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域上看，整个太湖流域虽然属于同一水系，但在其流域内部由于海陆位置、地形、河网特征、地下水位、土壤类型的组合等因素的差异，太湖流域构成了多个不同地理环境结构的自然区域。通常，人们所熟知的是整个太湖流域大致可以分为西部丘陵山地区和太湖平原区两大区域。但综合各种影响因素，从地理学的标准出发，在丘陵山地区内部可分为四个自然区，太湖平原内部也可分为七个自然区，而在各个自然区内部还可以进一步地再加以细分。[15]
而从其他视角出发，也可以有很多划分标准，如从农业结构、市镇等经济因素的角度出发，大致可以划分为“稻作区”（包括常州府属诸县、松江府属西部县及苏州府诸县）、“蚕桑区”（湖州府东部诸县、嘉兴府西部诸县、苏州府属南部诸县）、“棉稻区”（太仓州大部，松江府东部诸县、苏州属沿江诸县）[16]；在行政区划层面，各府州之间的差异也颇大，且不说江苏与浙江两省所属府县的差异，即在同级政区层面，如苏州府和松江府，在水利、农产等方面亦有明显差异；各行政区内部也非铁板一块，如松江府，可以“冈身”为界线分为“东乡”（稻作区）和“西乡”（棉稻区），明代何良俊描述到明嘉靖时松江东、西乡的差异时说：
盖各处之田虽有肥瘠不同，然未有如松江之高下悬绝者。夫东、西两乡，不但土有肥瘠。西乡田低水平易于车戽，夫妻二人可种二十五亩，稍勤者可至三十亩。且土肥获多，每亩收三石者不论，只说二石五斗，每岁可得米七八十石矣。故取租有一石六七斗者。东乡田高岸陡，车皆直竖，无异于汲水，稍不到，苗尽槁死，每遇旱岁，车声彻夜不休。夫妻二人极力耕种，止可五亩。若年岁丰熟，每亩收一石五斗。故取租多者八斗，少者只黄豆四五斗耳。农夫终岁勤劬，还租之后，不够二三月饭米。即望来岁麦熟，以为种田资本。至夏中只吃麄麦粥，日夜车水，足底皆穿，其与西乡吃鱼干白米饭种田者，天渊不同矣。[17]
松江东、西乡的农业生产力、民众生活等都有巨大差异，同时还有滨海地区的独特环境及其变化，如沿岸滩地的坍涨、从盐场到农田的变化等。[18]
以往江南地区的研究主要关注于太湖平原地区，其中又重点关注于苏州地区、杭嘉湖平原和沿江滨海高地平原区，而较为忽视太湖西北部镇江、常州地区所在的湖西平原区。湖西地区除了茅山附近的山地丘陵地区明显不同于平原地区外，这一地区的平原属于高平原，地势相对高亢，一般海拔高度在5～8米；北部与中部地区河道稀疏，灌溉与排水条件较差，尤其是中部较高部位为大片实心地块，水源不足，排水又不畅，是易旱易渍的低产地区。[19]即便少数条件较好的地区如无锡，其农田也细分为“平田”、“高田”和“低田”，其中又以“平田”的生产条件最好。[20]这些情况，显然与人们印象中的江南水乡有所不同。显然，对于这些差异及其所导致的问题，需要更加细致的微观研究。湖西平原区的水利特点，与太湖东部地区不尽相同，除了部分低洼地区需要防备洪涝灾害外，多数地区更要着眼于蓄水防旱。东晋以前，这里的生产条件很差，“旧晋陵地广人稀，且少陂渠，田多恶秽”[21]。湖西平原区主要水利措施是修筑塘坝，早在六朝时期，这一地区的塘坝的修筑已经比较普遍，如南齐建元三年（481），萧子良曾说：“（丹阳郡）旧遏古塘，非唯一所……丹阳、溧阳、永世等四县……堪垦之田合计荒熟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顷。修治塘遏，可用十一万八千余夫，一春就功，便可成立。”[22]这里提到旧遏古塘，显然是早已经有之，其发展情况可见一斑，当时著名的练湖、新丰塘、赤山塘等都已修建，中小型的塘堰为数更多。而在此后，湖西平原区也一直保持着这一发展势头，从宋元时期该地区的地方志，如景定《建康志》、至大《金陵新志》和至顺《镇江志》记载来看，在南宋和元朝时期，宁镇地区兴建的陂塘堰坝的数量，都大大超过前代，这一趋势显然与这一地区高亢田及丘陵地区的开发有关。[23]常州、镇江地区的高亢平原情况与此类似，单锷曾敏锐地说道：“窃观（常州）诸县高原陆野之乡，皆有塘圩，或三百亩，或五百亩为一圩，盖古之人停蓄水以灌溉民田。”