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费用的计量分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宏观层面以一个国家或地区为考察对象,微观层面则以一个企业或一个项目为研究范围。威廉姆森是探讨微观层面交易费用计量的奠基人。在1985年,他认为,尽管直接计量“事前”和“事后”的交易费用很有困难,但可以通过对制度的比较来对交易费用作出测算。根据这一思路,可以对不同制度的交易费用进行比较。
设G1和G2表示一组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G*是被选中的安排,C1和C 2是各制度安排方案所对应的交易费用,则可得到下式:
那么,如何计算每一种制度安排方案下的交易费用呢?在威廉姆森看来,首先要提示使各类组织(制度)安排有区别的组织属性如何影响与组织相关的成本,然后以差别化方式将上述成本的发生与交易的各个可观察维度(如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等)相联系。因此,可用关系式:C=βX+L。将其代入式(2-17)得到:
式中:X表示影响组织制度费用的可观察的特征向量;β1和β2为参数向量;L 1和L 2为未被观察到的因素中决策者估计组织制度成本时的误差、差错等。即使无法观察交易成本,但仍可通过具体分析交易如何影响各组织形式的效率差别来设计可检验的假设,并根据β1和β2的相对量值建模预测。在实证分析中,观察到制度G 1的概率为Pr(C1<C2)=Pr[(L 1<L 2)<(β1<β2)X],X的影响决定于(β1<β2)的符号。(www.xing528.com)
上述简化假设很容易用定性选择模型加以检验。最先使用这种假设的研究有:蒙特沃德(Monteverde)等1982年对汽车行业部件供应一体化及对生产性资产的产权分配研究,安德森(Anderson)等1984年对电子零部件行业的销售人员前向一体化研究,以及玛斯顿(Masten)1982年和1984年对航天工业中自制-外购政策研究。
威廉姆森用可观察属性对组织成本差异的影响来重新阐述交易费用的方法,避免了对交易费用的直接比较,扫清了交易费用分析中假设检验的关键障碍,使对交易费用分析的正规统计检验成为可能。随后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样的结论:交易费用的考虑,影响到了组织选择和设计,并特别影响到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等在这些决策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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