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时期是东南地区得以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阶段。自汉武帝元狩年间开始，北方民众每遇战乱，多选择往南迁徙，以躲避杀戮。到了东汉初，“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原，会稽颇称多士”[137]，精英人士的驻留，促进了东南一带文化的发展。西晋末不仅“衣冠南渡”，还把政治中心迁到了大江以南的建康，使得政治经济的重心随之南移，大批的中原士族随着朝廷的南迁而接踵而至，使得北方相对先进的经济文化也转移而来，东南地区的社会经济由此得到了明显的推进。北方移民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与充实的资金，使得当时尚未充分发展的江南地区得到了有力的开发，由此也使江南地区逐渐取代中原地区而成为经济、赋税重心。《宋书》说：“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又说：“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138]没有战乱，人口增加，加上“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使得东南一带的农业、经济得到明显发展。
其中，反映在水利建设上面，这时期的水利建设多有大项目出现。东晋时，会稽内史贺循兴建的西陵运河，“北起西陵（今萧山西兴镇），西南经绍兴城东折而抵曹娥江边的曹娥和篙坝，全长逾20里”[139]，据说最初这条河道的开筑主要为了用于灌溉，“晋司徒贺循临郡，凿此以溉田”[140]。但河道的开凿，一方面增强了原来鉴湖的灌溉、排水作用，另一方面也贯通了浙东宁绍区域的水路交通，其社会经济效益更显突出。
此时由于东南一带的进一步开发，水利建设不仅仅在会稽、余杭一带多有兴筑，其触角还伸展到省内相对比较偏远的地区，如建于梁天监年间的通济堰，即位于当时还比较偏僻的处州府丽水县（当时属松阳县），这是一个覆盖碧湖平原的水利系统工程。汉代卢文台修筑白砂三十六堰、余杭守令建造东郭堰，这些堰堤单个体量都不大，因此灌溉的农田范围也有限。而通济堰则是在前代修堰的经验基础上所建设的水利工程，也可能是之前最大的拦水工程。通济堰的修建显示当时在水利建设方面具有的诸多成熟技术。
首先是选址合理。堰堤建在碧湖平原西南端的地势最高处，对碧湖平原形成高屋建瓴之势；从通济闸引水入渠，逐级分流，实现对碧湖平原的自流灌溉。建造堰堤的位置正好是松荫溪进入碧湖平原的喇叭口的顶端，溪流两岸是自然的山体基岩，选择这个位置建造堰堤，可以用不长的堰堤充分拦截上游来水，使堰堤的拦水效益最大化；同时两岸稳定的基岩也可以使堰堤基础更加稳固，保证堰坝的稳定性。堰堤的下游不远处即是松荫溪与瓯江的汇合处，在洪水期大坝受到瓯江回流的自然顶托作用，也可以减弱洪水对大坝的压力，增强了大坝的抗洪水冲击能力。
其次是堰堤造型科学。现在的大坝造型呈拱形，可能初建时即为拱坝形状，相关史料记载了当时选择堰堤形状的故事：
梁有司马詹氏，始谋为堰，而请於朝，又遣司马南氏共治其事。是岁，溪水暴悍，功久不就。一日有老人指之曰，过溪遇异物，即营其地，果见白蛇自山南绝溪北，营之乃就。[141](www.xing528.com)
有学者根据相关资料认为，通济堰堰堤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拱形大坝；拱形堰堤的优势在于：一是它比直坝加长了坝体，相应地降低了大坝的单宽流量，减轻了水流对堰堤单位宽度的冲击力，从而使堰堤具有较强的抗洪峰能力。二是使流过坝顶的溢流改变了水流的方向，减轻了对堰堤护坡的破坏，使堰堤增加稳定性。三是拱坝与排砂闸共同作用，利用螺旋流，使斗门上方淤砂经排砂门除去，清水进入渠道。
三是合理处理了山间溪流与堰渠的交叉关系。通济堰石函立体水系分流系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实例，即在渠道与山间溪流的交叉节点，建造“石函”，横跨主渠道，类似于水流立体交叉，上部按照山间溪流方向导引溪流，引走泉坑砂石；下部为堰渠，使溪水、渠水上下分流，互不干扰，从而妥善处理了山溪水暴涨时引发砂石淤塞渠道的难题。
四是竹枝状水利灌溉网系。通济堰堰渠纵贯碧湖平原，由干渠、支渠、毛渠逐级输送水流，形成竹枝状分布。据记载有“四十八派”，灌溉体系分上、中、下三源，实现三源自流轮灌，并结合众多的湖塘水泊储水，形成以引灌为主，储、泄兼顾的竹枝状水利灌溉网络。
五是具有完善的管理体系。通济堰有严格的堰规堰制，北宋元祐、南宋乾道、明万历及清同治、光绪年间均曾订立、修订，并一直沿用下来。在北宋关景晖的碑记中，已经提到了通济堰的早期堰规[142]，可见通济堰的管理制度在北宋之前已经建立。
由此看来，至少在南朝时期，两浙的水利建设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一点可以从丽水通济堰等古代水利工程中获得一部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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