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苗族服饰有关的历史和文化

苗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自古以来,苗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一起劳动、生息、繁衍,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苗族文化,为缔造华夏文明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有关苗族族源问题众说不一,本书采用的是目前大多数苗学专家所认同的“九黎三苗”学说。“九黎”是中国古史传说时代活动在中华大地上的最早最大的南方部落联盟,蚩尤则是该部落联盟的首领,是苗族世代相传的英雄,苗族长期以来尊其为始祖。“三苗”是“九黎”部落联盟的一个分支,即“三苗”为“九黎”之后裔。

“苗人,古三苗之裔也”（《炎徼纪闻》）,“苗者三苗之裔,自长沙、沅辰,尽夜郎之境皆有之”（《滇程记》）。这说明苗族与三苗之间具有亲缘关系。对于三苗服饰,《淮南子·齐俗训》中有“三苗髽（高诱注：髽,以枲束发也）首”之说：“三苗髽首,羌人括领,中国冠笄,越人劗鬋,其于服,一也。” 晋朝左思作的《魏都赋》云：“髽首之豪,鐻耳之杰,服其荒服,敛衽魏阙。” 南朝王融作《三月三日曲水诗序》：“离身反踵之君,髽首贯胸之长,屈膝厥角,请受缨縻。”古代三苗的文化习俗,仍可从现今苗族的文化习俗（主要表现在发式风俗、巫术文化和鬼神崇拜）上找到相同或相似之处。^[1]历史中的三苗与尧、舜、禹局部是和平,大体是战争,历经尧时代的“窜三苗于三危”、舜时代的“分北三苗”和禹时代的“伐三苗”,最后三苗被禹领导的华夏部落联盟击败,至此三苗一蹶不振,割据两方。一部分迁往西北的“三危”^[2]；一部分则被驱逐到南方至崇山之地,即“南蛮”^[3],依靠荆蛮的聪明才智和浴血奋战建立了我国南方最早的诸侯国——楚国。

楚国在与中原华夏诸国历经春秋战国数百年经济、文化密切交流之后,其主体部分居民大都渐衍为华夏。楚国西陲的荆楚,由于地处边远,受武陵山脉和雄溪、樠溪、酉水、㵲水、辰溪等高山大川的阻隔,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与中原文化交流不多,受中原文化影响渗透甚少,仍长期保持原有的习俗。这部分荆蛮的后裔就是后来操苗语东部方言的苗族。^[4]本书服饰所属之地之一——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在清初为生苗区,后置松桃厅。在《（道光）松桃厅志》中有“地居辰常上游,人多好巫而信鬼,贤豪亦所不免”的记载,足以说明苗族为荆楚后裔,苗族先民为楚国的创建者和主体居民。

战国后期,楚被秦所灭,秦昭王置楚地为黔中郡,统治当地苗族。西汉初年,于黔中地置武陵郡,辖及今湖南、湖北、四川和贵州毗邻区域,郡属苗族有“武陵蛮”之称。此时对苗族服饰记载的文献主要有《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搜神记》《隋书·地理志》。《后汉书》记载：“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5]衣服。制裁皆有尾形。……衣裳班兰,语言侏离……今长沙武陵蛮是也。”这里的“好五色衣服”和“衣裳班兰”描绘了服饰的美艳,表明了苗族“鸟章卉服”（《后汉书》）的特征。可惜苗族的五色衣没有流传下来。可见在秦汉时期,“南蛮”的纺织、刺绣水平已有了一定的水准,《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賨布。”这里的賨布是指从前老式织布机生产的一种土布,也就是说,两汉时期,武陵蛮已将麻布作为贡品上缴,可见当时其工艺和刺绣水平。

三国时期,武陵蛮受制于蜀国。隋朝时期对于苗族服饰状况的记载有：“诸蛮本其所出,承盘瓠之后,故服章多以班布^[6]为饰。”足见当时的苗族先民的蜡染工艺有了一定的成熟度。

