱载堉，以及卫辉府的潞王朱常淓。

朱有燉是明朱元璋第五子周定王朱橚的长子，字为诚斋，谥号为宪。他一生主要居于汴梁，主要从事戏曲、散曲的创作，目前可见的包括31种杂剧、《诚斋乐府》两卷、《周宪王校订西厢记》、《东书堂集古法帖》十卷等。对于其中《诚斋乐府》所包含作品的判断，一直存在不同的声音，有些学者将其视为朱有燉杂剧的总称，有人将其视为散曲、杂剧的总称，还有些学者将其视为单纯的散曲集。廖奔、杨栋、翁敏华及张春国等人研究后，将其确定为散曲集。

由此可见朱有燉在散曲与杂剧两个领域的创作中均有丰硕的收获。他通晓音律、谙熟排场与结构，因此其散曲具有较高的艺术性，杂剧作品多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朱彝尊曾对其曲有极高的评价：“音律谐美，流传内府，至今中原弦索多用之。”此外，吕天成在《曲品》中将其作品誉为“色天散圣，乐国飞仙”，而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将其评为“调入弦索，稳惬流利，犹有金元风范”。不能否认，其作品中包含有相当一部分是描写庆寿、欢饮等场景的，但同时也包含了他“远人事、亲自然”的思想倾向。这种亲近自然的观点也使他对待曲与正统文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朱有燉将曲与诗相提并论，给予它很高的评价，并通过自己的创作来凸显曲所具有的诙谐与天然。

由其《诚斋乐府》来看，朱有燉的散曲创作以北曲曲牌及套曲程式为基础。其中的曲牌主要包括：【快活年】【凭栏人】【清江引】【普天乐】【蟾宫令】【落梅风】【天净沙】【十棒鼓】【月上海棠】【金字经】【梅花引】【白鹤子】【寨儿令】【柳营曲】【醉太平】【满庭芳】【珠履曲】【红绣鞋】【小桃红】【庆东原】【满庭芳】【殿前欢】【卖花生】【一半儿】【沉醉东风】【重叠字雁儿落过得胜令】【骂玉郎过感皇恩采茶歌】【脱布衫过小梁州】【朝天子】【沽美酒带过快活年】【南北曲楚江情带过金字经】【对玉环带过清江引】【水仙子】【折桂令】【水仙子带过折桂令】【庆寿乐府五章】【牡丹乐府】【山坡里羊】【北调·山坡里羊】【北曲·扫晴娘】等，而南曲仅有【南曲·四朝元】【南曲·柳摇金】两支。朱有燉创作的套数主要涉及“黄钟•醉花阴”“南吕•一枝花”“双调•新水令”“正宫•端正好”“中吕•粉蝶儿”“仙吕•点绛唇”“大石调•六国朝”“商调•集贤宾”等类型。

怀庆府郑王后裔朱载堉是朱元璋的第八代孙，是郑王朱厚烷的长子。他精通乐律，著有《乐律全书》《律吕正论》两种专著，是中国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成果。他的散曲集《醒世词》包括小令73首，但今仅遗存22首，多是使用他所居住与生活的怀庆府及其周边地区当时较为流行的、接近于俗曲的散曲曲牌创作。虽然作品的数量不多，但却极具特色，一方面间接地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中所崇尚的散曲曲牌，另一方面继承并发展了元代散曲擅于在轻松、诙谐的语境下讽刺、抨击世风与淡薄人情的传统。通过口语化的语言和近乎散文的句式，表达了他对通俗、率真的崇尚与追求。

藩王们正是在朝廷经济、文化、教育等全面的支持下展开他们的文化活动的，其中音乐活动也非常活跃。宗藩阶层在创编戏曲、操琴吟诗、刊刻琴谱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并以其上通宫廷音乐、下连民间音乐的家乐戏班展开丰富的音乐实践活动，从而为明以前音乐文化的传承、明代音乐实践与理论的发展以及宫廷音乐和宗教音乐、民间音乐的交流、互渗做出了贡献。河南传统音乐的发展也因之取得了较高成就。

