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岸：行政力量的标志

芙蓉圩由于是围湖成田，地属两县分管，为了分界而在圩中筑有界岸一道。修筑界岸首先是水利的原因：“阳之田有低于锡者，锡之田有低于阳者，全赖划疆以守，不使邻国为壑。”界岸的规制仅次于大围，面阔一丈，脚阔一丈八尺，高六尺，外加子岸四尺，其宽度相传五马可以并行。界岸具体分布如下：“自甘家闸北堍起至薛家坝东半座止，水口、村基、实岸共计一千五百八十二丈三尺，外界岸在内，系东二十一圩屏障，以捍锡邑高阜之水。自薛家坝西半座起，至狄家坝止，水口、实岸、村基共计一千零一丈四尺五寸，系西十四圩屏障，以捍西圩高阜之水。自横河沟梢起，至界泾坝止，水口、村基、实岸共计三百八十五丈七尺，系政成二图屏障，以捍锡邑高阜之水。”^[140]如此，就将全圩内的高低田进行了分割，有利于防御洪水。在具体修筑时，为了确保坚固，又在其侧加筑抵水岸，“由杨田闸向北至狄家坝连界岸作抵水岸，又与丰北一图相隔，令一图更向上游作下闸坝抵水岸”，由此使得“阳锡既分，东西亦判”，更重要的是在水利上也实现了两县分离和高低分离，“使高处之水不灌入低处，高处不涸，低处不淹，实为两利”。界岸在管理上则由两县具体分段管理：“界岸为圩心大堤，由甘家坝起，至里住坝，两岸夹河，南岸则锡邑人承管，北岸则阳邑人承管。自里住坝过黄婆湾，至杨田闸，则阳邑人承管，由杨田闸至界泾坝，则锡邑人承管。其莫家港西岸则又政成人修之。若杨田闸至狄家坝连接界岸迤而北为阳邑，东西圩界岸全系阳邑，与锡邑无涉。”^[141]至少在表面的规章制度上，将双方的界限划分明确，责任也规定清楚了。

实际上由于地域上邻近导致水利上的相关，矛盾与争端总是存在的，有时甚至连附近属江阴管辖的马家圩（俗称十七圩）等地也往往会卷入到其中，由此使得这里的水利问题复杂化。早年周忱修筑芙蓉圩时，由于其职位很高，总管江南数府事务，因此可以用上级行政力量来解决问题，这些矛盾在当时表现得还不明显。在此之后，问题主要在地方层面上解决，矛盾和争端也就开始增多。万历年间郭之藩在修岸时向上级报告说：“近年卑职遵奉水院治田事例，亦止将本县地方量加增葺，不知本县各圩与无（锡）、江（阴）两县濒湖之圩地壤相接，形势互倚，俱未及行文知会，一起修筑。以故本县之已筑者，虽稍有堤防，然亦随因隔县之未筑者，洪流冲荡，其势同归地浸没废弛而后已耳。”为此郭之藩发出过“地关两县，心力不齐”的感慨。^[142]除了筑岸工作外，戽水亦是重要的矛盾原因，芙蓉圩“自筑圩以来，无通圩戽水出塘法，一遇霪潦，西面田尚可支持，东面则水无泄处，坐以待毙而已。盖圩田高下错出，地广人稠，心力不齐，古人有谋及之者，而格于形势，辄尼不行”。道光二十一年（1841）阳湖县出面，联合无锡县共同行动，“谕饬通圩戽水出塘，移会锡邑，一体遵照。又躬自督率，务期有成，以补昔人所未备，诚法良意美也”。可见在此之前，两县所属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战的局面；以此为开端，开创了“大棚车”戽水的新制度。这次活动是官方主持的，因此效果相当不错，“此次官为经理，民既怀德，亦复畏威，惰者可使之勤，散者可使之聚，功不难以旬日计”。但一旦脱离官方力量的主导而由民间力量自主管理，则情形大为不同，“若概责成圩长，东嚣西叫，坐踞高处者必不乐为低处合戽，效尤观望，此推彼诿，将同筑室道谋，是用不集，不可不虑”^[143]。显示了官方力量与民间力量的能量差异。

关于筑岸、戽水、经费、人夫等问题的纠纷屡见不鲜，其结局往往要由官方出面方可解决，如乾隆十九年（1754）大水，因排水问题，民间矛盾突出，“（佳维）公鸠督西圩诸村落戽水救苗，竭尽劳瘁。而东圩之人志涣议杂，转相构讼，势甚煽动。公据理申诉，卒得直于官，活苗无算，圩人赖以粒食，皆公之力也”^[144]。又道光三十年（1850）大水，“（协占）公立车救田禾，因邻邑人霸阻灌塘成讼，公不惜家财，挺身而出，暨族兄容照、弟子英诸公讼之府庭，而灌塘旧章得定。既又偕堂兄净氛公等刊刻塘簿，俾圩内一切章程，迄今有所遵守”^[145]。而最为典型的事件发生在咸丰年间，“（无锡吴氏）世居芙蓉圩吴慕湾村，毗连阳邑，田最低。逢水灾，为阳邑人牵制不能戽救，圩人患之”。咸丰初年，“（子英）公与堂兄又新、容照、鉴卫督率圩民大修界岸、圩岸，将水灌入界河，挺出外塘，戽救田禾。阳邑人率众霸戽，公遂偕数兄赴府县控诉，府邑尊饬谕阳邑绅董押令阳邑人与公讲和，定‘大则提塘，小则灌塘’八字为戽水永远章程。至今每逢水患，戽救甚便。民之赖其利者已三十年矣”^[146]。以上所述，还只是事关两县，而关于在围岸上开口引水灌溉的矛盾，由于分水不均，更是涉及了三县（阳湖、无锡、江阴）的利益，最终的解决也是由级别更高常州知府出面，颁碑永禁私开水口方得以解决。(www.xing528.com)

据阳邑乡董生员任椿甲、锡邑圩董生员余治、江邑乡董生员谢仲明等赴府禀称：生等阳锡江芙蓉、冯家、十七等圩自明周文襄公筑湖成田，外设大围以御水患，各有洞闸以备戽灌。道光二十年大围溃决，蒙宪拨费修筑，详定以该圩地势低洼，常被水患，永保围岸，不准私开，违者照例治罪。立有禁碑，修堤录可据。讵今夏亢旱，阳邑刘行方、江邑刘春松胆大私开三缺，藉称救田四千余亩。坝截上流潮水，以致下流附近四万余亩毫无勺水，争讼连年。兹特遵谕会议，永守旧章。除禀道宪外，环叩恩宪给示永禁。饬县立案等情，除批示并檄县一体示禁、勒石遵守外，合行给示永禁。为此示仰合圩地保佃农人等知悉，须知芙蓉圩围岸攸关全圩农田水利，嗣后务各遵守旧章，毋得违禁开坝，以杜后患，如敢故违，定即严究惩办，决不姑宽。^[147]

相同的地理环境，分属两县不同境域，其田赋等则却存在差异，亦对当地居民的生活情形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然在武邑者北而稍高，在锡境者南而愈下，而武邑田一亩折平田六分六厘六毫，在锡者折平田七分四厘一毫。高反轻，低反重，故锡民尤苦之。”^[148]经济利益的加入，也使得区域水利问题更为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