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时期的水利工程建设探析

隋唐五代时期是两浙水利明显发展的时期。经过六朝时在东南的经营，到了隋唐时期，东南地区的经济地位迅速攀升。由于这里气候温润，雨量充沛，农作物在一年四季皆可以生长，相较于北方的寒冷、干旱气候，显然东南地区更适宜于农作物的生长、产出，加上六朝以来的政治经济中心的确立，农业、水利技术的进一步开发，以及相对而言较少受到战乱影响，东南的人口也逐渐增多，使得其经济权重逐渐增加。于是从隋唐以降，全国的经济中心逐渐向东南一带转移，尤其到了唐代中后期，东南财赋成为朝廷的主要供给之所，朝廷的军政支出主要仰给东南，韩愈曾指出：“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202]；曾任德宗朝宰相的权德舆也说：“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203]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农田水利建设。记载中这时期兴建的水利工程数量骤然增多，是之前水利工程数量的数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浙水利建设第一个高潮的到来。这时期在府治、县治的所在地及其周围，都有相应的水利项目出现，显示当时水利建设已经相当普及。而其中，隋、唐、五代三个时期中，记载中建于五代的水利工程数量很少，据雍正《浙江通志·水利志》，这时期新建的水利工程中，属于隋代的有一项，唐代四十六项，五代吴越的仅有三项，这虽然并不是完全的统计，但也至少反映了当时水利开发建设水平以及政府对水利建设的重视程度。比较意外的是，钱氏据有两浙约七十年，但关于其兴修水利的事例相对而言却非常少，这是一个值得引起重视且并不被关注的现象。

这时期的水利工程中，当以建于隋代的大运河最为著名。隋朝兴建的大运河，实际上是在历代修建的基础上加以拓展、完成的。隋代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南通会稽^[204]，北到涿郡（今北京），全长2700公里，跨越东南沿海和华北大平原，沟通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海河等五大水系，是古代中国内陆航运的大动脉，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大运河的江南段，“即江南河也”^[205]，原来称为百尺渎、陵水道，分别建于春秋吴、越及秦始皇时期。到了炀帝隋大业六年，“将东巡会稽，乃发民开江南河”^[206]，当时的运河为了通行龙舟，河面非常开阔，“拟通龙舟”，“勅开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里，面阔一十余丈”^[207]。由此也成为江南、会稽通往中原的主要运输通道，“后代因而修之，以为转输之道”^[208]。唐代时，“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209]，“天下大计，仰于东南”^[210]，运河成为主要的交通运输通道。南宋时，建都临安，运河也成为沟通中原主要渠道，因此而倍加重视：“宋孝宗淳熙八年，浚行在至镇江运河，时都临安，尤以漕渠为先务也。”^[211]当时的运河，“自临安北郭务至镇江江口闸，六百四十一里”^[212]。明清时期的运河有多条途径，其中，由武林门出发，经德清、崇德、桐乡、嘉兴到吴江，在明清时期是主要通道，《读史方舆纪要》载：“由杭州府之武林驿，又北历湖州府德清县东三十里，凡百二十里而达嘉兴府崇德县。又东北历桐乡县北八里，凡八十里而经府城西，绕城而北又六十里，而接南直苏州府吴江县之运河，此两浙之运道也。”^[213]