毋庸置疑的是，藩王府并非是一个完全独立、封闭的地方，它在音乐等方面与其所属地区有着相当程度的联系与交流。例如朱元璋第五子周定王朱橚在洪武十四年（1381） ，钦拨二十七户乐工随驾伺候奏乐。他到开封后，仿照南京富乐院，在开封的五圣角也建置了富乐院。据《如梦录》：“又大街路东有皮场公庙，向南，三间黑大门，匾曰‘富乐院’……钦拨二十七户，随驾伺候奏乐。其中多有出奇美色妓女。善诙谐、谈谑，抚操丝弦，撇画、手谈、鼓板、沤歌、蹴圆、舞旋、酒令、猜枚，无不精通。”这些乐工随藩王到其封地后，经常在地方酒楼勾栏演出，并与当地乐人切磋交流，将宫中的高超技艺流播到民间，带动了民间戏曲活动的繁荣。还是以开封为例，当时“各街酒馆，坐额满堂，清唱取乐，二更方散”。到明代中叶，开封“城内各庙会场，搭台演戏……大街小巷，按时不断”。“演梨园的彩台，高擎锣鼓，响动处，文官捂笏，武将舞剑；搬演故事的整队远至，旗帜飘扬。”万历年间更是“优戏充斥间巷”。(www.xing528.com)

以上事实说明了藩王府与民间音乐之间的交流、互动和相互影响。因此藩王府中散曲的演唱、戏曲的扮演在曲目使用、乐器运用和剧目扮演方面的传统，就会与民间正在流行的音乐曲调、曲牌、伴奏演出形式以及戏曲表演形式之间形成不同程度的互动。那么藩王府中的散曲曲牌、大曲曲目、戏曲剧目和曲牌连缀形式对于民间音乐的影响，也成为民间艺人“规范”民间音乐、俗曲、小令的一种手段。

以上说明，在明代，特别是明代中后期，宫廷与民间在音乐艺人、戏曲剧目、戏曲声腔和音乐等方面都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和较频繁的交流活动，这对于宫廷音乐不断得到新鲜血液的补给，对于民间音乐不断得到规范、提高都具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这也为当时遍及南北的俗曲、小令经由歌曲、唱情而发展演变为演剧、叙事及抒情提供了广阔的文化空间和发展渠道。因此，以弦索为伴奏乐器、以前代积累与当时时兴的曲牌为音乐单位、以传统剧目与新编剧目为剧本来源的一批剧种应运而生，共同组成了一个以弦索乐器为伴奏乐器的弦索声腔系统。该声腔的形成和其他声腔相似，是传统与当时的潮流、统治者与民众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的是，由于明代后期特定的发展环境，其形成、发展以至兴盛的速度非常快。此时北方的戏曲发展状况缺乏文人的参与记录，而南方传奇各声腔、剧种的发展势头势不可挡，且大批文人在创作、理论研究以及刊刻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因此使我们形成了明代，特别是明代中后期是传奇一枝独秀的错觉。这一点同样也可以从清代初期、百废待兴之时北方弦索腔剧种即已遭禁的事实中得到印证。它的生成、发展以至成熟并非清代前期社会条件所能实现的，而是明代后期民间文化、民间音乐突飞猛进式发展的结果。

当然，明藩王对其就藩之地的经济与文化方面的影响并非总是积极的，但就实际效果来看，也存在歪打正着的实例。现以明朝藩府对于其所属的土地为例，进行说明。

就土地来说，河南藩府大量侵占土地的现象是非常严重的。据记载，“明季，河南诸藩最横，汴城即有七十二家王子，田产子女尽入公室，民怨已极。壬午遂有逆寇决河之祸。莫中江先生尝云：‘中州地半入藩’”。此外，万历年间穆宗第四子潞王朱翊镠就藩卫辉后，于万历十六年（1588）奏讨景王遗留下的田庄、盐店、盐税、湖池等财产，结果“得景（王）故籍田，多至四万顷”。“开封府所属杞县，很多下层农民租种周王府的土地，其中许多田地碱卤砾化严重，收获甚微，但官府仍以沃壤起科，使农民承受着繁重的赋税负担。”

河南藩王对于普通民众赖以生存之土地的大肆兼并以及对他们的残酷压榨使得民众无以为继，从而出现了逃亡甚至反抗的现象。加之河南藩王府众多，因此在河南境内的流民现象尤为突出。嘉靖时期，河南境内的民众逃亡现象已非常严重，“河南周府民校，原额六百人，逃亡二百八十六人”。阶级矛盾的尖锐，生产生活条件的低下最终使他们走上了行乞卖艺的道路。在这过程中，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他们便有意识地向交通便利、经济相对繁荣的地区移动，河南境内重要的水陆码头则成为他们的首选。豫北彰德府滑县的道口镇，豫南唐王府的赊旗镇和豫中开封府的清河集，豫东归德府的周家口是当时河网密集、交通便利、货品丰富、商人云集、商贸繁荣的地区，也就成为失去田产、行乞卖艺之流民的存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