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时期的水利管理之探讨

秦汉以来，中原的水利建设逐渐进入高峰期。据《史记》所记，秦及西汉初期因为漕运原因而修建了许多大型水利设施，如秦境内的郑国渠，西汉时的褒斜道、龙首渠等。农田灌溉水利也迅速发展，“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当时的关中曾“发卒数万人作渠田……久之，河东渠田废，予越人，令少府以为稍入”。由于水利的运用对农业生产非常重要，效果也明显，如郑国渠的建设，对当时的关中的农业生产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渠就，用注填瘀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疆”^[16]。此后，西汉时围绕郑国渠还修建了六辅渠：“元鼎六年……奏请穿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傍高之田”^[17]；并在郑国渠南侧兴建白渠：“太始二年，赵中大夫白公复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饶。”^[18]当时对农田水利的认识有了很大进步，曾在境内许多地方兴修水利，“所以备旱”，汉武帝曾对臣下说：“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也。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细民未知其利，故为通沟渎，畜陂泽，所以备旱也。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其议减。令吏民勉农，尽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时。”^[19]针对农田水利建设的建议也很多：““临晋民原（愿）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余顷故卤地，诚得水，可令亩十石”；“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顷。五千顷故尽河壖弃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万石以上。”^[20]

西汉时黄河水患已经数度成灾，针对黄河的治理，也出现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汉书》曾有上中下三策作为治河的建议：一谓迁徙民众，“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处其所，而不相坚。且以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二谓开渠发水，分杀水势，“今濒河堤吏卒郡数千人，伐买薪石之费岁数千万，足以通渠、成水门，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虽劳不罢。民田适治，河堤亦成，此诚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故谓之中策”；三谓兴修堤防，“若乃缮完故堤，增卑倍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此最下策也。”^[21]以现在的观点判断，班固所谓的上策，就是迁徙民众、放弃治河，此实为下下之策；开渠引水，灌溉农田，如果能做到，应是上佳之策。班固认为，“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罢于救水，半失作业；水行地上，凑润上彻，民则病湿气，木皆立枯，卤不生谷；决溢有败，为鱼鳖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则盐卤下湿，填淤加肥；故种禾麦，更为粳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转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22]但彻底消除河水泛滥之害，需要堤防技术做保障，否则不容易实现。而迁徙民众的所谓上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加筑堤防，虽不失是一种积极的防治方法，但在当时技术条件有限的背景下，很难避免河水决堤泛滥。

两浙地区在东汉时期最著名的水利工程即是位于会稽郡的镜湖、位于余杭郡的南湖，以及白砂三十六堰。镜湖，后称鉴湖，位于吴越中心地区的会稽郡，在府城南三里，东汉永和五年，由会稽太守马臻发起兴建，跨越山阴、会稽两县，汇集三十六源之水，当时的鉴湖面积很大，“周三百五十八里”，湖中筑堤“界湖为二”。兴建镜湖的目的主要是用于灌溉，“沿湖开水门六十九所，下溉田万顷”^[23]。南湖，又称南下湖、南大塘，在余杭县（今余杭镇）西二里。相较于会稽郡的镜湖，南湖的规模要小得多，“周回三十四里一百八十一步”，“灌溉县境公私田一千余顷，所利七千余户”。除了灌溉农田，南湖的主要功能还在于防涝防洪，《水经注》：“县后溪南大塘，陈浑立以防水。”实际上南湖也是当时余杭县治的主要供应水源。

