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前面的论述可以发现，长江口蟹类的分布转移反映了这一地区江海形势的变化，苏州地区长期流传的状元谶与娄江的通塞状况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充分体现了环境变化及其响应的密切关系。从江南地区现存的文献来看，类似记载环境变迁的历史文献材料是相当多的，仅仅与潮汐有关的谶语就不止状元谶这一条，在江南地区经济、人文繁荣的松江府、常州府等地方也存在类似的谶语。
松江府地区，清代叶梦珠记载道：“旧闻民谣云：‘潮到泖，出阁老。’嘉靖辛亥，潮到泖，徐文贞公大拜。崇祯初，机山钱先生大拜时，潮亦到泖，可谓屡验矣。至近年而泖上之潮与浦中无异，即近泖支河，无不浸灌，而吾郡无拜相者，不知何故。”[118]这里是以明代徐阶和钱龙锡入内阁之事来反映松江府三泖一带的水利形势变化，其谣性质与谶语相似。此事亦见于当地方志记载：“明夏忠靖浚范家浜以通黄浦，自是浦渐深阔，嘉靖年潮始到泖。”至清代，随着黄浦江的不断发育，“乾隆初……潮汐渐急，南泖已多涨滩，中泖亦浅。至嘉庆初年，南泖尽成膏腴”[119]。通查历史可知，直到元代之前，黄浦江水系尚未完全形成，三泖地区仍是不通潮之地，元末陶宗仪记载道：“（至正）甲辰六月二十三日夜四更，松江近海去处，潮忽骤至，人皆惊讶，以非正候。至辰时，潮方来，乃知先非潮也。后见湖泖人说：‘湖泖素不通潮，忽平拥起，高三四尺，若潮涨之势。’正与此时同。又闻平江、嘉兴亦如之。”[120]其原因即是入海口形势的变化：“海口老鹳嘴向来横亘吴淞海口，近为潮水冲决，日就坍毁，以至潮汐直入，无纡回之势，故所被自远，殆不可以风水论矣。即如潮泛朔望，旧以午时为准，今邑城之潮，参前将逾一时，是其明验也。……按府志自海潮决李家洪去吴淞江口南二十里，潮信遂早数刻，故浑潮日至，泥泞日积。”[121]显然，这一谶语可以较为精确地反映出黄浦江上游干道的形成应当是在明代中期的嘉靖年间以后，而这一推测与黄浦江河道形成的现有研究成果完全吻合。[122]在松江府城内的日月河，也有相关的状元谶，“云间占谶云，日月河通出状元”。明成化年间兴工开通，“成化乙巳丙午间，知府常山樊侯莹议疏通之……未几，钱福果状元及第”[123]。弘治三年（1490），钱福应验此谶。常州府也有修城门楼出状元之说，只是由于状元人数较少，不像苏州的状元谶如此灵验，因此流传不广。
潮汐现象严重影响了江南地区的河流水文状况，并进而影响到人们的认识，导致了有违常识的记载。对于这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明代姚文灏的一段议论显得特别有意义：
旧见毗陵志叙沿江诸港，皆自外而内，自下而上，倒置源流。私怪近世作志者不识水道，比于汩陈。不意江阴旧志亦然。夫三吴水道皆西出于山，中潴于泽，东北注于江海，源流甚明。何乃类云自大江而入，南经某处某处耶？似以诸港皆出于江而流入于漕渠，若荆州沱、潜出于江、汉之类，悖亦甚矣。此必前代初作志者见诸港腹里之源千支万派，交流错注，难为本始。而其入江之处却有头绪，易于识别，遂据彼叙起，不顾其以尾为首，而后来续者志承讹踵谬，莫觉其非也。然观其初，似亦知诸港之不可以江为源，故于黄田港、夏港犹云北引江潮而入。若曰自江而入者，潮耳，非流水也。至于石头、蔡港而下，遂忘其初意，略去潮字而直云自大江入矣，可乎哉？由仆之说，记黄田者当云：东引长河，西至九里河口折而北贯城中，出黄田闸北入江。旧志乃云北引江潮贯城南出，折而西截蔡泾与夏港合流，以达于漕渠。记夏港者当云：南引五泻堰，过青旸北，止山塘河口，折而东过
镇，出蔡泾闸北入江。旧志乃云北引江潮，南出蔡泾，折而西南过
镇，截山塘，又折而南，历青旸，至五泻堰，以达于无锡。且夏港自西南来，出蔡江而入江，黄田自东南来，贯县城而入江，二港相距九里，各自入江。昔人于九里之间凿渠，以通舟楫，遂以九里名河。是二港自二港，九里自九里也。而旧志之记黄田，乃舍其东南之源，而假以西南之派，且并吞九里。又以上下各二闸，若本为一港者，彼岂知三水各有派而二闸本不相沿乎？此其大者，余可例推也。由是言之，则前记所叙谬戾多矣。嘉定开河记云，暨阳北通大江，其港与河接者多置水门，语意似谓黄田、夏港皆大江之支港也。又云导河自城
