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王在音乐发展方面的举措

在音乐方面，明代统治者对于各藩王的赏赐是全面、系统和丰富的，其中既包含词曲书籍，也包含藩王府邸的乐院、乐户和用乐制度。

据《续文献通考·乐考》载：“昔太祖封建诸王，其仪制服用具有定制。乐工二十七户，原就各王境内拨赐，便于供应。近诸王未有乐户者，如例赐之，仍旧不足者，补之。”该文献另载，建文帝“四年五月，行在礼部，条具王国用乐事宜。先是三月，江西新建县儒学教谕王来言：宁王府每年祭祀社稷山川，取府县学生员习乐舞供祀，今生员有定颇以供应，王府祭祀预先演习动经旬月有妨学业，宜令于附近道观选道童充用。命行在礼部议从其言，如选不及数，则于本府军士余丁内选端瑾者，从之。命各王府皆准此例，至是行在礼部，以郑王、襄王、荆王……之国条具合行事宜以闻。诸国教祭祀乐舞者，例于北京神乐观，选乐舞生五人。所用乐舞生选本处道士、遗童，不足则选军余充之。诸国应用乐工二十七户，今随侍去者不足，则于所司乐户内选精通乐艺之人充用。从之”。另据张居正在《张太岳先生文集》卷十八《杂着》记载：“三十五年八月，成祖敕礼部曰：太祖高皇帝封建诸王，其仪制服用，俱有定着。乐工二十七户，原就各王境内拨给，便于供应。今诸王未有乐户者，如例赐之，仍旧不足者补之。”

从以上引用文献可知，自明朱元璋建国以来，诸藩王在各种礼仪运用上都是有着统一、详细的规定的。每一藩王都会得到27户乐户以供其仪式、娱乐等场合的音乐演奏之用。如果在藩王实际用乐之时的演奏规模不够，那么他们还会从当地道观中选择道士、道童，从军队中选择士兵以满足藩王府用乐的需要。这一方面反映了藩王府在用乐规模上的庞大，也可以说明藩王府的御赐音乐与道士、士兵等普通百姓所持有的民间音乐之间的广泛交流，这也就成为明代宫廷和民间音乐相互影响、吸收的一个重要途径。对于藩府林立的河南来说，藩府的用乐活动必然场合更多、对于乐工的需求量更大，这也就必然促进藩府乐工与宗教之僧道和民间艺人之间的沟通，促进藩府音乐同民间音乐、宗教音乐的交流，从而形成了藩府音乐兼具宫廷与民间音乐的特征。

明代，除了对藩府乐工人数有明确的规定之外，关于藩王使用乐器、道具及服饰都是有明确规定的。《明会典》卷五十四记载：

洪武初定：凡王国宗庙乐生三十六人。钟磬各一，瑟二，琴八，埙篪萧笛各二，笙四，柷敔各一，搏扮二，歌工八。舞生七十二，文舞三十六人各执羽籥；武奔如丈舞之数，各执干戚，中各以二人为引舞。又定王府乐工例设二十七户，于各王境内拨与供用。十五年定王国乐工、乐器、冠服之制。凡朝贺用大乐，乐工二十七人，乐器用戏竹二，头管四，笛四，杖鼓十二，大鼓一，花梨木拍板一。冠服用红纲彩画脚北方花小袖单袍优化……宴礼七奏，乐工八人。乐器用紫竹箫二，紫竹笙二，二，花梨木拍板一，冠服同前。迎膳大乐，乐工八人。乐器用戏竹二，杖鼓二，小鼓一，花梨木拍板一，冠服亦同前。

其余乐工冠服用绿绢，彩画胸背，方花小袖……(www.xing528.com)

从上述记载可见，藩王府虽然地处全国各地，但他们在各种仪式场合中的乐器种类、数量以及乐工的服饰、头饰等方面都由朝廷统一规定。这一方面体现了朝廷对于藩王用乐的重视，同时也体现了宗藩作为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在用乐方面的特殊待遇。

具体到河南的藩王用乐情况，在明末遗民所著的《如梦录·爵秩纪》中有关于周宪王府中家乐情形的记述：

周府就有敕拨御乐，男女皆有色长。其下俱演吹弹七奏，大戏，杂记。女乐亦弹唱官戏。宫中有席，女乐伺候；朝殿有席，只扮杂记，吹弹七奏，不敢做戏。宫中女子也学演戏。

朱有燉在其杂剧《豹子和尚自还俗》中记述：“暇日观元之文人有制偷儿传奇一帙，名之曰《豹子和尚自还俗》，用是以适闲中之趣，且令乐工演之，观其态度以为佐樽之一笑耳。”这一记载一方面说明周宪王创作的杂剧并不仅是案头文学作品，而且是要搬上舞台以付诸表演、演唱的，另一方面还说明他自己的乐人具备扮演戏曲剧目的能力。这恐怕不是宪王一府之特例，而是当时崇尚戏曲之普遍现象的一种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