这时期在两浙地区出现了新的水利工程形式——堰。这种形式的水利建筑早在战国末期就在秦国境内已经出现，“蜀守（李）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24]。与之前的湖塘河渠等主要以水源供应、交通运输、防洪排涝等功能不同，堰渠的功能主要在于农田灌溉，显示这时期农业生产在水利开发中逐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与之前湖塘等被动性的阻水、蓄水不同，堰渠的建造属于主动性的引水，由此，不论是水利技术还是水利观念，较之此前都有明显的进步。两浙的堰渠出现时间较晚，东汉后期建造的白砂堰、东郭堰是其中较早的实例。白砂堰，在金华府汤溪县（今金华婺城区），共计三十六堰，主要分布在汤溪县东二十里金革乡之十都、十一都、十四都，遂昌乡之十五都、十六都，由汉柱国将军卢文台所开。“首衔辅苍，尾跨古城”，从辅苍山到汤溪县城，规模很大；“量田之多寡，定注之大小”，根据沿途田地的多少来调整堰渠的水量；“视地之远近，制流之短长”，按照灌溉的远近建造灌溉渠道；“堰各有潭，潭各筑塞”，渠道尽头并有湖塘，建造闸门，以调节、储存水量；“大抵俯仰诘曲，与溪为谋”，建造拦河堰坝，引来白沙溪水。^[25]白砂三十六堰“溉田千万顷”^[26]，受益农田达到千万顷。其中的第十九堰规模最大，“阔一百余丈，水分六带，灌田尤多，因名曰第一堰”^[27]。后人评价为“其利则溥，其功诚难”^[28]。东郭堰在余杭县东“南渠河上”，开凿时间较早，由东汉余杭县令兴建，大约与南湖同时修建，但较早废止不用。^[29](www.xing528.com)

南朝萧梁时期建造的丽水通济堰，是早期又一个较大型的水利工程，“障松阳、遂昌两溪之水”，建造拱形堰坝；灌溉渠道覆盖整个碧湖平原，“惟通济一堰灌丽水西乡之田为最广”^[30]；建造分级渠道，“分为四十八派，析流畎浍，注溉民田二千顷”^[31]。通济堰的兴建，显示当时已经有比较成熟的水利体系与理念，“盈则放而注诸海，涸则引而灌诸田，故力农之家无桔槹之劳、浸淫之患”^[32]。通济堰由堰堤、大斗门（总闸门）、干渠、概头（分闸门）、支渠、毛渠、湖塘等组成，堰堤用以截水，洪涝时水漫堤而过，枯水时节则截溪水入通济渠。大陡门是通济渠道的入水口。通济堰干渠自通济闸起，迂回长达二十二点五公里，纵贯碧湖平原，至下圳村附近注入瓯江。干渠各段又设分闸门，称为“概”，如开拓概、凤台南概、凤台北概、石剌概、城塘概、城章塘概等，概闸的作用是平衡水流、调节水量，原来据称有大小概闸七十二座；由各概闸分析出的大小渠道呈竹枝状分布到碧湖平原，以概闸调节，分成四十八派，并据地势而分上、中、下三源，实现自流灌溉与提灌结合；支渠的一端设湖塘，“又以余水，潴而为湖，以备溪水之不至”^[33]，原有湖塘百余座；渠道的尽端又设斗门，旱季时用以储水。通济堰以堰堤、渠道、概闸用以引水，配合湖塘储水，形成了以引灌为主，储泄兼顾的水利体系。这一水利体系在萧梁时期大约已经初具规模，到北宋时已经很完备。^[34]

南宋时期是水利管理与技术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这时期的水利管理，以两部文件为重要标志，亦即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范成大修订的《通济堰规二十条》，以及魏岘编著的《四明它山水利备览》。这两部文本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这时期的水利管理水平与理念。

范成大修订的《通济堰规二十条》，是迄今看到的两浙最早的水利规章，实际上范成大的《堰规》在当时被称为“新规”，因为在北宋时“姚君县尉所规堰事”已经在实施了^[35]，只是该堰规没有流传下来。可见范成大的“新规”与原来的“堰规”应有相当的传承关系。从范成大《通济堰规》内容来看，其在管理机构、人员设置、概闸启闭、用水调节、堰渠修缮以及报官申请、账目管理等都有相关规定，可见当时对水利设施的管理方面已经比较完备的制度规章了。《通济堰规》的主要内容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