唐宋两朝,设羁縻州管辖边远地区,任命少数民族首领担任都督,定期向朝廷纳贡。史书有载穿百鸟衣的“南蛮”酋长拜见唐太宗的故事；《旧唐书·南蛮传》载唐代五溪地区妇人穿“横布两幅,穿中而贯首”的服装。我们在后来的文献甚至今天的苗族生活中仍能找到“贯首衣”和“百鸟衣”的物证。

至元、明、清时期,苗族在政治、经济因素的促使下,迁徙日趋频繁,成为国际性民族,分布于我国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广东、云南、陕西、广西等省和东南亚各国。苗族也历经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领主制进入封建地主制。^[7]

明清时期,土司长时间统治着大部分的苗族,拥有生杀大权。1413年,明王朝为统一政令,削减地方民族割据势力,对土司地区相继推行“改土归流”^[8]。通过改土归流,打破土司时期的自我封闭壁垒,打通汉、苗民族之间的交往,加强了苗族地区之间、苗族地区与其他民族地区以及与王朝之间的关系,促进苗族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历史的伟大变革。《（弘治）贵州图经新志·黎平府》记载：“妇女之衣长袴短裙,裙作细褶,裙后加布一幅,刺绣杂文如绶,胸前又加绣布一方,用银钱贯次为饰,头髻加木梳于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石阡府》记载：“男子绾髻于额,短裙编发；妇人袭青衣,用珠二三串悬于颈上以为饰。”《（弘治）贵州图经新志·龙里卫》记载：“（男子）衣用青白花布,领缘以土锦。妇人盘髻,贯以长簪,衣用土锦,无襟,当幅中作孔,以首纳而服之,别作两袖,作事则去之,杂缀海、铜铃、青白绿珠为饰。”这时,苗族服饰的款式复杂多变,其工艺主要包括纺织、靛染、裁缝、刺绣、织锦、银饰镶缀等,这些环节都包含了大量的民俗和传统技艺。

但在湘西、黔东北的腊尔山脉一带和黔东南的清水江、都柳江流域,既无土司,又无流官统治,交通闭塞,与汉民很少接触,封建统治者特称其为“苗疆”。苗疆腹地山多田少,土地贫瘠,苗族人民广种薄收,仍不能果腹,常以渔猎作为补充,男耕女织。1431年,明王朝命肖绶率汉士兵开始对苗疆进行镇压,沿腊尔山脉边缘设置23个营哨以阻止苗疆地区的苗民外溢。1730年,清王朝在经历27年的武力镇压后,开辟了腊尔山区苗疆,将其分设为乾州、凤凰、松桃和永绥四厅,强制苗疆人民编户纳税。

清中后期,清政府为了加强对苗族人民的统治,强力推行“民族同化” 政策。于服饰而言也做出相应的规定,“无论生苗熟苗,胥今剃发缴械,且变其服饰,杂服蓝白,不得仍用纯黑”,此后苗族纯黑的服饰就少了,一般只是因服装撞色而用,主要用于衣襟、袖口、裤脚、胸兜等处,从我们目前所见的松桃县苗族服饰就可以很清楚地发现这一点（如图1-1-1）。民国时期杨森在任贵州省主席时实行“四不准,一严惩”的政策,规定：凡是少数民族,不分族别,一律按照“四不”要求改装,否则“严惩”。“四不准”即不准男人穿长衫,穿者剪掉,不准妇女着裙子,穿者脱掉,不准妇女蓄长发,蓄者剪掉,不准说本民族的话,讲者处罚。“一严惩”即执行不严者,严加惩处。在政府强压之下,苗服男装改装后与当地汉装无区别,女装舍弃裙子改为裤子。当下凤凰松桃式服饰结构与此时期的服饰结构极为相似。(www.xing528.com)

