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杭南湖：两汉时期的重要水利工程

与会稽镜湖的兴建相隔30余年的后汉熹平二年（173年），余杭县令陈浑在浙江北翼的余杭开筑了南湖。当时的浙江之境，还不是充分开发的地方，《史记》所谓的“地广人希”是也。农业生产在许多地方还是“火耕而水耨”^[85]，基本是“因天材、就地利”，除了越地的核心区域会稽一带，以及浙江北岸的吴地范围、浙江以南的现金衢平原地区，其他地方由于居住人口不太集中，较少有系统的水利建设活动。余杭南湖位于浙北的吴地范围，是当时开发的为数不多的大型水利设施之一，也是两汉时期在浙江范围内修建的又一个比较重要的水利工程。其建立的初衷据说是“立以防水”^[86]，所以《浙江水利志》称其为“浙江最早的分洪水库”^[87]，但除了显著的防洪作用，其农业灌溉的应用也同样重要：“开湖灌溉县境公私田一千余顷，所利七千余户”^[88]。

南湖位于浙江北岸的余杭县（今余杭镇），西依天目山，东临杭嘉湖平原，天目山之水沿苕溪而下，进入余杭县域的平原地带，“水势奔放”，常常冲毁、淹没农舍、耕田：“天目之麓，山隘地高，（苕溪）下流水势奔放，不可为力。余杭界其间，襟带山川，地势平彻，当苕水之冲，流洪岁常一再至；久雨或数至，倏忽弥漫高处二丈许，然不三日辄平，其为患虽亟除，而难测以御也。”由此造成对民生的破坏：“野不可耕，邑不可居，横流大肆，为旁郡害。”^[89]陈浑任余杭县令后，即开始兴建南湖，以解决苕溪水害。

南湖由上下两湖组成，并称南下湖、南上湖，其中，靠近苕溪的称南下湖，毗邻北部山区的称南上湖，中间以堤防相隔，“并溪者曰南下湖，环三十四里，并山者曰南上湖，环三十二里”^[90]。兴建南湖的最初目的可能是防洪，针对汛期苕溪水的汹涌而来，在溪流一侧开设水闸，引洪水如湖中，以减缓水势，“洪流从高赴卑，其势悍甚，得所谓石门函（即闸门）者，则折而汇于湖，既就宽平，其暴必杀”。除了分洪析流，南湖的另一项重要功能是灌溉，“溪流纡余徐引，而东湖之水泄于南渠河；河流而东，接东溪五福渠之水，以入于吴兴；其派别而北者，为黄母港十二里，与苕溪会于其会处，节以石埭，曰西函；溪流方涨则闭，以固东乡之田，竢其稍落，则启函，以走渠港之涝下，田亟干，水不储浸，若旱暵，亦即启函以灌溉”^[91]。其中提到的石埭，即漫水坝。由石埭、石函（闸门）组成的截水、引水系统可能是后期陆续兴建，东汉陈浑时恐怕不一定已经有如此完善的储水、灌溉系统。《咸淳临安志》说：“后汉熹平二年，县令陈浑修堤防，开湖灌溉县境公私田一千余顷，所利七千余户”^[92]，《咸淳临安志》显然认为南湖的主要功能在于灌溉。实际上除了农田的直接受益，对于赋税等的间接作用也非常明显，“膏腴千顷，余无水旱，号为沃壤，衣食万室，出赋输无虑万斛，而计其为旁利，又倍蓰也”^[93]。此后由于疏于管理，南湖堤塘逐渐损坏，湖面缩减。到了唐代，县令归珧重加修浚，“唐宝历中县令归珧重修，百姓祠之，立石为记”。进入两宋时期，对水利建设尤其重视，南湖也因此“随时修筑”，“宣和中，知县江袠躬访利害，绍复前绩，民赖其赐”；“绍兴中，县令李元弼率民筑增三尺，州又差捍江兵士及濠寨官助之，塘漏，则以槀为箔捍护，得免者屡矣”^[94]。宣和年间任余杭县丞的成无玷对当时南湖水利的兴修有比较详细记载：(www.xing528.com)

历年久远，溪湖皆高，堤堰俱圮，水或逆行，漂没庐舍，西函既自疎罅，守者贪略，窃启以渡舟，水因大至，官趣救，目前遽塞之，以弭患。自函之塞，十岁九涝，民日益困，土脉沮洳，殆成弃地。今大夫江公以今宣和四年夏来临此民，属兵火之余，视民瘠甚，为之恻然，思所以振之者，徧诹耆旧，得溪湖利病甚详，民以厌患于堤防、来告大夫。曰，民固困，吾不忍，若厉然用，若请也，是将永逸之，报幸朝廷宽恩，无他赋役，备豫于暇日，不亦善乎！乃以是年冬度工赋事，民驩趋之，始于西函，次五亩堘，次缘湖之岸、当溪之冲者，曰紫阳滩、尹家塘，次护郊之堤，曰中隔塘，次缘溪之岸、当西函之左右者，西逾明星渎，东接庙湾之塘；次上湖可泄者、渠河受水处，曰石棂桥；次缘溪之岸当石门函之左曰闲林塘，南岸皆全矣，凡北岸之塘与南对修，由西门之外曰五里塘，西山之横陇，当溪之冲者曰龟塘，及东乡之外尽十四坝之防，一皆图治，于是决渠之岸无偏强之患，其下流远郡，与钱塘接境之田，犬牙绮错，而塘在吾邑者，曰庙湾，曰许家坝，曰菱荡，曰塘口，曰蜃潭，曰化湾，与其西岸石瀨曹桥之间十余坝之岸，亦皆增葺，凡堤防之设，西函巨为最，大夫躬劝相抚循之，以讫役，雪霜风雨，往来暴露，车殆马烦，徒御疲剧，而大夫践履泥途，临视指顾，蚤莫不懈忘疲，与痯民知其为我劳也，亦忘其劳。尝大雪与民约，日霁而来，民莫肯去。凡函之制，因其利而颇加以巧思，安以养勇不动之心，期以悠久不息之诚，应于人而验于物，工师殚其技，役夫敏其力，坚厚精密，岩岩山峙，经始十二月甲寅，落成于明年三月己巳，其高七仞，其厚一百三十丈，两涯横敞，其中启闭处，小陋从陿度敞去相寻有半加肤寸焉，故石之工九百七十，役庸万有六千三百，用缗钱四十三万，皆函下之民计亩乐输，足用无赢不愆于素。函成，远迩纵观，愕眙叹服，诸儒为文若诗，以纪颂之。自余堤防由东塘而上，分委邑佐董之，各因其地之民，故役不告劳，而工并集。^[95]

唐宋以来，杭州的地位提升，南湖的水利也就与会城的安危有了更紧密的关系，“湖塘之废，重为三州六邑之害”^[96]。成化《杭州府志》也说：“杭东南濒江薄海，西北限以高山，而水或暴溢，而仁和诸县婴泛滥；亢不雨，则昌化诸县病旱暵”^[97]，余杭南湖的存在，对于缓解杭州的旱涝灾害或具有一定的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