南出黄田，西距五泻。大观记亦云黄田港北引大江，贯城中，南出于郭，逶迤截蔡泾。又云昔人即港口为上闸，又即蔡泾为一闸。夫谓黄田为上闸者，谓水于此来也。云导江水而南被，由黄田港距五泻堰而为漕渠，吁！漕渠果江水之所为乎？若是者，皆为首尾倒置，支派混殽，同归于当为汩陈，似宜删去，但存其他，识废置岁月可也。最后得曹崈氏札子，其略云：江阴地势最卑，当运河下流，其水自常州经申港、利港以入于江。又云丹阳练湖、白鹤溪诸水，西自常州而来，入于江阴，其南太湖、梁溪皆溢于运河，自五泻堰奔冲而下申、利、夏港以出于江。不意诸志舛逆之余，复有深明水道自源而委秩然灿然如曹氏者，贤于人远矣。噫，微斯人，几于无征矣。[124](www.xing528.com)
姚文灏以自己的亲眼所见，揭示了当时人们对于潮汐导致的河流倒溯的自然现象的认识与理解。由于其认识还达不到现在的科学程度，又缺乏实地调查，由此导致了姚文灏在记述河流时的谬误。这种记载方式是时人对于当地环境变化结果的感知，也正是宋代以来该地区的水利环境变化的真实反映。由于吴江塘路和上游各地的水利工程（如东坝）的修筑，导致太湖来水减少，西来清水不敌浑潮力量，使得河网水系发生了变化，“今西水径从浦泻，不能曲折灌输，惟引黄浦来潮以资灌溉。浑潮既肆，沙壅益易，日久月深，必致中梗，则蓄者愈湮，泄者亦壅”[125]。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惟西北来源水清而弱，浦潮则浑而强。向时通浦之港以浦为委者，今惟浦水为来源”[126]。
当时许多地方志的修纂者就已经认识到这个现象，针对当地河流的状况难以分清源委的状况，发出了“自浦潮倒灌，而邑境之水难志一即记录记载之意”的感叹。金山县的乡界泾，“泖港以北为米市塘，南为乡界泾，昔通利时，南承运石河，西承张泾之水，北流出浦”，即乡界泾原本是由南向北汇入黄浦江，可是“自高家泾、张泾淤塞，惟藉浦潮内灌”，结果导致“华志以为从南入也”。[127]与之类似，同治《上海县志》的作者在记叙该县河道时，也为此事大伤脑筋，他们都知道河流的实际情况是水由西向东流，“上海附郭诸河源由横泖、蒲汇、横沥、蟠龙东注肇嘉浜，分达内外城河，东泄于浦”。但由于水利环境的变化，“今上流久塞，绝无源头活水，潮汐一退，涸可立待”。因此，在具体表述方式上不得不有所变通，“故论水者不得不记潮之所至，以资利用；更求决排之术，引太湖不竭之源，多设闸座，时其启闭，庶尽旱潦之备而享百年之利焉。案前志自语儿泾至龙华港皆据上流，称入于浦，此不易之书法也。乃自上流淤塞，绝无来源，转恃黄浦潮水为来源。邑人采访者，耳目见闻，不能及远，率以浦口为据，沿流溯源，或亦一道乎？为一邑志止能就一邑形胜言，东南大局固非区区邑志所能尽，姑依而书之而此矣”[128]。同治《上海县志》和光绪《松江府续志》在记述汇入黄浦江的各条河流时，都采用的是（某河、某浦）“纳浦潮南流”“纳浦潮北流”的书写方式，类似的书写方式在感潮地区的方志中还能找到很多。在光绪《松江府续志》中按此记有38条河，但府志资料因地域范围较大，所载可能并不完全，在民国《上海县志》中，仅上海县此类情况的就有50条河。
显然，以上文献的记述正反映了当时人对于当地环境变迁的认识。时人对于这一地区水利环境的变化已经有所感知与关注，并按其自身的认识与理解将这一变化记载下来。这种地方性环境的描写方式即承载有环境变迁信息的特殊历史书写方式，恰恰是以往较少被注意的。这类信息往往是作为地方性知识而存在，甚至以谶语这类带有迷信色彩的方式来被记载和传播。所以，充分发掘和利用这类资料，对于促进这一地区水利环境变迁的研究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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