清朝记载有关苗族及苗族服饰的典籍较为丰富,被苗学研究者常用的典籍有《黔书》《续黔书》《黔南识略》《黔记》《黔南职方纪略》《红苗归流图》《苗蛮图册》以及当时的各地方志。

《黔书》是嘉庆年间出版的图书,为当时贵州巡抚田雯所写,参照贵州山川地理、社会风俗而作,书中有“苗俗”、“苗蛮种类部落”和“治苗”等章节记叙苗族服饰和风俗。如记“花苗”：“男女折败布缉条以织衣,无裣袊窍,而纳诸首,以青兰布裹头。少年缚楮皮于额,婚乃去之。妇人敛马鬃尾杂人发为髲,大如斗,笼以木梳,裳服先用蜡绘花于布,而后染之,既染,去蜡则花见。饰袖以锦,故曰‘花苗’。”清张澍编纂的《续黔书·小蟹》云：“黔为鬼方,即无肠公子郭索横行,彼髽首耳之伦且易而玩之矣。”

图1-1-1　松桃苗族服饰

李宗昉编撰的《黔记》载狗耳龙家“男子以布蒙首,如人辫发以布束结于顶,余布旁结两指如狗耳状”。又载：花苗“衣用败布缉条织成,青白相间,无领袖”,白苗“衣白衣,男子蓬头赤足,妇女盘髻长簪”,东苗“妇人衣花衣,无袖,唯两幅遮前后,穿细摺短裙。男子蓄顶发,短衣背褡”,阳洞罗汉苗“女人鬓发散绾,插木梳于额上,富者以金银作连环耳坠。长裙短裤,或有裙无裤”。

爱必达撰写的《黔南识略·卷十二》记载：黑苗“男女皆挽髻向前,绾簪戴梳,衣服以青为色……女子银花饰首,耳垂大环,项戴银圈,以多者为富,其所绣布曰苗锦”。

《红苗归流图》记载：其服饰,皆短衣窄袖,绔止蔽膝,用红布为裹里以束腰,衣领亦饰以红。妇人无约,止以裙蔽下体。虽隆冬御寒,男女止单衣数层,冻甚则集薪焚之,阖室环向,反复烘炙。出遇风雪则披理以御,男子以网巾约发,带一环于左耳,大可围圆一二寸。妇人则两耳皆环,绾发作螺髻,织篾为笄,以发纬之如蟹,匡施于髻,编以银索绕之,插银簪六七支,髻形若匕。其女之未嫁者,以线贯贝辫发垂后以为别。这里阐述了红苗尚红的服饰特点。

清代有关苗族的记录众多,对苗族服饰记录最为详细最为值得称赞的是以图说方式描绘苗装的《皇清职贡图》《苗蛮图册》《番苗画册》和各种民间图说。这些图说虽然有描绘错误和不精确的地方,并且把今侗、布依、仡佬、彝等民族也归入苗图类,但其彩绘图集和说明文仍不失为研究清代苗族服饰的优秀文本。这些文字和图案资料反映出清代大部分苗族支系的装束各有不同,然亦有某些共同点,如：盘髻插簪,穿绣花衣服,女子着百褶裙、佩戴银饰。

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苗族地区的城乡经济日益活跃,商品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湘西的吉首、凤凰等地都设有外国商品分销处,棉布、棉纱、呢绒等商品充斥苗族地区大小市场,尤以英国的印度纱为最,但苗民还是乐于使用当地产的土布。一是湘西苗族已开始将传统的矮机席地织布改为高机坐织,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土布幅宽也增加了二分之一以上,织物颜色、花样也越来越丰富。二是苗族地处偏远,洋产品长途跋涉,几易其手、价格昂贵,普通苗民无力购买。

苗族地域分布广泛,苗族传统服装款式之多,在其他少数民族中是非常罕见的,当然这种款式变化主要表现在女装上,故此,本书主要研究凤凰松桃式苗族女装服饰。苗族传统女装款式到底有多少式样?虽然有很多的专家做过统计,但到目前为止尚没有非常精确的统计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