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的赏石文化盛行

魏晋南北朝（220—580年）是我国历史上战乱频繁、政治腐败、政局动荡的时期。由于群雄割据，相互对峙，国家分分合合，朝代更替频繁，造成经济极大的破坏，人民生活在战乱和贫困之中，对黑暗的政局十分不满。社会动荡不安，反而促使人们思想情感意识的觉醒，促进了文学、艺术、宗教等各种艺术形式的发展和转变。佛教于汉代开始传入，在魏晋南北朝时大行其道，摩崖石雕佛像各处兴建，这便有了名闻后世的中国四大石窟艺术。同时，过去对山水的自然崇拜转变为以游览观赏为主要内容的审美活动，人们或登高长吟，或移情山水，或探幽访奇，融于自然之中，被自然景色所陶醉，进而触景生情，有感而发，形成优美的山水诗、山水画、山水园林。

谢灵运（385—433年）是中国山水诗的开创者，其诗充满道法自然的精神，贯穿着一种清新自然恬静之韵味。

南朝宋画家宗炳（375—443年），是中国最早的山水画家，在公元440年写成《画山水序》。他一生钟情自然山水，“应会感神”，捕捉它的精神美，以无我之心契合对象的精神美，达到物我一体的精神境界，从而创作出一幅幅凝聚作家心灵世界的作品。魏晋南北朝时，私人园林发展较快，石山、怪石已在庭园中运用。

1986年4月，在临朐海浮山前山坳发现北齐古墓，墓主为北齐天保九年（558年）魏威烈将军长史崔芬（字德茂，清河东武城人）。墓四壁有彩色壁画，其中有24幅屏风画，多幅画面上都有奇峰怪石。有一幅描绘墓主人老年时生活的场面，背景为两块巨石相对而立，形体瘦俏，皴皱（cūn zhòu）有致。石色为浅褐色，在树木掩映下，成为一组优美的山石艺术品。由此可以看出，早在1400年以前，青州地区的庭园中已点缀有观赏石。这种特置山石的出现，从目前发现的史料看，是我国最早的观赏石置石图。另有一壁画，描绘主人欣赏盆景的场面，在一浅盆内，矗立着玲珑秀雅的山石，构成一组别致的山水盆景，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山石盆景，是山石盆景的雏形。这些发现在中国赏石文化史中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赏石文化承前启后的历史转折时期。

唐（618—907年）宋（960—1279年）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兴盛发展时期，虽然其间有过战乱，但总的来说，有比较长时间的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家富裕，科学、文化、艺术等都有很大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这一时期是赏石文化发展到鼎盛时期。简单说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游山赏石蔚然成风，品评山石诗文大量出现。唐宋时期，那些具有艺术家气质的文人雅士不甘拘囿书斋，他们或参加科举，走向仕途，兼济天下；或巡游天下，寄情山水，独善其身。他们无论有过怎样的境遇，在山石品评中留下大量的诗文，涌现出李白、白居易、王维、柳宗元和宋代的王安石、苏轼、米芾等一批著名诗人、文学家和赏石者。众多的文人雅士参与赏石活动，提高了艺术品位。诗人杜甫曾得石一方，石不大而奇峰突兀，意境深远，以南岳的祝融山而名之，取名曰“小祝融”，意蕴深远，具有诗情画意。王维是唐代著名诗人，官至尚书右丞，热爱自然山水，创作了优美的山水诗，他的山水画、山水诗别具一格，状物抒情，情景交融，体物精细，传真入神，被誉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亲自动手制作盆景，“以黄瓷斗贮兰蕙，养以奇石，累年弥盛”，对中国山水盆景的创作、观赏石的品赏，产生很大的影响，被称作“无声的诗，立体的画”，不仅具有外在的形体、质地、纹理之美，而且具有很深的底蕴。宋代王安石、苏轼等人的诗文不仅描绘了美丽的山形石状，还通过理性的思考，揭示了人生的哲理。如王安石的《石钟山记》，强调实事求是，不能主观臆断的观点；苏轼的《题西林壁》，说明观察事物要注意一定的角度和距离，才能认清事物的本质。