[24]运河上著名的水柜练湖，在东晋初年建立之时就为了农业灌溉，到唐代，随着江南漕运的重要程度不断提升，而运河镇江段又水源不足，练湖成为运河的重要水源；为了维持运河水量，又严格限制了农业灌溉取用该湖之水，这导致了比较严重的水利矛盾。[25]为了蓄水灌溉，除了修建较大的陂塘堰坝外，开挖小型的池塘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早在南宋初年陈旉就已提出挖塘蓄水，陈旉的办法是：“高田视其地势，高水所会归之处，量其所用而凿为陂塘，约十亩田即损二三亩以潴蓄水。”[26]这一方法在后来有所改进，并且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元代的《居家必用事类》，将此法作为生活必需知识向人们介绍：“种田作池，蓄水深一丈，可以荫二十种（亩）田，今江南多用筒轮水车以备之，亦须于未旱时早备也。”[27]深挖池塘的方法不仅可以节省耕地，而且由于所挖池塘较深，蓄水较多，还可养鱼，有经济收益，因此明代的徐献忠在《吴兴掌故集》中也极力推崇这种方法。[28]由于这种方法实用有效，后一直沿用，成为江南西部丘陵山区与北部高田地带农田的主要供水方式。塘坝水利的推广和普及，大大改善了高田地带的农田生产能力，也反映了高田地区开发的进步。
地域开发不仅是水利工程建设的问题，也与区域环境、农业经济结构等密切相关。汪家伦在研究太湖流域水利史时发现，各个地区地理状况的差异与水旱灾害的分布特点密切相关，而这些情况又对地域开发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如太湖西北地区的地势差异明显，水体分布不均匀，因此，水旱矛盾错综，既有旱灾，又有涝害，有时交替出现，属于洪涝旱兼有区。明清时期，随着胥溪东坝的筑成，西源基本断绝；湖荡淤浅，围垦日益严重；百渎大多湮塞，下泄不畅。引水、蓄水、调水和泄水机能的削弱，进一步加重了这里的水旱灾害。但从演变趋势来看，干旱越来越成为生产上的主要矛盾。据宜兴、溧阳二县资料统计，1513—1644年间，水灾略有减少，旱灾却增加了3倍。同时，水旱灾害在季节分配上，以初秋旱和秋旱的比率较大。为了适应水源短缺、避免秋旱的威胁，湖西地区在历史上形成了以中稻为主的水稻布局，在水稻品种上则主要是选用籼稻。整个流域东北沿江、东南滨海的高地区，农田用水常感短缺，棉花种植的推广后，大量稻田为棉田所代替，与这一地区旱灾较多有一定的关系。[29]而在太湖以东的低洼湖群区，由于地势低，排水不畅，很容易遭受洪水和内涝灾害，因此，湖东地区的开发也相对较晚。[30]上述情况是环境变化的反映，也是时人对这种变化的适应。从水利史研究的视角来看，也有类似特点。缪启愉在研究太湖流域塘浦圩田发展史时发现，在五代吴越之前，从总体来看，整个太湖流域地区的开发程度还很低，已经开发的地区大多呈点状分布，生产力水平也相对较低。太湖流域的开发趋势，是以太湖为中心，从四围高地向近湖沼泽地带进展；随着社会的进步，以较为分散的形式继续招广。[31]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每当江南地区出现割据或偏安政权，如孙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五代吴越，南宋诸朝，这一地区的开发进程就明显加快，这一趋势可以从江南地区历代县级行政区的设置中看出。[32]
在开发最早的苏锡平原地区，其开发进程也并非线型前进。最早的圩田区出现于苏锡平原区，并于唐末五代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塘浦圩田体系。但从文献中不难看出，在大圩时代，种植结构以一熟晚稻为主；圩田内部存在着大面积的水面，并非是所有的圩内田地都得到耕种；同时，由于肥料等因素限制，往往采用“冬水田”等休耕制度，在已经开发的田地上实行轮休以恢复地力。直到宋代，随着水稻品种改良和复种制（稻—麦或稻—绿肥）的推广，这些地区才开始有效地被利用起来。[33]这些变化的发生，从镇江到杭州南北贯通的运河作用非常重要，一方面，运河是主要的交通运输通道；另一方面，运河也极大地改变了区域水环境，尤其是苏州—嘉兴段，尤其宋代吴江塘路和垂虹桥的修建，极大地改善了湖东地区淀泖湖群低地的水环境，从而为这一地区的开发奠定了基础。在湖西北地区，运河则成为了最主要的干河。镇江—常州段的主干运河开凿较早，宋代还开凿了从丹阳经金坛至溧阳的运河，由此联接荆溪和太湖，构成了完整的江南运河体系。同时，通过诸多河港与长江连接，这些河港除了承担一定的排泄洪水的任务外，更是引潮济运的重要通道。(www.xing528.com)