关于大运河之南端，或者说江南运河的南端，后期多认为是在钱唐杭州，但从我们整理的资料看，实际上在唐代以前，大运河的南翼，一直以位于浙东的会稽（今绍兴）作为南侧的端点，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修建的百尺渎、山阴故水道，还是秦始皇时期修建的陵水道，以及隋代兴修的大运河，其南端始终设置在会稽（今绍兴）。《越绝书》载：“百尺渎，奏江，吴以达粮。”百尺渎是一条春秋时期吴国所修的运道，其北端在嘉兴，南端在盐官（海宁），可见最初的运道是不经过杭州（钱唐）的，而是从海宁盐官渡江，最终到达越地。《越绝书》又说：“吴古故从由拳辟塞，度会夷，奏山阴。”^[214]显然，无论是走水路还是陆道，从吴国的核心区出发，经过嘉兴，渡过钱塘江以后，其最终的目的地还是在会稽，“度会夷（即会稽），奏山阴”。到了秦始皇时期，兴建陵水道，江南运河的线路有所调整，从嘉兴出发，不经盐官，而是经过钱唐（杭州），再渡江进入越地，但其终端仍旧是在越地会稽。《越绝书》说：“秦始皇造道陵南，可通陵道，到由拳塞。同起马塘，湛以为陂。治陵水道到钱唐、越地，通浙江。”^[215]《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其南巡到越地的行程说：“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李）斯从，右丞相（冯）去疾守。少子胡亥爱慕请从……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216]显然，修陵水道是为始皇帝巡视会稽而建，之所以选择经过钱唐、而不是沿用原来的路线过盐官，是因为“水波恶”的缘故。盐官一带江面宽阔，钱江潮水最大，不宜过江；而钱唐县附近江面较窄，可以避开潮水，用较短时间渡江，且这一段江面水势相对较平缓。^[217]但这时期的江南运河，其南端应该还是在会稽。

隋朝修建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其北端在涿郡^[218]，南端其实也是在会稽，《读史方舆纪要》载，炀帝“将东巡会稽，乃发民开江南河”^[219]。类似的说法从唐代时就有记载：

（大业）六年……十二月，敕开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郡八百余里，水面阔十余丈。又拟通龙舟，驿宫、草顿并足，欲东巡会稽。^[220]

宋代人也沿袭此说法：

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221]

（大业六年）冬十二月，勅穿江南河……欲东巡会稽。^[222](www.xing528.com)

显然，从最初的吴、越之间的运河开始，一直到隋代修建大运河，其南端一直以越地会稽为端点。

杭州作为大运河南翼的主要节点，大约从唐代开始。这时期杭州所具有的地理优势逐渐开始显现，由于兼有南北向的江南运河与东西向的钱塘江作为交通运输通道，通江达海，使杭州成为两浙区域交通枢纽，罗隐《罗城记》说，杭州“东眄巨浸，辏闽粤之舟橹；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宝货”^[223]。加之地处江南腹地，使得杭州的经济地位逐渐变得越来越重要，“杭州的繁荣实始于唐”^[224]。吴越钱氏据有东南，杭州的区域中心地位得到进一步确认，以至于北宋时，杭州的地位已经超过了苏州、越州（绍兴）^[225]。南宋开始，杭州作为行在所在地，自然成为江南河的南方端点。但从秦代开始南巡会稽的传统一直到清代还有保存，康熙、乾隆巡游江南，就曾多次到绍兴（会稽），祭拜大禹陵。康熙在其《禹陵颂》中说：

朕阅视河淮，省方浙地，会稽在望，爰渡钱塘，展拜大禹庙。瞻眺久之，勅有司岁加修葺，春秋莅祼，粢盛牲醴，必丰必□，以志崇报之意。时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也。^[226]

而从历史区位的重要性来看，唐代以前的两浙一带，浙西即钱塘江以北以吴郡（即苏州）为重镇，浙东即钱塘江以南以会稽为中心。隋朝以前，杭州所在的钱唐，仅是一县级单位，地位大不如吴郡、会稽，谭其骧先生认为当时的钱唐县仅仅与富阳、海宁相当：“钱唐于秦及西汉为会稽郡的属县，于东汉、六朝为吴郡的属县，其时它在东南都邑中的地位非但远不及六朝首都的建康（今南京），秦汉以来吴郡郡治的吴（今苏州），会稽郡郡治的会稽（今绍兴），还赶不上孙吴时即建为郡治的吴兴、金华、临海，东晋时即建为郡治的永嘉，仅仅和邻近的富阳、海宁、余杭等县约略相等”^[227]，显然，这时期的江南运河是不会以杭州为起始点的。无论是春秋时期，还是秦代、隋代，江南运河的南端一直以钱塘江南翼的会稽（绍兴）为起始点。