二是随着赏石研究的深入发展、山石专著出现，形成了赏石理论。如唐代白居易的《太湖石记》，论述了太湖石的产地、特点、赏石价值，并进行了分类，成为我国第一部赏石专著，是对赏石文化理论和实践的高度概括。宋绍兴癸丑年（1133年），杜绾的《云林石谱》问世。杜绾，字季扬，号云林居士，北宋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生卒年不详。《云林石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论石专著，共三卷，约14000余字，“汇载石品凡一百一十六，各具出产之地，采取之法，详其形状、色泽而第其高下”。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石谱，是对奇石艺术的全面总结。其描述的石头有116种，详略不等地叙述其产地、采取方法、形状、颜色、质地优劣、敲击时发出的声音、坚硬程度、纹理、光泽、晶形、透明度、吸湿性、用途等。特别难能可贵的是科学赏石观已见端倪，即运用已掌握的地质学知识，对鱼类和植物化石的成因进行了初步探寻。米芾在观赏石品评方面，作了可贵的探讨，他最早提出相石标准，并以“瘦、漏、透、皱”四要素作为鉴评石的标准。北宋文学家苏东坡在此基础上提出“石文而丑”的赏石观，以石“丑”为美，可谓得赏石之精髓。此外有叶梦得［1077—1148年，南宋文学家，字少蕴，号石林居士，原籍江苏吴县（今苏州市吴中区和相城区），居住浙江吴兴］的《石林记》以及《宣和石谱》等，详细描绘出山石的形象，绘成石谱，从而使山石的选择、欣赏由单纯的文字描述发展到图文并茂，极易识别，有力地推动了赏石文化的普及和提高。

三是营建园林追求诗情画意。唐代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园林建造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达官贵人到文人雅士，争相营建园林，“聚拳石为山”“嘉木怪石，置之阶遇”，入园如入山林，“与石为伍”。他们还在山村中建别墅、山居，仿造自然之胜，追求诗情画意。唐代诗人王维购得宋之问的蓝田山庄后，称之为“辋川别业”，在著名的《辋川集》中，以辋川山庄的文杏馆、鹿柴、临湖亭、金屑泉、白石滩、竹里馆、漆园、椒园等二十景入诗。这二十首诗，每首都是一幅独立成画的精美小品，组合起来又成一幅井然有序的辋川别墅图，图中园林之精巧，山水之清秀，境界之静美，令人赏心悦目。在诗人归隐辋川，得意山水的那段日子里，他以辋川别业的二十景观为素材，以诗人和画家独到的视觉，创作了有名的《辋川图》，可惜今日所见为后人临摹的。

泰山玉皇顶无字碑
（陈丽娜 摄）

宋代造园艺术和技术均达到了成熟的阶段，设计规划则趋于清新、精致、细腻。尤其“文人园林”的兴起，集中反映了园林的新水平，写意山水画与写意园林充分表现出士大夫对可望、可行、可游、可居自然景观的追求。宋代造园刻意追求意境，不拘泥细节，强调神似，自然山石已成为普遍使用的造园之材。一代名园“寿山艮（gèn）岳”，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性质的园林作品，尤其是置山石、挖池、叠山等的规模和技艺均为全国造园之典范。艮岳是汉族古典园林建筑之一，属于中国宋代的著名宫苑，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兴工，宣和四年（1122年）竣工，初名万岁山，后改名艮岳、寿岳，或连称寿山艮岳，亦号华阳宫。宋徽宗赵佶（jí）亲自写有《御制艮岳记》。“艮”为地处宫城东北隅之意。宋徽宗是历史上有名的风流皇帝，虽疏于政务，但在书画、园林、赏石等方面却有独到之处。他写字自成一体，世称“瘦金体”，其写意花鸟亦独树一帜。他深厚的书画功力表现在造园和赏石文化上亦超凡脱俗，具有独到的鉴赏力。他是我国观赏石的最大收藏家，不惜人力、物力广泛搜罗奇花怪石，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花石纲”（《水浒传》中对此有过描述）。结果民怨沸腾，国力困竭，1126年金兵乘虚而入，汴京失守。1127年，宋徽宗与宋钦宗被金兵掳走，死于北国，含羞于地下。寿山艮岳被毁，各种花石或捣毁，或淹埋，或搬迁他乡。元代郝经有诗曰：“万岁山来穷九州，汴堤犹有万人愁。中原自古多亡国，亡宋谁知是石头。”宋徽宗酷爱山石，嗜石误国，真是一个玩物丧国的典型。不过从另一角度来说，他倒是从客观上对观赏石的发掘、收藏、陈列、题名、品赏等起到了推动作用，对中国赏石文化做出了贡献。