整个流域东部沿江滨海的冈身高地区，除了北段的江阴、常熟以及南段的海盐等地区开发较早外，其整体经济开发也相对较晚。经济上出现跨越发展，是在宋元时期棉花这一较为耐旱的经济作物传入并广为种植之后，在农业经济结构上形成了著名的“棉稻区”，才达到足以与相邻的低洼平原区相媲美的程度。这一趋势，在政区设置上也有所反映，宝山、川沙、南汇、奉贤、金山诸县（厅），直到清代方才设置，在整个太湖流域的政区设置中为时最晚。西北部高亢平原区虽然开发较早，但受自然条件限制，发展后劲不足。该地区存在垾田这一开发形式，其发展历程正反映了环境条件的限制。而地势最高的茅山丘陵区的生产条件相对较差，长期以来发展较为滞后，至今仍是整个流域中经济中的后进地区。
更应注意的是，江南地区的地理环境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其主要影响因素在于陆地的不等量下沉和沿海泥沙物质的不断堆积。单从地势来看，以今日之眼光，古代的文化遗址应当主要分布在地面高程比较适中的地区。但从现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分布来看，绝大多数聚集在今日的湖荡之间，有些甚至被掩埋在泥炭层之下，深埋在2～5米以下。历代都曾在地下或湖中发现宋代以前的文化遗址和文物，最典型的如阳澄淀泖湖群，以及滆湖等地区，这些都是该地区陆地沉降及水系格局变化所导致的。[34]与之相似，冈身以东的滨海地区行政区划的设置与变动，也与这一地区河口的外延与海岸线的不断变化密切相关，这使得沿海滩荡地不断扩展，由此导致生产方式由盐业生产转向农业生产，棉花种植得到推广。江南地区的其开发是渐进的，内容也相当复杂，同一荡地，也有西熟、稍熟、长荡、沙头的区别：“西熟、稍熟，可植五谷，几与下田等；既而长荡亦半堪树艺。惟沙头为芦苇之所，长出海滨，殆不可计。萑苇之外可以渔，长荡之间可以盐。”在最初开发的时候，“税轻役简……税无赔累，役无长征”，结果是土地私有制发展迅速，“沮洳斥卤，遂为美业，富家大户，反起而佃之。名虽称佃，实同口分，灶户转为佃户，利之所在，人共争之，势使然也”。[35]
图1 沿海荡地开发示意图
资料来源：据刘淼《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8页附图改绘。
以上从太湖流域的开发进程入手，探讨了江南地区的开发模式，重点讨论了西北部丘陵山地区和东部冈身高地区的开发过程。可以发现，江南地区的开发进程虽与斯波义信所提出的开发模式在宏观过程上确有一定程度的相合之处，但在微观地域过程中绝非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在这样一个流域范围内，即使处于同一流域之内，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进程仍然有着不小的差异；同时，区域环境亦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其影响也不容忽视。斯波义信所提之模式确有启发意义，但在探讨这一问题时，还应当进行更为深入具体的研究，否则容易忽视地域差异性，从而忽视了历史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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