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在芙蓉圩地区圩田景观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当地的自然环境是影响其水利、农业景观的主导因素。除了上述的农田、水利景观外，自然环境还深深地影响到了该地区的其他景观，这在当地的生活方式、民俗、管理制度等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清初吴兴祚知无锡，曾多次亲临芙蓉湖地区勘灾，对当地的自然环境、风土民情有较清楚的认识：
庚子四月，余绾章来锡，劝农北乡。抵芙蓉湖大圩，见湖水盈溢，田禾半沉，就堤隙壤集父老丞髦士谒慕公祠毕，乃命小舟棹芦苇，度阡陌，一望中湖雾苍茫，村墟水匝，因知此系昔日芙蓉湖之底，形如坦釜，水进无由外泄。通圩六十里之内，东南一隅属于锡邑者尤为洿下，岁产一熟，名为不麦低田。父老谓余言曰：去年被渰，今复继之。高乡获四五稔，而此处一熟未收，未知将作何状。向来居此地者，不时乏食，最苦里中并无升斗之家可与告急，以谋朝夕，故视藜藿糟粮犹为嘉禾，尝以树皮捣粉为饀，野菜和根作虀，聊以果腹。[107]
清代同治年间的任源祥曾经访友于此地，对当地的生产、生活状态进行了细致的描写：
沟塍纵横，村烟绎络，无贫家亦无豪族。外人入其中，水陆皆不达其中，舟小于叶，遇坝则两人举之，其水阻，亦无常渡，招而应者类此舟也……酉戌间独不被乱，人业相若，舟梁不通，居民以来无盗贼焉。史子避地，自甲申始，所税屋三间，所携妻子数人，残书数卷，日不得再食，吟咏不辍，所与游并不识城县。及有所闻，惟机声昼夜不绝，所见捕鱼具甚奇且备，遂得与世绝矣。此中故不麦，涉冬乃渔，或潦则鱼布以生。稍有桃李桑竹及芙蓉诸草，最盛者杨柳莲花，所在村及水，二者常相依也。其先后各异种，涉五月至七八月间，熏心扇目，五十里皆荷蕖也，此时香不绝于声矣。余既两至其地，一仲冬，观徒手捕鱼；一季夏，饵莲食。[108]
任氏所见已是芙蓉圩在太平天国战乱后的情景，与最初开发时颇有几分相似。在最初草创阶段，芙蓉圩地区“多芦苇，召民开垦，应募不多，仅数姓居此耳”。因此地广人疏，有田可耕，虽无大富，亦无大贫。以后遭明清换代时的变乱，很多人“厌弃城市，挈眷菰蒲深处，作桃源避秦计，因以家焉”，使得人口大增。至清中期人口大增，“篱落稠密，子孙蕃衍，虽屡遭水患，而散而复聚，户口日增。惟是村渐多，田渐少，食指益浩繁，又仅得一稔，民乃益窘”。但由于芙蓉圩地处偏僻（位于三县之交），“民生不见外事，安于畎亩”；自然环境又较为恶劣，因此俗尚俭啬，少有浮华，“终岁敝衣疏食，即嫁娶宴会俱漓薄，不肯糜钱”，甚至于“见人服袍带、买鱼肉，必惊问：‘谒何人，延何客？’若绸绫之贵，山海之珍，有终身不识者”。正因此种环境，数百年间，其风俗居然变化不大，“鸡鸣犬吠相闻矣，而衣短褐食脱粟如故也”[109]。(www.xing528.com)
由于水灾频仍，当地农业生产很不稳定，因此副业生产（主要是纺织和渔业）就显得非常重要，当地人自称：“地瘠故民贫，衣食颇艰，农隙以捕鱼佐生理。”而当湖内灾荒时，“皆纺织为生，捕鱼为命”，尤其是当地的妇女“勤劬同于男子，夜篝灯纺织，虽严寒盛暑不辍”[110]。并且这种行为逐渐演化成一种常态而非临时性救济措施，有许多圩民专门从事渔业生产，甚至由此致富，如蓉湖李氏：
（心传公）讳凤来，字心传。幼失怙恃，依兄业农，祁寒暑雨，公随之耕作田间，无稍懈。我蓉湖为低洼地，多水患，禾苗辄被淹没，居民浚池蓄鱼者多，盖不特因地制宜，其获利亦较农有倍蓰焉。公慕之，乃与兄协谋浚池沼，制网罟以畜鱼为业，而农则不专务矣。由是每岁夏季至江滨取鱼苗，驾艇于江水之上，虽烈风狂潮所不顾也。秋冬两季则又运销鱼苗，或宜溧，或苏杭，或海门，或崇明等处，无一日睱，积数年，家业隆隆起。[111]
村落的分布也非常有特点。由于地势的原因，太湖的村庄大多分布在圩岸上[112]，但对于圩内村庄的分布了解较少。芙蓉圩地区对此也有较详细的记载，其具体的情况是：由于圩民迷信风水，“堪舆家谓圩乡以水为龙”，因此“凡有大荡，必结大村”“荡最大者莫如湖心，而朱、徐、赵、梁诸姓村绕之。次者为东西周两白荡、东西刘两白荡、北陈荡、汤白荡、刘白荡、蒋家荡、龙潭等处，皆有大村领之。万瓦鳞排，与水光相映”。而到了“大湖沟、牌子港、清水河等处”“水无结束，其气散而不聚，村落虽有不甚繁衍”[113]。尤其是在最东部的东洲村一带，由于整个圩田的地势呈西高东低，众水汇集，因此当地的村基筑得高大结实，“惟东洲一隅最高，基与围堤相埒，外有高垄卫之，大水可以无虞”[114]。其村落规模也比较大。
严峻的生产、生活环境，使得芙蓉圩地区形成了一个非常紧密的水利共同体，除了表现在水利设施的管理之上外，还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如共同的周忱信仰、免役权的确认及行政力量的影响等。关于这方面的具体内容，将在下一节中予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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