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理上看，夹苧干渎位于茅山山地东侧的低洼地带，其西、北两方向来水一般都汇入荆溪（今称南溪），最终在宜兴分为百渎流入太湖。这一地区的水利形势是：“地形卑下，北有运河、洮滆之水，西有金坛、溧阳之水，南有张渚、湖
诸山之水，群会于荆溪以下百渎，百渎不尽与荆溪相接，西北诸水不能分泄，必致漫溢。”[55]尤其是西面高淳、溧水方向的丹阳湖、石臼湖和固城湖之水，可以通过胥溪东流入太湖，其水量相当丰富，对当地的水利形成比较大的压力。唐末杨行密部将台濛修筑鲁阳五堰，上流通过胥溪的来水有所减少，“至东坝增筑，则上流少纾”，但威胁并未完全解除。茅山东麓汇聚的径流，仍然对当地的水利形势造成比较严重的压力，“然北挟二湖，南潨万涧，金坛、溧阳之水犹集于西”[56]。从气候上来看，当地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降雨量比较丰沛，年平均降水量约1000～1400毫米，但季节分配极不均匀，有将近一半的雨量集中在汛期的6—9月的梅雨季节和台风期间。“或遇五六月山水暴涨，则皆入于宜兴之荆溪，由荆溪而入震泽。盖上三州之水，东灌苏、常、湖也。”[57]在夏秋雨季若遇山水暴发，低洼地区很容易遭受水灾。因此，汇聚、引导山水分泄而出，成为当地重要的水利任务。
夹苧干渎的水利功能在于引导茅山东麓的山水向东北入江，正好可与五堰相配合，减少汇入荆溪的水量来源，从而减轻对太湖的水利压力。单锷认为整个太湖流域是一个有机整体：“自西伍堰，东至吴江岸，犹人之一身也。伍堰则首也，荆溪则咽喉也，百渎则心也，震泽则腹也，旁通震泽众渎，则脉络众窍也，吴江则足也。”在他提出的治水办法中，很重要的一条措施就是“开夹苧干、白鹤溪、白鱼湾、塘口渎、大吴渎，令长塘湖（又名长荡湖）、滆湖相连，泄西水入运河，下斗门入江”，使西北之水不入太湖而改入长江；同时配合上游修复五堰，下游开吴江茭芦之地、立木桥千所，以利湖水入江，构成了其兼顾上、下游流域的整体治水思想。因此，单锷认为夹苧干渎若“依古开通”的话，“则西来他州入震泽之水可以杀其势，深利于三州（苏、常、湖）之田也”[58]。
对于单锷的观点，历史上大多数人赞同，认为夹苧干可以减少上游来水，对于太湖水利有着积极的作用。元代周文英认为：“江阴而东，置运河一十四渎，泄水以入江；宜兴而西，置夹苧干与塘口、大吴等渎，泄西水以入运河，皆委也。……委之不治，又无以导其去之方，是纳而不吐也，水如之何不为患也。”[59]明代伍馀福则更是推崇其水利作用，认为：“盖此计一行，上可以接滆湖而运河有功，下可以远荆溪而震泽无害。锷称深利于三州，以予观之，岂独三州然哉！”[60]清代吴骞在《桃溪客语》中也说道，夹苧干渎泄水入江，“于水势甚便”，并认为“（单）锷之言不诬”，他亦认为此渎一开，“上可以接滆湖而运河有功，下可以远荆溪而震泽无害”[61]。而水灾频发正是河道淤塞导致，“夏秋水发，波涛涌沸，直入荆溪。舟行驶疾，往往覆溺，而孤城当其冲，岌岌可怖，此夹苧干不复之故”[62]。现代水利史专家汪家伦先生也认为，夹苧干渎这条溪河，“构成高水排的控制线，导引茅山东部的冈陂水经江阴通江诸港泄入长江，是减少入湖水量的又一措施”[63]。(www.xing528.com)
但也存在着相反意见。明代归有光作《三吴水利录》称：“单锷著书，为苏子瞻也称。然欲修五堰、开夹苧干渎，绝西来之水不入太湖。不知扬州薮泽，天所以潴东南之水也。今以人力遏之，夫水为民之害，亦为民之利，就使太湖干枯，于民岂为利哉！”[64]归有光认为夹苧干渎在水利上用功能不大。之所以会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这与历史时期太湖整体水利形势的变化有关，需要结合当时的形势具体分析。唐宋之时，江南地区的开发尚不充分，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与水争田，因此开通夹苧干渎、减少上游来水是水利上的必然要求。而到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上游的诸多水利工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入湖水量，如五堰筑坝后，就使得荆溪西来之水大大减少，下游地区就认为：“自溧阳置五堰而宣、歙之水不入太湖，宜兴开夹苧干则湖水西下常州十四斗门，径趋江阴而下扬子江，又崇德坝成而浙中诸山之水来亦纡缓，故太湖之水柔软无力。”而这又导致下游流量减少，流速减缓，在力量上更难与潮水抗衡，结果浑潮带来的泥沙大量堆积在感潮的河流下游，“不能尽涤潮沙，江身渐高，所以旋开旋塞也”。此时面临的问题是下游河道的淤塞导致排水不畅，因此加大径流下泄的流量来冲刷淤积在江口的泥沙，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之一。“古今水势变更，郏亶、单锷之说已难更泥。”[65]世易时移，由此观之，归有光的看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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