从唐代开始，杭州作为运河南翼的重要都会，其区域位置得到了提升，并逐渐被视作大运河南翼的重要节点。南宋建都临安，杭州由此也成为江南运河的中心，并北通中原，南联绍兴、明州（宁波）。

除了大运河的修造，唐代时水利建设的活动也更加频繁。由于人口增加，城市数量增多，对城市水利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许多地方针对府县所在地的天然湖陂进行整治改造，对湖塘陂泽进行开挖疏浚，以提高城市的防涝抗旱能力，同时也能为城市提供水源、为农田提供灌溉所需，“以饮以溉，利民博矣”^[228]。《宋史》说：“明越之境皆有陂湖，大抵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旱则放湖水溉田，涝则决田水入海，故无水旱之灾”^[229]。浙东的地形大多类似，故这时期的许多府县都有陂湖兴建，包括杭州西湖，富阳阳陂湖，余杭北湖，归安县菱湖，长兴县西湖，明州东钱湖、广德湖、小江湖，慈溪县慈湖、花屿湖杜白二湖、建德县西湖，寿昌县西湖，永嘉县会昌湖等在内的一批城市湖泊在唐代时得到大力兴修。其中如杭州西湖，古称钱湖、明圣湖，虽然西湖在六朝已有记载，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县南江侧有明圣湖，父老传言，湖有金牛，古见之，神化不测，湖取名焉。”但有规模的整治疏浚大约是从唐朝开始。唐长庆年间白居易来任杭州刺史，开始浚治西湖，增加了西湖的蓄水量，使得沿湖、沿河农田得以旱涝保收，白居易《钱唐湖石记》：“钱唐湖，一名上湖，周回三十里，北有石函，南有笕。凡放水溉田，每减一寸，可溉十五余顷；每一复时，可溉五十余顷。大抵此州春多雨、夏秋多旱，若堤防如法，蓄泄及时，即濒湖千余顷田，无凶年矣。”除了灌溉沿湖农田，疏浚后的西湖还能灌溉运河沿岸的农田：“自钱塘至盐官界，应溉夹官河田须放湖水入河，从河入田，淮盐铁使旧法，又须先量河水浅深待溉田，毕却还原水尺寸，往往旱甚则湖水不充，今年修筑湖堤，高加数尺，水亦随加，即不啻足矣。”^[230]西湖水除了农田灌溉，还作为城市日常用水，《宋史河渠志》“杭近海，患水泉咸苦，唐刺史李泌始导西湖，作六井，民以足用”^[231]。西湖水也作为城市水网的储水库，供给市内诸河，平衡城市用水，“杭城全藉西湖之水达城内之河，上通江干，下通湖市”。苏轼也说：“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於水。并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食。”^[232]实际上许多府县城的湖陂都有类似作用，如富阳阳陂湖，建于贞观十二年，“溉田万顷，惠利在民”^[233]。位于宁波东侧的东钱湖，唐天宝二年鄮县县令陆南金开广之，因原来在鄮县之西，故也称西湖，又名万金湖，“以其为利重也”。周围八十里，受七十二溪之流，四岸有堰凡七，即钱堰、大堰、莫支堰、高湫堰、栗木堰、平湖堰、梅湖堰等，“水入则蓄，雨不时则启闸而放之”，“鄞、定海七乡之田资其灌溉”^[234]。

当时的堰堤建设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位于宁波西南的它山堰，是一座颇具特色的水利工程。它山堰建于唐太和七年，由当时的鄮县县令王元暐兴建，“迭石为堰于两山间”；堰堤不大，用条石砌筑，“阔四十二丈，级三十有六，冶铁灌之”；横跨鄞江，有阻咸蓄淡、引水灌溉的功能。“初，鄞江水与海潮接，咸不可食、田不可溉”，于是筑它山堰，堵截咸潮，使得上游来水灌溉农田、进入城市，“渠与江截为二，渠流入城市缭乡村，以灌七乡田数千顷”。此堰经历千余年，至今仍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