四是石碑文化绚丽宏富。中国碑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石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无字碑最早最有名的要算泰山顶上的无字碑。泰山玉皇顶玉皇庙门前的无字碑，高6米，宽1.2米，厚0.9米，碑顶上有石覆盖，石色黄白，形制古朴浑厚。此碑究竟是何时、何人所立，现在仍然是一个疑问。唐代武则天的无字碑位于陕西省咸阳市区西北方五十千米处的乾陵，用一块完整的巨石雕凿而成，高7.53米，宽2.1米，厚1.49米，重达百吨，给人以凝重厚实，浑然一体的美感。碑首雕刻了8条螭龙，巧妙地缠绕在一起，鳞甲分明，筋骨裸露，静中寓动，生气勃勃。碑的两侧有“升龙图”，龙腾若翔，栩栩如生。碑座上有“狮马图”，其马屈蹄俯首，温顺可爱；雄狮则昂首怒目，十分威严。碑上还有许多花草纹饰，线条精细流畅。武则天是唐代也是中国唯一一位女皇（624—705年，690—705年在位），其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但她的碑为何一字不刻呢？猜测其原因，有“夸耀功德”说、“罪孽深重”说、“自知之明”说、“李显拒刻”说，莫衷一是。

西安碑林，坐落于著名古城西安市三学街，于北宋二年（1078年）为保存《开成石经》而建立。九百多年来，经历代征集，扩大收碑石近三千方。现有六个碑廊、七座碑室、八个碑亭，陈列展出了共一千零八十七方碑石。在名碑荟萃的展室里，展示了圣儒、哲人的浩瀚石经，秦汉文人的古朴遗风，魏晋北朝墓志的英华，大唐名家的绝代书法以及宋元名士的潇洒笔墨。书圣王羲之、画圣吴道子书画同辉的笔墨迹以及诗画双绝的王维的竹影清风更为碑林增辉溢彩。西安碑林以其独有的特色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物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62年被公布为中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一陈列室前是专为陈列修盖的碑亭。是碑林最大的石碑，刻于公元745年，是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书写的。陈列室里主要陈列内容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礼仪》《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尔雅》《公羊春秋》《孝经》《论语》12部经书，共计650252字，用石114方，两面刻文。清代补刻的17面3万余字也陈列于此。12部经书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必读之书。因为当时印刷术不很发达，为了避免文人学士们在传抄经书时出现错误，并能永久保存，就把这12部经书刻在石碑上，作为范本，立于长安城国子监内，供人们校对。我国自东汉开始，曾先后7次刻经，是目前仅存的一套完整的石刻经书。

第二室陈列着许多具有史料价值的石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立于公元781年，后世才从地下发掘。此碑记叙了古代罗马景教传入中国的盛况，石碑侧面用叙利亚文刻写了70位景教人士的名字。石碑记载的史实中外史书全无记载，因此弥足珍贵。清代丹麦人荷尔漠来西安用重金偷买未遂，只好托人刻一假碑（现存伦敦）。它是研究中外关系的宝贵资料，其拓片早已辗转国外。《中尼合文陀罗尼经幢》是一种柱状石刻，有六角柱形、八角柱形和圆柱形，用中国和尼泊尔两种文字刻成，反映中尼两国佛教的交流。《不空和尚碑》反映了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史实。《明德受记碑》记载了明末农民起义军李自成建立的农民政权“大顺国”，并反映了当时陕西灾后“人食人”的惨状。《曹全碑》虽是为汉代曹全树碑立传，却无情地记载了他镇压黄巾起义的事实。(www.xing528.com)

第三室的石碑荟萃了历代著名书法家的手迹。秦代李斯的篆书见于《峄山碑》；汉代隶书见于《曹全碑》；东晋王羲之手书见于《大唐三藏圣教碑》，此碑文字是后人从他的遗墨中拼集而成，人称“千金碑”。《唐多宝塔感应碑》留下了唐代颜真卿的楷书；《唐玄宗秘塔碑》留下了柳公权的楷书；《判千家字文》留下了唐代张旭的草书。另有宋代赵佶、黄庭坚，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清代皇帝的书法手迹。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文字和书法发展的轨迹。

曲阜碑林在山东曲阜，主要集中于孔庙、孔府、孔林、周公庙、尼山等处，其中以孔庙最多。在时代上，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代代均有。按形制来说，有立在地上的石碑，也有嵌在壁上的石碣、题记、画像石等。字体上，篆、隶、楷、行、草皆备。内容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灾情无不记述。它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研究我国文字沿革、书法艺术和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及孔庙建筑史的珍贵资料，在中国碑刻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柳公权《玄秘塔碑》
（局部）

