圩田的起源和发展趋势

太湖地区的圩田，大约起源于春秋时期，自战国至秦，渐有发展，至汉代，进一步拓广。^[4]春秋时期，吴、越两国为了争霸需要，首先在太湖地区进行经营，“春秋时，吴筑固城为濑渚邑，因筑是圩附于城，为吴之沃土”^[5]；或引明代曹胤儒之言：“自范蠡围田，东江渐塞。”^[6]学界一般以此为圩田之始。但此二论皆为后人附会，实难确认。圩田的起源似可更向前追述，如《吴越春秋·吴太伯传》载：“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吴，人民皆耕田其中。”^[7]太伯城方三里左右，而外郭达三百余里，人民又耕田其中，规模非常庞大，与早期的大型圩田形制类似，此城很有可能就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圩田。太伯之城已不可见，但在常州附近，有一座与之时代相近的淹城遗址，从其形制来看，亦是内城与外郭环绕，可算是太伯之城的具体而微者。根据缪启愉的研究，吴地的开发与楚人来奔及楚国开发江汉平原的水利经验传播有密切关系，由此为这一地区的开发奠定了基础。《越绝书·吴地传》中记载有“胥卑虚”“胥主疁”“大疁”“鹿陂”等名称，当是吴国时成片农田的田段称呼，用这些名目命名的田段，实际上都有筑堤围田的迹象。这些地名都分布在苏州的北野和东野，正是低洼之区，应当就是圩田的起源。吴、越先后称霸，正是建立在这种开发基础之上的。之后，太湖地区又经历越、楚及秦代的经营，又有所开发。总体来看，当时整个地区的开发程度还很低，大多呈点状分布，生产力水平也相对较低，大致还停留在“火耕水耨”的阶段。太湖地区开发的趋势是以太湖为中心，从四围高地向近湖沼泽地带进展；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圩田以较为分散的形式继续不断扩展。^[8]

成体系的塘浦圩田，大约形成于唐中叶以后，其是通盘规划、集体力量的产物，这一体系与江南地区历代的军事屯田营田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最早在春秋时期，吴国在固城湖区围田，与楚邻近；越国在古东江水系地区围田，在吴、越边境应当是以军事屯田的形式进行的。三国时，吴国以设立军屯和民屯作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屯田规模相当大，其分布范围包括毗陵、海昌、溧阳等地，尤以无锡以西地区的屯田规模巨大，“赤乌中，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男女各数万口”，并分吴郡无锡以西为毗陵典农校尉，设置专官管辖，大将陆逊为海昌屯田都尉^[9]；在太湖西部的溧阳等县，则省县为典农都尉屯田。左思《吴都赋》描写道“屯营栉比，廨署棋布”“畛辍无数，膏腴兼倍”，规模之大可以想见。东晋时在嘉兴地区置屯田校尉，“岁遇丰稔，公储有余”^[10]。南朝时期，这一开发趋势仍然继续，常熟县旧名海虞，在南朝梁大同六年（540）改名为常熟，正是因为“高乡濒江有二十四浦通潮汐，资灌溉而旱无忧；低乡田皆筑圩，足以御水而涝亦不为患，以故岁常熟，而县以名焉”^[11]。这种变化，反映其圩田开发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之后的唐代也在这一地区大兴屯田，屯田范围相当广阔，“嘉禾土田二十七屯，广轮曲折千有余里”，规模相当宏大，其内部则“浚其畎浍达于川，求遂氏治野之法，修稻人稼穑之政。芟以殄草，剔以除木，风以布种，雨以附根，颁其法也”。李翰的《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赞扬道：

嘉禾之田，际海茫茫，取彼蓁荒，画为封疆。朱公莅之，展器授方，田事既饬，黎人则康。我屯之稼，如云漠漠，夫伍棋布，沟封绮错。朱公履之，勤耨趋获，稂莠不生，螟蝥不作。岁登亿计，征宽税薄，息我蒸人，遂其耕凿。我屯之庾，如京如坻，嘉量是登，方舟是维。赞皇献之，达于京师，饱我六军，肃将天威。畎距于沟，沟达于川，故道既湮，变沟为田。朱公浚之，执用以先，浩浩其流，乃与湖连。上则有涂，中亦有船，旱则溉之，水则泄焉。曰雨曰霁，以沟为天，俾我公私，永无饥年。公田翼翼，私田嶷嶷，不侵其畔，不犯其穑，我仓既盈，尔廪维亿……^[12](www.xing528.com)

随着区域开发进程的持续，太湖地区在整个江南地区经济地位不断上升：“全吴在扬州之域最大，嘉禾在全吴之壤最腴。故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13]唐末五代，吴越偏居江南，对其所占据的太湖流域进行了较为悉心的经营，设立了专门机构对太湖流域的圩田进行管理。见于史书记载的有营田吏卒、都水营田使、营田司、都水使者、撩浅军、开江营等不同称谓，尤以后两者为世人所熟知，吴越天宝八年（915），“置都水营田使以主水事，募卒为都，号曰撩浅军，亦谓之撩清；命于太湖旁置撩清卒四部，凡七八千人，常为田事，治河筑堤。一路径下吴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下淀山湖入海”^[14]。军事屯田也同时存在，如乾祐二年（949）“置营田卒数千人，以淞江辟土而耕”^[15]，同时，太湖地区内筑太湖堤岸，外修捍海塘，在前代的基础上悉心经营，基本形成了横塘纵浦交错的塘浦圩田体系。“于江之南北，为纵浦以通于江；又于浦之东西，为横塘以分其势而棋布之，有圩田之象焉。”^[16]根据郏亶的记载，横塘纵浦共有264条，“其塘浦阔者三十余丈，狭者不下廿余丈，深者二三丈，浅者不下一丈”。相应的圩岸也十分高厚，高的达二丈，低亦不下一丈，可防御大水的危害。太湖地区塘浦圩田体系最主要的特点在于河网有纲、港浦有闸、堤岸高厚、高低分治、塘浦深阔，在整体治理的基础上，注意经常性地维护，“田各成圩，圩必有长。每一年或二年，率逐圩之人，修筑堤防，浚治浦港”，从而使之长期发挥作用。对于这一体系，历代都有较高的评价。对于其具体的形制与措施，在郏亶的水利议论中有比较清晰的描述。^[17]

从北宋开始，太湖的塘浦圩田体系逐渐紊乱，尤其是南宋以来太湖水利的状况恶化，使得原有塘浦圩田体系完全被打破。《宋史·食货志》称：“大抵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此处所言之水利大兴，似当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南宋由于偏安于半壁江山，为供军国之用，必然加强对财赋之源农田水利的重视；另一方面，在大规模开发之下，公私掺杂，泥沙俱见，围湖造田现象日益严重，最终导致水系破坏，水旱灾害频仍。正是从南宋开始，关于圩田水利的讨论进入了新的阶段。历代治水者中不乏有人想要改善此种情况，但成效均不显著。太湖水系的变化与水利环境变动的大背景有关，也是地域开发的必然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治水与治田、围垦的矛盾，置堰闸挡潮与冲淤、排涝的矛盾，漕粮运输与农田水利的矛盾，丘陵地开发与水土流失问题，水利兴工与管理的矛盾等一系列问题，一直得不到有效的解决，也始终困扰着历代治水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