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松桃式苗族服饰的历史演变

没有文字的苗族,靠口耳相传,故记载苗族的典籍非常缺乏,尤其是清代以前对该民族服饰的描述寥寥无几。清以后有各种“百苗图”问世,但分类也有不当,甚至将瑶族、侗族等其他民族的服饰也记录在此,需要读者进行鉴定斟酌,要将凤凰松桃式苗族女装的发展脉络理顺,尚非易事。本章只对其发展演变的主要动因进行分析,发现动因可分为内因和外因。

苗族服饰变迁的内因主要是纺织工艺的改进,新材料的使用以及各民族之间的相互渗透。内因导致的苗族服饰变迁是自发的、自觉的,总体进度呈现渐进的或者局部增加的态势。清乾隆年间“缉木叶以为上服,衣短裙”（《黔书》）,至清道光年间的“男女衣俱尚青。女工纺织、善染”（《黔南职方纪略》）,充分说明纺织工艺和新材料的使用对服饰变迁的影响。有关民族之间的服饰文化渗透,《黔南职方纪略》中有“男服汉装,女仍苗制”的记载,在此记载了道光丁未年间（1847年）青苗男、女服饰之差异——男汉女苗,也表达了当时苗族服饰文化向汉族服饰文化之趋同——男胜于女。

苗族服饰变迁的外因主要是历代封建王朝政令或者统治民族的强制同化政策。因外因导致的苗族服饰变迁呈现出明显的被迫性或强制性：纵观中国历史,不乏有以改装易发来达到统治之目的,如清朝的“剃发留头”；据史料记载,自嘉庆元年始,湘西、黔东红苗地区“男苗皆薙发,衣帽悉仿汉人,惟项带银圈一二围……近城女苗间学汉人妆饰”,到清末民初,该地区的男装苗服几乎难寻踪迹,女装也日渐“满服”化。服饰色彩由过去的尚红到“青布裹头,衣尚青布”之“少妇多用浅蓝,亦名月蓝”。民国时期,杨森任贵州省主席时委派官吏、动员学校学生在道路上设卡强制“剪发换带”。除了政府强制以外,还有苗族内部精英所提倡的服制改革,如道光年间苗族举人、黔西州学政杨学沛在娄江、偶里等地区倡导涉及婚姻、乡规和服饰的改革。这个改革主要针对妇女：“上装：衣做矮领,袖长及腕,腰宽大,衣长及臀,左衽大襟,两侧开叉,布扣,束蓝或绿色宽腰带。下装：改褶裙为筒裤。衣裤布料颜色不限。”^[12]此次改革对苗族服饰影响较大,现在的凤凰松桃式苗族女装与这时的服饰已经非常接近了。

从“（红苗）衣帽悉仿汉人”和“青布裹头,衣尚青”,至“上装：衣做矮领……下装：改褶裙为筒裤。衣裤布料颜色不限”,到当代的“（苗地）难见苗服,（苗人）衣着无特别”。在西学东渐、师夷长技、民主共和、改革开放等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社会从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苗族人民从被歧视压迫向解放、平等、自由转变,苗族服饰由封闭、禁锢、标志转向开放、自由、信仰急剧变迁。“苗汉一家亲”,在国家对少数民族政策的刺激下,苗族人民能够在文化平等中与汉族正常交往,平等享受教育、医疗等。通过文化互补,观念和概念的相互渗透,凤凰松桃式苗族女装文化在传统之上烙上了现代化的痕迹,推动凤凰松桃式苗族女装向现代化前进。

在内因和外因两者的相互作用下,苗族服饰的变迁大都呈现男快女缓的态势。从某种意义上说,苗族女性可以说是苗族服饰文化的保存者。

【注释】

[1]杨正文.苗族服饰文化[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24.

[2]獚,古代对我国西南地区部分少数民族的蔑称。

[3]铜仁府,明永乐十一年（1413)置,属贵州布政司。治所在铜仁长官司（后改铜仁县,即今贵州铜仁市)。辖境相当今贵州铜仁市、江口县及万山特区北部地。清属贵州省。1913年废。

[4]同“剃”。(www.xing528.com)

[5]中衣,这里指贴身的衣服。

[6]“班丝”即“斑丝”,杂色丝的织成品。

[7]女子所做的针线、纺织、刺绣、缝纫等工作。

[8]衣服飘扬貌。

[9]采用杨洲老师的时代划分观点（杨洲：历史中近代、现代、当代的分期问题讨论；文见http：//www.sohu.com/a/299060490-788166)：古代为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近代以鸦片战争为临界点；现代以中国共产党成立为临界点；当代为改革开放为临界点。由于对苗族服饰的记载在古代这个时间节点（百苗图的资料均为清代作品)资料不多,基本都是在清中期和清晚期,再加上鸦片战争对红苗区域的影响较小,服饰的改变不多,故在本书中也就将清鸦片战争之前的有关文献资料笼统归纳到近代。

[10]左图拍于贵州松桃山江镇,右图拍于苗族服饰博物馆。

[11]左图拍于凤凰县山江镇（该服饰为山江镇酒店老板娘在2007年结婚时的嫁衣),右上图拍于山江镇,右下图拍于贵州松桃县正大镇,以上服饰均为日常服,年轻人在重要节日才穿,老人们外出时均穿用。

[12]杨正文.苗族服饰文化[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