曲阜的碑刻尤以汉魏六朝石碑最为著名，其中汉代碑刻24块，是我国保存汉碑最多的地方。《乙瑛碑》《礼器碑》和《史晨碑》，被称为“孔庙三碑”，是汉代隶书的重要作品。《乙瑛碑》号称我国八分隶书的典型石刻，笔势刚健，书法雄劲。碑文布局精彩动人，给人以突拔中蕴含温和之感，被誉为“汉碑中佼佼者”。《礼器碑》“书法锋铦神浑，苍古温润，无美不备，有汉分隶之独步也”。《史晨碑》是汉隶中难得之笔，古人称赞它“两碑字修饰紧密，矩度森然，如程不识之师步伍，整齐凛不可犯”。

从历代帝王的祭孔石碑中，我们可以看到历代帝王是怎样利用孔子思想巩固封建统治的。如成化四年（1648年）《御制重修孔子庙碑》写道：“朕惟孔子之道，天下不可一日无焉。生民之休戚系焉，国家之治乱关焉。”“使天不生孔子，则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后世何从而知之，将必昏昏冥冥，无异于梦中，所谓万古如长夜。”因而在孔庙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封建帝王的祭孔石碑，如洪武、永乐、弘治、成化四碑被称为“四大明碑”；康熙碑，是孔庙十三碑亭里最大的一块碑，清康熙二十五年所立，重约35吨。

五是摩崖石像别具特色。唐宋时期的石雕佛像在借鉴外来雕刻艺术的同时，还吸取了中原地区传统艺术的手法，并融入儒家之精神，身材结构合理匀称，体态丰腴饱满，写实性较强。宝相或庄严慈祥，或飘逸睿智，充满雄强的气势和向外迸发的力量，展示了唐宋时期那种普度苍生而自强自信的盛世佛教景象。

洪武碑
（刘敏 摄）

唐宋时期的石雕佛像数量众多，其中最著名的是乐山大佛。这尊石雕大佛像地处四川省乐山市，岷江、青衣江和大渡河三江汇流处，它是依凌云山栖霞峰临江峭壁凿造的一尊大佛。佛像开凿于唐玄宗开元初年（713年），是海通禅师为减杀水势，普度众生而发起，筹集人力、物力修凿的。海通禅师圆寂以后，工程被迫停止。多年后，由剑南节度使韦皋续建，直至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完工，历时90年，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大佛。乐山大佛头与山齐，足踏大江，双手抚膝，大佛体态匀称，神势肃穆，临江危坐。在大佛左右两侧沿江崖壁上，还有两尊身高超过16米的护法天王石刻，与大佛一起形成了一佛二天王的格局。与天王共存的还有数百上千尊石刻塑像，宛然汇集成庞大的佛教石刻艺术群。

我国最南端的摩崖石窟是通天岩石窟，它在江西省赣州通天岩风景名胜区，距赣州市6.8千米。通天岩石窟开凿于唐朝，兴盛于北宋，至今保留着唐朝至宋代的石龛造像359尊，宋代至民国的摩崖题刻128品，被称为“江南第一石窟”。

通天岩风景区由摩砂岩石山组成，是一处典型的丹霞地貌风景区。多天然岩洞。其一岩洞顶有一窍，相传上可通天，故名。主要有通天岩、翠微岩、忘归岩、同心岩、广福寺、玉水池、一滴泉、玉岩亭、惜春亭和群玉阁等十多处景点。通天岩风景区现存的摩崖造像，可划分为四组：一是位于通天岩与翠微岩相交接处的8尊菩萨造像。8尊造像开凿于唐代末年，开通天岩摩崖造像之先河，其中两尊观音菩萨造像保存最为完好，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二是位于通天岩山崖部，由五百罗汉拱卫着的毗卢遮那佛及文殊普贤两胁侍的组群造像。这组造像开凿于北宋中期，规模最大，气势最为恢宏。三是以僧人明鉴为主施造的单龛十八罗汉像，开凿于北宋后期，是通天岩摩崖造像的精华所在。四是位于翠微岩，由虔朱氏施造的弥勒佛像等，开凿于南宋初年。

通天岩石窟佛像
（刘敏 摄）

通天岩石窟
（刘敏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