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井是最早被原始人所灵活利用的一种水利形式，早在河姆渡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河姆渡遗址是距今六七千年的文化遗存，位于浙东宁绍平原东翼的余姚市，遗址总面积达4万平方米，叠压着4个文化层，出土了人工栽培稻遗物、骨器、陶器、玉器、木器等各类生产、生活用具，以及干栏式木构建筑遗迹。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谷壳、稻叶、茎秆和苇编交互混杂的堆积层，最厚处达80厘米，说明当时的农业发展已经相当成熟。出土的稻谷经鉴定属栽培水稻的原始粳、籼混合种，以籼稻为主。伴随稻谷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农具，如骨耜等；其中2件骨耜柄部还留着残木柄和捆绑的藤条。骨耜的功能类似后世的铲，是翻土农具，显示当时耕作技术的水平。遗址中的稻田面积约6公顷，显示稻作的种植具有相当的规模。[2]
在河姆渡遗址第2层发现一眼木构水井遗迹。“1973年11月9日至1974年1月10日在1973年试掘的基础上，对遗址的南部进行了首次发掘，发现了4个相互叠压的地层，揭露了干阑式建筑和水井等遗迹”[3]，这是中国当时所知最早的水井实例，也是迄今发现的采用支护结构的最古老木构水井遗存，“距今已有5600余年”。水井位于居住区边缘的一处浅圆坑内，井口略呈方形，“它是由200多根底部削尖的木桩打入地下，组成一个直径约6米的圆形栅栏桩，中间是4排密集的桩木，形成边长为2米的方形木构井，其内侧各有一根粗圆木，榫卯连接构成一个‘井’字形框架，以支撑四边井壁的压力，防止排桩向井内倾倒”[4]。另在井内发现有平面略呈辐射状的小长圆木和苇席残片等，推测可能原来井上还建有井亭类构筑物。杨鸿勋在《河姆渡遗址木构水井鉴定》中记载了河姆渡水井出土时的构造情况：“在一个直径约600厘米的不规则圆形坑边，发现环绕布置的桩木残段，桩木残存28根，间距不等。朽木直径一般约5厘米，垂直入地约100厘米，最深者142厘米。坑呈锅底状，深处不足100厘米，坑内为黑色淤泥。坑底中央稍偏西北有一方坑，边长约200厘米，方坑底距当时地表135厘米。方坑壁四周密排圆桩或半圆桩（直径约6厘米），并加水平方框支护。水平方框由4根直径约17厘米的木料构成……（木料）两端各有榫头，出土时四榫卯交接仍为原状”，并由此判断为“发掘所见的大圆坑底部设有支护结构的方坑，是目前所知长江流域最早的人工水源结构形式，它是高水位地区的一种木构支护水井的雏形”。[5]河姆渡遗址第2文化层距今约5500年，说明至少在距今6000年前后，当时已经有比较成熟的水井建造技术了。这种在水井上面建造亭类建筑的做法在其他同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有见到。
浙北地区的水井最早大约在距今6000年的马家浜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与河姆渡文化时期发现水井的时间大致相当。到了距今4000—5000年的良渚文化时期，水井的构筑技术已经比较完善，属于良渚文化时期的水井已经发现了不下百座。如湖州毗山遗址的两处水井遗址[6]、湖州钱山漾遗址的木质壁水井[7]、海盐仙坛庙遗址的水井遗迹[8]、余杭三亩里的土坑水井[9]、嘉兴姚家村遗址[10]等等，几乎所有的居住遗址，都伴有水井遗迹出现，有的水井遗迹还不止一处。其中如嘉善新港发现的水井，是把整段大树干对剖为两半，然后剖空而成圆弧形井圈，再采用榫卯结构使之固定，这种加固方法较好地增强了井壁的牢固度，使得水井的使用时间更加持久[11]；余杭钵衣山遗址则发现了建造精良的方形土井与卵石砌作的浅水井相结合的水井实例，其中，方形土井非常深，“井口直径148—155厘米，井口往下逐渐收缩，小平底略圜，井深586厘米”，井上部原来可能有井亭：“四周平面发现13个柱洞……（构成）类似□井亭’的一种附属设施”——相似的井亭做法在河姆渡遗址中也有发现；在该井的南侧还发现了一处卵石驳砌的浅水井，周圈用卵石驳岸，其北侧还有卵石砌成的不规则踏跺[12]，这种深浅取水井结合出现的形式，使得无论是丰水、枯水时期，其水井的使用都能满足日常生活的取水需求，体现出良渚时期对水井建造已经很有规划眼光[13]。(www.xing528.com)
而属于良渚文化时期的庙前遗址发现的木构水井，其构筑技术非常完善，建造理念非常成熟，是这一时期水井建造技术的代表作品。其建筑方法：先在地面开挖直径4米左右的大坑，然后构筑方形的木构井框架，井架与土坑之间填碎石陶片等，以便于水的聚集与过滤。考古报告描述说：“先开挖一直径约4米的大坑，深约2.3米；再将设计好的长约160厘米、厚约15厘米的木构呈‘井’字形构筑，木构现存高约2米，内围约95厘米×95厘米；然后填黑土，质地较疏松，夹杂大量的水陶片以及石块，可能便于过滤。再填压砂砾层，质地紧密”；“木构内壁在海拔1.5米处木构朽烂较甚，应是当时的水位线”[14]。该木构井架的构筑非常严谨，用砍制规整的枋木上下叠砌而成，枋木的转角搭接处采用半榫交接，很是整齐。考虑到新石器时期仅有石锛等生产工具，这样规整的木构井壁构造实属不易。而井壁外围采用碎石、陶片等填筑，便于水流的聚集与过滤，也显示原始先民在水利方面的经验积累与智慧。
良渚文化时期水井的大量出现，凿井技术的日渐成熟，是与当时的定居生活和农业生产的规模密切相关的。良渚文化时期水井的普遍使用，正是与当时人口增加、聚落密集分布，以及农业生产的需要相适应的。使用水井不仅使村落的选址不受水源的限制，有助于不断扩大原始居民的居住择址范围；同时客观上使生活用水较河塘之水更加干净卫生，有利于人们的身体健康。而另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可以在旱季时节保障生活用水，以及利用井水灌溉农田，以保证农业生产的开展。事实上，早在马家浜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田边用以蓄水灌溉的水井，“如此看来，良渚文化时期凿井技术的进一步提高，是人类适应自然与改造自然环境、促进社会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标志”[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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